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长安
和谷
唐人杜甫有“未解忆长安”的诗句，令人感怀不已。我这里的忆长安，说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家文学刊物的旧事，它叫《长安》。
刊名是茅盾先生的手迹，十六开本，印制简朴，主办地在西安，曾经是中国新时期一代作家耕耘的园地，也是一代文学青年津津有味的精神食粮。当然，长安编辑部内外也曾发生过属于那个时代的不少有趣的往事。
我是在西北大学读书时开始文学写作的，毕业后被分配到共青团陕西省委宣传部，与赵熙、马书元、李耘着手筹办《陕西青年》杂志。时常来往于小南门外红缨路四十八号瓦房里的朋友，有被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当编辑的同学贾平凹。二十二岁时，我和他合写过一部抒情长诗《工农兵学员之歌》出版，有一点诗名，关系要好。七十年代末的一天，贾平凹带来了一个消息，说是西安市文联办的《工人文艺》复刊后更名的《长安》正在招兵买马，物色年轻人去当编辑，他已动意，也推荐我前往加盟。这时，我已经在《陕西青年》干了五年，在《人民文学》发表过散文《故乡柿子》，在做文学梦，想离开综合性杂志，到文学刊物会有利于自己的创作爱好。经过一番周折，贾平凹和我先后来到了位于教场门警备区招待所的《长安》编辑部，当了一位小说编辑。当时，我和他年仅二十八岁。
主办《长安》杂志的西安市文联，八十年代先后担任主席的有老诗人戈壁舟、老戏剧家杨公愚、剧作家黄悌。我去的时候，杂志由沈蕴敏(杨笑岸)、宁克中(白浪)先后任主编。小说组组长贾玉森，我是编委兼副组长，编辑杨振邦(杨小一)、丁洁、商子雍、贾平凹、赵森。诗歌散文组组长由编委田琳(沙陵)兼任，编辑李志清、杨小敏、王大平。评论组组长姚虹，副组长李建民，编辑邢小利。美术编辑李志栋、石果。老编辑大多是活跃于五六十年代西安文坛的作家、诗人、评论家，大多是落实平反政策重新复位，令人敬慕的最年长者姚虹当时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贾玉森原是写小说的，商子雍擅长杂文，其他连同年轻编辑，包括小说《满月儿》已在全国获奖的贾平凹大多皆有诗名。
长安自古歌诗地，说到长安难免让人遥想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长安》亦诗风甚盛，以至成为新时期中国诗坛不可或缺的中心。尤其是大篇幅地连续推出七月派的诗作，胡风、阿垅、鲁藜、孙钿、彭燕郊、冀汸、曾卓、杜谷、绿原、胡征、芦甸、徐放、牛汉、鲁煤、罗洛等人的作品，被誉为重放的鲜花，一扫诗坛的空泛浮靡之风，令文坛瞩目。曾发表孙静轩的《幽灵》一诗，反响强烈，当然也受到了责难，一度处境窘迫。
牛汉，是我所敬重的诗人，与他结识，使我真正开始懂得了诗。他的《悼念一棵枫树》，当初发表于《长安》，诗作所反映的不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更深层的象征意味。他有好几回来西安，我们一起散步，他的诗的感官始终保持着灵敏而奋迅的状态，在平凡的自然现象里，捕捉着人和自然与社会相融合的复合情感。我告诉他，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有幸得到过几本“七月诗丛”，其中尤为喜欢他的《采色的生活》。编者为胡风，是由泥土社1951年1月出版的。开本形同连环画，一百多码，为竖排。后记写道：“这个集子里收集的诗，大半是1947年冬天和1948年春天写的。和敌人进行肉搏的时候，我几乎是精疲力竭，但我也更深切地感觉到了敌人的体温急剧下降，敌人的腐臭的身躯行将瓦解。这些诗，就是在这么一种痛苦和欢乐交织着的感情里写成的。” 他说，那本《采色的生活》，他却找不见它了。卷首的《鄂尔多斯草原》，我读过多遍，并受其启迪写过一首《高原脚夫》，后入选谢冕主编的《中国当代青年诗选》。后来，我得到了他辗转送我的诗集《海上蝴蝶》，这是诗人创作生命复活后的第二本诗集。多年后在北京作代会见到他，年登耄耋，仍精神瞿乐。
