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作了几十年的城市并不是我生长、求学的城市，而离开我的家乡南昌城，已经快有五十年了。在我工作的城市西安，有我一茬一茬的同事、朋友、学生、种种社会关系和撕扯不开的家。那是现在进行时的，鲜活而充满动态感的，掺杂着种种功利的人际关系。在我的家乡南昌，有我的亲友、同学、老师。这是经过岁月沉淀的、回忆中的、没有利害只有温馨的人际关系。
在西安生活，总有许多无形的手拉着你，许多无形的绳索缚着你，永远的上班、会议、约见、电话、字债、文债、聊天、聚餐，还有对自己强制性的锻炼，都伸出水母那样长长的触手，固执地要来吮吸你，强迫你服从，强迫你就范。如若不然，就可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触动了背后的那张网，损伤某个人、某种力量。
回到家乡这座城，感觉好多了。跪倒在被野草包围的母亲墓园前，那种自责、自疚、自励的感觉，围坐在亲友和同学中间，议论那些少不更事调皮捣蛋的日子，拜望几位长着长长寿眉的老师，一页一页翻检着别后的岁月和镶嵌在那些岁月中的师友，我感到我无时不刻在触摸着、解读着人生本体、生命本体。我在生活，在过一种人人都过着、却常常忽略了，甚或歧视着，又人人最后都想过的日子。
但乡关何处只是清静呢?因为不常回来，每回一次，必须和一些老亲老戚老友老同学打招呼、见面，以使自己的思乡之情得到释放，但打招呼和拜望又是有潜规则的，给这个说了不给那个说不好，给那个说不给这个说也摆不平，邀请的面滚雪球似的扩大，最后只好所有的人齐齐过一遍。一旦通知了亲友，他们必须要按惯常的礼节，组织聚会、聚餐，这又是有潜规则的。谁谁不能不来，谁谁不来不好，于是陷入无休无止的相聚和吃喝中，被无休无止的说话规矩和礼仪规矩所强迫。疲劳着你的胃，损害着你的兴致，消耗着你的亲情，直到最后，再也无法胜任这种爱的包围。真是温柔而幸福的死亡。于是想逃离，希望能从这一切社会习俗之膜中蒸发出去，把自己冷藏起来。
首先是逃离公务会议按规定给我安排的这个宾馆，换到滕王阁园子里的宾馆。这里一般人进出要买门票，门票是一道隔离柏林墙。在现代社会，清静的独处是需要购买的。好，那我便自己掏钱吃住，购买清静。
我精心编造了一个谎言，说是有位朋友邀我去宜春玩三天。为了不说漏嘴，我专门去市图书馆查阅资料，了解了宜春的名胜古迹、主要景点，围绕这个谎言拟了一个详细的时间表，哪一天上午到哪里，下午去何处。准备重新浮出水面后，能详尽生动叙说我的宜春见闻。
2004年11月8日早8点，我给远在西安的妻子打了准备蒸发的电话，关了手机，也没有任何人(包括妻子)知道我的宾馆电话。萧云儒正式蒸发了，从所有的同事、亲戚、朋友、同学，从家人和单位人的眼中突然消失了。所有和我构成社会关系的人也从我面前消失了。我把自己从生存网络中剥离出来，这座曾经熟悉的城市也便变得陌生。我决心三天不说家乡话，变成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外地老头，一个旅游者，在这座城市无牵无挂的转悠，神神经经的寻觅。
第一天下午，开始用脚步丈量我的故乡。我从滕王阁出发，沿八一桥的胜利路，穿过步行街，游荡于万寿宫的小市场，在这里补了一次衣服，吃了从小垂涎的小笼包子，然后从洗马池西行，来到瓦子角、高桥。当年高桥曾是棚户区，南昌火灾的数量质量均以这里为最，而今街两边严严实实排列着豪华的楼群。记得高桥以南的街心有个“六眼井”，是一个两米见园的水井，上面用麻石做成六个小圆形的井口。真好，五十年过去，仍保持了这个地名。
“六眼井”左边，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有口“三眼井”，朝西拐进小巷，便到了可以通往神经古塔的系马桩。这便进入了我童年生活的圈子。我家住在太史第，吃水就是由挑夫从“三眼井”汲的。他像迈舞步那样一闪一闪挑着，桶里的水有节奏地溢出，在石板路上印下一长串水花儿。那幢在抗日战争之后重修的二进回廊前后两个院子的家，早已湮灭在岁月之中。系马桩连接着的神经塔、羊子巷、松柏巷，还响着我童年穿着木板拖鞋囔囔囔的足音，只是路不再是石铺麻条的了。那上面应该依然有我赤脚走过的足印。我在这里爬过树，偷吃过天主教堂里又酸又涩的青桃子。在这里逃过学，为的是去收集一些木质材料和铁螺丝，好完成我设计了很久的木制自行车。
