1
科学精神，并不是自然和人类社会与生俱来、天然永驻的专利。
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
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
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
这是上个世纪之初，诗人郭沫若屹立在地球之巅的“放号”(《凤凰涅槃》)。我以为，这其实也可以视作是人类不具或丧失了科学精神时，必然陷入的宇宙图景，而彼时的社会景象将更惨不忍睹：人将非人，国将不国，地球村将非地球村;唐诗宋词没有格律韵脚;罂粟不再被视作有毒;卫星无法上天，电脑丧失功用;毕昇、张衡、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巨星也不再闪光或不可能出现。
科学精神是正直生命的脊梁，是灵与肉的和谐结合。善，本应该是科学精神的指向。人类社会走向现代，走向太空，走向浩瀚，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良好的行为习惯，抵御虎狼的“病毒”和物质的羁绊，发现自然和社会规律，乃至转入桃花源……人类社会每一次玉兰花般芬芳的进步，每一项旭日般辉煌的上升，都是科学精神开的花、结的果。
青山不老，绿水长流。1907年1月20日清晨，发现元素周期律的化学家门捷列夫辞世了。噩耗震惊了整个俄国社会。葬礼空前隆重。哀乐低徊。在通向沃尔科夫公墓的道路上，缓缓移动着的是肃穆、哀伤的人流。人流高擎着描绘了巨大的元素周期律表的横幅。横幅逆着北风，呼啸摆荡，恰似一只逆风飞舞的火凤凰，象征河山般不倒、不朽的科学精神在启示未来。
科学精神可以偶然“感冒”，却不能“瘫痪”倒地，更不会“死亡”。
天地悠悠，前可见高扬科学精神的先人，后能见践行科学精神的来者。
科学精神永生。
为什么我们的眼里常含着泪水，
因为我们对科学精神爱得深沉……
2
科学精神不是物质，却能让我们感受到迷雾中灯塔的亮光、盛夏林间溪流的清凉;不是空气，却能让我们感受到空气的空灵、洁净;并非彩云，却能让我们感受到祥云的神奇、飘荡。
科学精神在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所谓的“实”，就是客观事实、客观真实。科学精神的最高境界就是追求、发现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科学精神注重实践、实验及其检验。科学精神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
被恩格斯誉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达·芬奇，之所以是达·芬奇，在于他能够一直注重对自然界的观察与实验，一直坚持科学精神。
曾记否?面对新世纪之初SARS的袭击，病原体来自哪里?动物是不是“元凶”?会不会“野火烧不尽”?人类如何面对可能卷土重来的病毒的袭击……如何对待这些悬念，在当时，是对世人能否坚持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最严峻、最现实的检验!
科学精神是一种无畏的、坚定而勇往直前的、向上的精神。物理大家狄拉克的最大贡献是1928年写出了狄拉克方程式。这个方程式奠定了今天原子、分子结构的基础，定性地解释了电子为什么像陀螺一样自旋，定量地说明了电子为什么有自律，可谓“性灵出万象”。
可是，这个方程式所得出的解有一些负能，这是时人所无法接受的，受到了包括大物理学家玻尔、海森伯、泡利在内的很多人的冷嘲热讽，他们断言其绝对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方向。面对困境，尽管科学两个字好“辛苦”，科学精神却没有退路!狄拉克确实没有退缩过半步，可谓“风骨超常伦”。他给自己加一加油，擦一擦汗，又朝既定目标进发了。
到了1931年，他终于又推出一个叫反粒子的新概念。他认为，宇宙里任何一个粒子，都必然有一个与其对应的反粒子。这个新概念走得更远了，在物理学界又掀起了轩然大波。真是苍天有眼，翌年秋天，正电子被美国物理学家安德逊发现，狄拉克方程式才被人接受。
科学精神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犹同唐朝诗人刘禹锡笔下碧空排云上的“秋鹤”，常常成为现实中的反潮流精神。在那场SARS肆虐的日子里，黑云压城城欲摧。逆流而上，不仅如履薄冰，更可能身败名裂。在这样的关头，抗SARS的领军人物钟南山院士没有犹豫，表现出坚持科学精神的铮铮铁骨。他说：“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学术上就只讲真理，只认事实。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事实跟权威的说法不一样的话，我们当然首先尊重事实，而不是尊重权威。”可谓沧海横流，尽显科学精神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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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不仅在于明察秋毫，还得敢于纠正伪科学的错误。相信绝对化，不体现辩证精神，不与时俱进，没有秋水文章不染尘的澄明，不具白云悠悠飘蓝天的深远，都不属于科学精神。残害生灵，荼毒环境，张扬罪恶，欺世盗名，腐败堕落，都是对科学精神的反动!