1982年春，汪曾祺、林斤澜、刘心武、孔捷生一行来到《长安》编辑部。我和贾平凹去火车站接客，在公共车站等候时，刘心武说，噢，你是和谷，有个老作家叫和谷岩，比你的名字多一个字，你们是一家子吧?我说，我的先祖元朝时世居铜川，秦汉时由羌族同化的，和谷岩是河北人，远祖应该是一家子。刘心武的《班主任》，汪老的《受戒》，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风靡时下，为一代读者所倾慕。伤痕文学新锐孔捷生，名气也不小。但全然没有什么规格的待遇，挤公共车或徒步，在西安城四处游逛。从在大雁塔的留影看，一律的灰色中山装，穿着都很简朴。一起走到大雁塔十字，却不见汪老了，老林作了个饮酒的动作说，一定是来酒瘾了。我们一行进了路东的国营食堂，果然见汪老已经买了酒，正端着小瓷黑碗仰头畅饮。老林开玩笑说，你怎么不顾弟兄们，自个吃独食呢?大家坐了下来，要了简单的酒菜，吃碗面，扬长而去。我写了两篇专访给了已调入《西安晚报》的商子雍，很快发表了。
次年夏天，《长安》编辑部邀请老作家萧军来西安，由女儿萧耘陪同，下榻于钟楼饭店，我负责接待。他当时已有七十六高龄，白发苍苍，敞着半旧的劳动布上衣，穿一件系背带的蓝布灯笼裤。他不停地吸着工字牌雪茄，谈笑风生，慈祥的面孔流露出一种童心的可爱。他以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轰动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与鲁迅、毛泽东的交往留下了许多传奇。在西北大学礼堂，他应邀为大学生们作报告，讲他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翌日，又在人民剧院为《长安》青年写作讲习所的学员授课，解答听众的提问，人群簇拥。萧军说他重返西安，是想寻找自己的青春，寻找四十多年前留在古城的足迹。那年他应丁玲、聂绀弩之约参加西战团来到西安，与萧红双方同意而分手，之后去了兰州。另一次来西安，与舒群自重庆转经这里上了延安。这次离别西安时，他向《长安》编辑部赠送了他的几本书。其中《八月的乡村》一书，当初“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是鲁迅先生给予校改并作了序言。他为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原野集》题签，并书写“诗魂”二字赠勉。他爱拐杖，执意买得两根带回北京，说是家中已有六七根拐杖了。
莫言来西安，我和贾平凹骑自行车去火车站接他，在接站口，捡来一片硬纸板写上“莫言”二字，惹得周围人质疑。谁也想不到，就是这个莫言在多年后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朦胧诗代表人物顾城曾来《长安》做客，他戴着那顶北京街道办工厂自制的木工帽子，羞涩而内敛。他的名句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成为中国新诗的经典。他之后隐居新西兰，在寓所因婚变杀死妻子谢烨后自杀。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刘绍棠来西安，他很爽朗，我和白浪陪同去了临潼，那天雨下得很大，我们在华清池打着伞照了相。他擅于乡土文学，十三岁开始发表作品，曾被誉为神童作家。往来鸿儒，不胜枚举，《长安》俨然成了陕西作家协会《延河》之外的一个文学中心。
老诗人沙陵呵护破土诗社，扶持了岛子、王大平、子页、杨蕾、杜爱民、朱文杰、商子秦、渭水、杨绍武、刁永泉、沈奇等一批青年诗人。贾平凹成立群木小说社，陈忠实、张敏、周矢、叶广岑、孙见喜、郭培杰、晋川等是教场门的常客。与写散文的李天芳、刘成章、李佩芝等也来往频繁，西安的散文作家群成为一股劲旅。《延河》、《长安》、《文学家》形成三足鼎立，过往的全国名家云集，文学思潮风起云涌。《长安》编辑部整天来稿繁多，每个编辑案头都推满了稿件，每天得阅读处理几十份稿子，要求退稿必须复信，刊发稿件须经责任编辑、编辑组长、主编三审通过。实习或外聘业余编辑多人，先后有冯有源、弓保安、黄建国、方英文、马玉琛等，审读处理一篇稿子的报酬仅有几毛钱，一月报酬十元左右。
我的写作，亦得益于侧身《长安》，近水楼台，接触到最新的文学信息和观念，有一个浓厚的艺术氛围。这期间，我写了《市长张铁民》，经晓雷、白描之手发表在《延河》并在全国得奖。我与同事美编石果要好，听他讲父亲画家石鲁和长安画派的传奇故事，写了《石鲁》传略连载于《长安》，随即应郑定于老师之约为西影厂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张子恩执导，筹拍时因触及文化革命而下马。接着写了《安康城沉浮记》，经傅溪鹏之手发表于《报告文学》，引起一些非议。同时我着重转入散文写作，很少写诗，先后在西安、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出版了《原野集》、《无忧树》等几本散文集。