每天上下课，我会在这些街道上好奇地看一个胖子老头刻印章，看铁匠铺打铁，铜匠焊壶，看山东侉子在一个和我差不多高的炉子里贴葱油芝麻烧饼，看茶馆卖早点的师傅，用半米长的筷子，从油锅里夹出炸熟的油条、“二来子”(回锅油条)、牛舌头、麻园。也挤在人群里听过邻家的某位大婶披头散发当街坐着，用刀砍着一截柴火，边哭边骂边唱边撒泼，咒驻她的仇人。
这一切，是都过去了。过去了的这一切，又是多么神奇的由贫穷丑恶变成了美妙。
然后我朝北走出系马桩，沿东湖、百花洲到水观音亭。灯影初上，在这里的湖水绿荫、曲径亭榭之中，十六七岁的我最早萌生过对一位异性的爱慕。什么都记不得了，只记得她纤细白皙的手腕上戴着一块很小的表。中学生带手表，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何况是精巧的女士表。那表和那手腕，当然还有她的风姿谈吐，她在和我相处中表露出青春的愉悦和忸怩，使我产生了从未有过的那种对生命美丽、女孩美丽的感受。她很快去了香港，(这可以解释她为什么会有那表)，至今音信杳无。但她和这湖、这洲永远叠印在了我的记忆中。
也是在这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我们家由赣南避难几年重又坐船顺赣江而下回到南昌，五岁的我跟舅舅在东湖边玩，亲眼看见七八个日本军人列队跪在湖边，一个个用匕首跑腹自杀，扑通扑通坠落湖中，溅起带血的殷红水花，我吓了，没命往回跑，连着几夜梦见血水汹涌。整整七天，外婆在傍晚烧一柱香，绕着院子给我叫魂：毛----毛，回来哦!毛----毛，回来哦!爱与死亡，第一次温存地、惨烈地震撼了我年少的生命。
第一天的下午，我走过了足足20里的街区，且行且想，穿过五十多年的岁月光阴，脚上打起了水泡。
第二天、第三天，我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我开始坐公共汽车，随便跳上一路，从起点到终点。然后又随便跳上一路，再从起点到终点，就这样在南昌城里穿梭去来。从赣江畔到青山湖畔，从莲塘到牛行，从母校旧址的文教路到母校新址红谷滩，从八大山人纪念馆的青云谱到南昌大学，我用目光抚摸着这座城，热情的，追慕的，迷离的，忧伤的抚摸着我经历过的和没有经历过的一切，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一切，已经消失、正在消失和已经出现、正在出现的一切。每一次抚摸都触发感喟、触发心悸、触发疼痛。就这样沉浸在追怀之中。
这三天我见老街老店就往里钻，将儿时吃过的那些小吃，贪婪地往肚子里填.。盐菜拌米粉、甄子糕、海参饼、卤煮油豆腐、冰糖炖莲子梨、煮红藕、清汤薄皮馄饨、白粥小菜等等，还有那煮得很老很老煮黑了的茶鸡蛋。就在宾馆对面，有卖肉饼汤的，是那种用一个一个的小瓷钵清蒸的小肉饼。那是我最馋的了，每天早晨都去吃。有香菇三鲜的，有肉裹蛋的，有荸荠葱姜的，随你挑。
我生活在一个十几口人的大家庭，自记事起母亲就守寡。小时候，母亲常常悄悄带我出来打牙祭的。当店家揭开大蒸笼，吹去白腾腾的热气，像变魔法似的，面前出现了几十个沸汤滚动着的小肉钵，它们像莲蓬子一样挤在园园的大蒸笼里。我吃得满头大汗，舌头烫得稀溜稀溜。母亲却不吃，只是笑眯眯的看着我，比我还津津有味。吃完，她总要叮嘱一句，回去不要给家里说。我虽然不很明白大家庭的全部复杂，但我听懂了母亲对儿子的独有的、专一的、特殊的爱恋和放纵。每次都怀着口福和感情上的双重满足，怀着一丝我和母亲之间特有的私密和默契回到家里。记得我上大学离开南昌的最后一顿中饭，母亲问我想吃什么，我脱口而出：想吃肉饼汤。从不做饭的母亲这回亲自下厨剁肉给我蒸肉饼。17岁的我已经懂事，在嗵嗵嗵的剁肉声中，心里涌上一阵一阵酸楚。
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文章写到这里，我只是一个劲地交待下午、晚上干了什么，还没有提及在我蒸发的三天中上午的行踪。三个上午，我都在南昌市图书馆新址呆着。我在这里一刻不离地陪伴着我那苦命的母亲。我母亲生前的最后七八年就在图书馆当馆长。每次回南昌，照例先去给她老人家扫墓，也照例要体验一次那种惆怅和追悔莫及的感觉。这三天的第一天上午，我就去革命烈士纪念堂对面的八一大道图书馆，去那里感味母亲的气息。而那里已经面目全非，打问了许久，才知道这块黄金地段已经被联通公司买断，省政府耗巨资在新洲风景区另建图书馆和江西博物馆。