科学精神更是一种忘我精神。科学精神的“忘我”境界，与庄子嗒然若失的忘我，人蝶不辨的忘我，虽然不尽相同，然同样臻入了迷人的境界。
科学精神是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因而，科学精神必然会体现为一种信仰。这是一种对美对真对善的顶礼膜拜，甚至是比宗教更虔诚的信仰。这种信仰通常还演变成一种情结，恰如水汽凝成水珠一般，会释放出一股锲而不舍的“革命性热能”……
有一种英雄叫天使，
有一种精神叫科学，
有一种信仰叫捍卫，
有一种事业叫忠诚，
有一种倒下叫站起，
有一种追求叫献身……
科学精神更是一种为国家民族为人类为真善美而献身的精神!
邓稼先先生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是生前默默无名的核物理学家、“两弹元勋”。他长期无怨无悔地在条件恶劣的“外地工作”，最后因罹患直肠癌，经三次手术不治身亡，年仅62岁。杨振宁先生在其文章中称，“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
科学精神是人类人文精神的精髓。科学精神本是最大的政治。
人类社何以不至于灭绝?人类社何以总能前进?全赖滚滚红尘中，有雄起的科学精神贯注其间!
4
别以为科学精神总能够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科学精神一样有花开花落、云去云飞，一样有情感和理性的起伏跌宕、回旋撞荡。
十年磨一剑，不敢试锋芒，
再磨十年后，泰山不敢当。
这首诗是数学家王梓坤《科学发现纵横谈》一书的结语。王教授在教研之余，伏案十载，三易其稿，终以科学精神写成了这本出版后影响日广的薄薄七万字的小书。吟咏此诗，你难道不被诗中融入科学精神的认真、谨慎、坚韧和豪情所感动吗?
科学精神常常与欢乐相伴随。欢乐是对坚持科学精神、创造成功者的奖赏。阿基米德在躺入澡盆的一刹那，发现了浮力定律，苦苦求索的皇冠是否纯金的课题迎刃而解。欣喜若狂的他，顾不得赤身裸体就欢呼着跑上了大街。
科学精神并非在任何时候皆占“上风”。太平盛世，科学精神常体现为忧患;离乱岁月，科学精神则表现出拯救。科学事实经常会带来“双效应”：既可教坚持科学精神者胆壮，也能使惧怕科学精神者胆寒。当面对的敌手是势力强大的“病毒”时，与科学精神相伴随的，还可能是献身的悲壮。
科学史上有一个常读常新的例子。在黑暗的中世纪，反动教会把“地心说”写进了基督教的教义。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出版，使中世纪神权统治的基础开始动摇。意大利哲学家、诗人布鲁诺，不但全面继承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而且大胆地传扬：“宇宙是无限的，其中的各个世界是无数的，宇宙只有统一的法则，却没有中心。”这些革命性假说，如同雷霆，彻底摧毁了神学庙堂，教上帝顿失藏身之所。
布鲁诺成了天主教会的眼中钉、肉中刺。1592年，罗马宗教裁判所终将布鲁诺逮捕入狱，施以酷刑。布鲁诺宁死不悔，浩气凌云。1600年2月17日，日月无光，寒风呜咽，丧心病狂的宗教裁判所，在罗马百花广场燃起熊熊烈火，将关押了8年之久的布鲁诺活活烧死。高扬科学精神的布鲁诺，成了近代自然科学悲壮的殉道者。
科学精神是与时俱进的。与科学精神水乳交融的，更有怀疑。创立解析几何学，将“最为抽象的思维活动(代数)以可以视见的方式(几何)表达出来”，杰出数学家笛卡儿说：“为了来到真理的面前，……能怀疑多少，就怀疑多少。”
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
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
这是数学家华罗庚先生读唐诗人卢纶名作《塞下曲》之后所作的《塞下曲质疑》。其实，怀疑精神如同空气，也一样弥漫在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
科学精神中的怀疑，往往起始于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惊异。怀疑导致了科学关注、实验及鉴定。怀疑是揭开科学难题的手，是逾越科学障碍的腿，是使江河解冻的风。科学精神因怀疑而愈加昂扬;科学精神因怀疑而无坚不摧。重温科学史，就知许多科学家本身就是怀疑精神的化身。
科学精神是有血有肉的。温暖的良心，现实的回报，时常表现在科学精神中。被誉为“菲律宾的袁隆平”的华裔科学家林育庆教授，是袁隆平教授在国外的第一个传人。他在回答何以袁隆平会将菲律宾作为杂交稻海外推广的第一站时说：“400多年前，有个中国商人来菲律宾经商，将番薯带回了中国。后来每遇灾荒，番薯就成了救命的东西。400年后，袁老师为回报菲律宾人民，将杂交水稻首站引进了菲律宾。”
当爱因斯坦将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体系打得七零八落、散成一片时，发表了这样一段向牛顿致歉的名言：
牛顿啊，请原谅我;你发现了在你那个时代所能发现的唯一道路。这是作为一个人所能实现的最高的思想成果和创造能力。你建立的种种概念，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在物理领域内指导着人们的思想。但我们知道，如果想达到更深刻的理解，这些概念需代之以远非人类直接体验的其他内容。
爱因斯坦的歉意，表达了对先辈科学泰斗的理解和敬重，表露了科学事业由于新陈代谢、吐故立新而产生的必须忍受和包容的无奈，更展示了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所必须具有的包藏宇宙、吞吐古今的博大胸襟。其实，这行为本身就是形象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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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给科学精神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文明、健全的标志。
科学精神是必须矢志坚持的。然而，科学精神不可能总是一尘不染的，即便鹤立鸡群、独立寒秋，也同样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甚至污染。社会环境一旦荆棘遍地、蒺藜丛生，坚持科学精神不仅困难，甚至会危及性命。
就像人甚难一辈子皆做好事一样，即便再伟大的科学家，也未必一辈子都能坚持科学精神。当经院哲学家说太阳哪会有黑子，必定是伽利略的望远镜出了毛病时，当他们说伽利略的学说是异端时，当1615年伽利略终于受到罗马宗教法庭的传讯，红了眼的教徒要像15年前烧死布鲁诺一样也将伽利略烧死时，伽利略便再也无法坚持科学精神了，被迫声明与哥白尼学说决裂……
1642年，伽利略于意大利去世，恰是这一年，牛顿在英国出生。
牛顿于1687年发表了科学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部著作通过方程式、数字和文字，睿智地揭示了浩瀚星汉等物体的运动规律，将无限、神秘和变幻的风云纳入了薄薄的纸页，同时也使牛顿一跃成为横空出世的科学巨人。英国诗人蒲伯的诗句，这样表达了时人对牛顿的评价：
大自然及其规律，
隐匿在黑暗中。
上帝说：“让牛顿出世!”
一切便都分明。
然而，即便如此伟大的牛顿，晚年却也步入歧途，以本可继续产生科学大建树的无数宝贵光阴，沉湎于神学研究，而且还得出宇宙间万物运动的推动力来自于上帝。这真是荒谬绝伦的结论。
聪明人犯的错误必定是非同寻常的错误，其后果也必定与常人有天壤之别。一旦丧失科学精神，结局何其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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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有科学还是先有科学精神?是科学中有科学精神在凝聚呢，还是科学是科学精神的结晶?科学与科学精神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这是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从科学史看，科学精神的坚持和光大，往往是以科学为前提的。
开普勒自读大学始，就一直是哥白尼“日心说”的信仰者，而这无疑是他终能谱写出天体运动交响乐章的大前提。
科学精神其实也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给尘寰送来鲜花、橄榄枝，也可以给人类带来血腥灾难。结局如何，完全取决于剑执谁手。
广岛之蘑菇云、海湾战争的硝烟、“9·11”罹难、伊拉克战争……其中难道没有人打着科学精神的旗号吗?就没有人在利用科学精神吗?
阵阵颦鼓依然动地，血腥战歌依旧频传。
地球村人，难道不该深思，不该警钟长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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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永远以宽阔、深远、公正的自然为活动背景。
科学精神本身就蕴含着自然的风光霁月、澄澈空气、佛光蜃楼、长河落日，蕴含着自然的孤舟蓑笠、低吟浅唱、望穿秋水、长亭短亭。
科学精神与自然的激发式相互映照、影响、渗透和融合，多在人类痛定思痛之后。
我们的科学精神与自然之间，依然存在着“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我们的自然，天然地成为人类能否坚持、高扬科学精神的舞台。
20世纪50年代，美国曾大量生产并使用化学杀虫剂，野生动物尸横遍野。美国海洋学家、瘦小文静的蕾切尔·卡逊女士，以大无畏的科学精神，撰写出醒世之作——长篇散文《寂静的春天》，首次提出了“环境保护”这个愈来愈强力影响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圣词。尽管书出版后，对卡逊女士的疯狂围攻、控告和威胁，已成为反动的历史云烟，然而，卡逊女士在书中所写的关于“死寂的春天”的“明天的寓言”，依然可能成为地球村的现实。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若依然不恪守科学精神，依然一意孤行，依然不建立新的、现实的、可行的“自然伦理”，必定会遭受自然有情有理的更大的“反作用力”式的“报复”。
是否能够打破“人类中心主义”，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将最终成为衡量我们人类在总体上是否坚持科学精神的终极标准……
2012、5、15 于珠海，夏天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