于是倒了两次车，问了若干人找到了新馆。你道新洲在那里，原来在赣江和抚河夹角上，从我所住的滕王阁朝东北走，不过百步之遥。河滨路上麻石砌成的栏杆，草坪和依依垂柳，与对岸拥挤喧嚣的高楼群拉开距离，隔成一片静谧的天地。绿柳草坪之间，有位男士每天定时拉着京胡，有老太太的扇舞队像彩蝶在开合，有两位女士被各自的狗拉着跑步，还有敲锣卖糖的小贩。好大一个院子，好高一座建筑群。门口有个巨型钢笔尖造型的合金雕塑。楼前的多功能厅，像一艘轮船停泊在书海的港湾，升火待发。几十级台阶上去，是宽阔的大厅，我在一楼读者自习室最里面的书桌前面窗坐下。这里不面对任何人，只有自己和母亲独处。并不阅读什么，也不想和馆里的任何人说明我和母亲四十年前在这里曾经有过的几年岁月。时间像历史那么遥远，何苦去惊动这些隔了几代的后来者。
我常常忍不住走出这个自习室，无声的在图书馆楼上楼下乱窜。隔壁的儿童阅览室里，上大学时假期回来，母亲安排我给孩子们讲过两次有关北京的故事。半掩着门的馆长室，当然不再有母亲坐着办公的身影，我一层一层爬着，扒在窗子上朝里窥探，希望能在那些顶天立地的幽暗的书库和专题资料库的书架和光影中找到一丝半点熟悉的身影。我甚至爬上阳台忆起大学一年级时的暑假，因了我离京时给同学们一个浪漫的许诺：“开学时，我会把南方的阳光给你们捐回来”，整个暑假的上午10—11时，我穿着游泳裤躺在阳台上晒太阳，晒了肚子晒脊背，引得大家渍渍称奇。只有母亲不认为这是荒唐。她从不阻止我，倒给我准备了墨镜和水，到11时便来叫我下去。秋天回到北京，同学们见了我一声惊叫，“小萧成黑人了”!我得意地说：“我不是答应给你们梢回南方的阳光吗!”
在楼上楼下转悠一阵，又回到自习室，那个面窗的座位。窗外就是江西省博物馆。这是一座以明代古瓷代表作“三管器”为蓝本的建筑，白为底色，蓝绿相间。整个建筑和各种圆柱、圆弧、环形回廊巧妙的组合成复杂多变的建筑群。一群雨燕像雨点般落下，枪弹般射向远方。远方是南方冬天才有的和风和艳阳。
我随着雨燕来到楼外，图书馆与博物馆之间的荒地上。这里荒草凄凄，红土从绿色草根中泛出来。有小径曲曲弯弯通向不知名的去处。我蓦然想起，母亲九十诞辰时，我在西安给她补拍了一个电视版的老照片散文专题片，有一双脚在荒野小径上行走的情景再现镜头，反复出现。那就是这条路了，就是了。真是神使鬼差，又千真万确，冥冥中有什么力量。
母亲和我一样，都是极普通的人，她只是在我心里，我也只是在她心里才那么不平常。她肯定进不了博物馆，也没有可以存放进她自己图书馆里的大部头著作。但我在这偌大的楼里，处处能闻到她的气息。在这个那个楼梯转脚处，能感到她扭身下楼的背影。她的灵魂的确是和图书馆同在的。博物馆收藏自然的、历史的、革命的文物，图书馆收藏人类的、文化的、精神的成果。我想，这样解释还不够，它们还收藏更多的东西，譬如，我就分明感到它还收藏了还许多没有形成著作的精神、感情信息，收藏了母亲的脉冲。博物馆图书馆联袂坐落在滕王阁下，坐落在江河之间的新洲的尖嘴之上，这种结构、这种组合，分明是有一个场的。
这三天的上午，我就在这个场中度过。这三个上午，我明白了一个早该明白的道理：每个人的生命对于社会都是渺小而又渺小的，任何人的消失都不会影响这个世界于纤毫之间。只有在自己心中，在至爱者心中，一个人的生命才显示出了重要性。在爱她和她所爱的人心中，每个人渺小的生命都是常青的、至关重要的、不可缺失的，因而过一种平凡而又切实的日子，享用生活，也包括享用孤独，玩味孤独，那该是最惬意的了。
2004年11月10日下午三时差一分，肖云儒重新浮出水面，提着行李箱，由“宜春”回到“南昌”，回到表弟的家里。然后吃老舅妈和表妹精心准备的饯行饭，然后表弟开车送机场，然后有老同学的送别和亲戚们热情的祝福。我又回到了社会常态的膜生存和网生存之中，又按常态生存的一切显规则、潜规则整合思维和言行举止。
晚七时，飞机在昌北机场冲向南天，朝海南岛飞去，我必须赶往海口那个“重要会议”。心中满是淡淡的愁绪，我以花甲之年，又一次飞蛾扑火般投入社会之海了。蒸发三日又如何，只能复归原位，直至烧成灰烬。
2004年11月9日—10日晚 南昌滕王阁宾馆2302房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