也就像春天的原野，万木复苏，文学青年们风华正茂，如饥似渴地吸吮八面来风。《长安》编辑部整天你来我往，宾客盈门，畅谈文学信息，谈写作，说读书，饭时到巷口吃一碗羊肉泡馍，喝几口酒。谈论的作家作品，有新近的，也有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尤其是解冻的如林语堂、周作人、张爱玲、梁实秋、胡适等人的作品，外国的如弗洛伊德、叔本华、海明威、川端康成、东山魁夷、夏目漱石、马尔克斯、略萨、聂鲁达、茨威格、蒲宁、汤比因、阿斯塔菲耶夫等等。我和贾平凹有时住在编辑部，冬天生蜂窝煤掏炉灰，夏天铺凉席睡在楼道里。一段时间，相约每人每天晚上写一篇小散文，他的《一棵小桃树》，我的《游子吟》，也就是这时的收获。二人隔几日寄出几封稿件，也时常收到退稿。千字二十元稿费，顶半个月的工资，做作家梦也做发财梦。一次，我和他一字一句地共同朗读《世界文学》上邦达列夫的一篇随笔，为之陶醉不已。也常骑自行车去北郊方新村，他租住张敏邻居家的房子，去喝酒，吃一碗面，有时借宿他的瓦房里，早上起来，被子上总是一层从顶棚上落下来的尘土。
后来，几位老编辑陆续退休或面临退休，姚正兴(子页)从省上主要领导的秘书位置上调来《长安》担任主编，毕业于陕师大的评论家李建民为副主编。子页生长于新疆，激情洋溢，一表人才，兰州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酷爱写诗，不屑于官场仕途，谁知文坛水更深，之后成了流浪文人，却也成就了影响广泛的长篇小说《流浪家族》。当时，贾平凹已经离开编辑部，调到了文创室搞专业创作，不用编稿子了，但也没有专门办公室，常来编辑部转悠。这前后，《长安》因故曾短期更名为《文学时代》，一说是因为害怕读者把长安误认为是长安县办的杂志而更名的，之后又恢复原名。长安，是唐朝的长安，何其伟哉。我一度负责编辑部创办的长安文学讲习所，组织文学讲座，主编发表学员的习作的《长安园地》，助手是张仲午(黄河浪)，还有文联子弟如黄悌之子黄翔、沙陵之子田苗及丁洁之子。黄河浪写小说，是从武警转业的，身材魁梧，如猛张飞，常与会一点洋拳的大个子黄翔打闹着玩，一阵拳脚相加，腾挪翻滚，总是把黄翔的脑袋捺在地板上，战斗宣告结束。他与路遥走得近，后将《平凡的世界》选章拿来，先在《长安》刊登，给了几百元稿费，路遥直接寄回老家了。黄河浪命运不济，曾投奔我闯荡海南未扎住脚，之后回陕北老家写书维持生计，因车祸不幸离世。
档案资料显示，1984年初，西安市作家协会成立，黄悌为主席，贾平凹、权宽浮为副主席。次年，增选和谷、景平、商子雍、子页为副主席。其前身为西安市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50年，主席为郑伯奇。1960年，跟随市文联与市文化局合署办公。之后到了1990年底，西安市作协换届，贾平凹为主席，景平为常务副主席，和谷、权宽浮、商子雍、董子竹为副主席。
西安市作家协会成立后，临时设在钟楼社会三路一个居民院里，市文联也搬到这里办公，长安编辑部仍留在教场门。市作协的办公室，是在水泥平房顶上搭建的一间半边瓦房，二十平米大小，外间坐着刘大鹏、黄河浪、韩俊芳，我和贾平凹坐在里间。一墙之隔，是临街的德发长泡馍馆，羊肉味很浓。老鼠也多，甚至在黄河浪的抽屉里发现了一窝仔儿。站在屋顶上，左手一指是钟楼，右手一指是鼓楼，近在咫尺。市作协开始谋得一位造锅炉的民营企业家郭永胜资助，设立西安冲浪文学奖，继之在华山脚下的玉泉院举办读书改稿会，甚至联系作家到全省各地甚至外省授课，还在报话大楼下办了作家书屋。杂文家商子雍已经调到西安晚报文艺部任职，写有名篇《牧场雪莲花》的老作家权宽浮、剧作家景平做专业创作，也一起参加市作协的活动。在小庙庵似的办公室里，贾平凹坐在我对面，开始写他的小说《浮躁》，写完开头一段念给我听。徐剑铭在《西安工人文艺》当主编，在西安颇俱诗名，与我和贾平凹、商子雍等以市作协名义创办了《散文报》，得到在省上担任要职的老作家李若冰的支持，办报经费和发行由徐剑铭筹办。因转载一篇来自北京雷抒雁主编的《开拓》的敏感文章，我和贾平凹被传唤到省上相关部门，受到严厉斥责。加之经费拮据，《散文报》只出版过几期，半途而废。徐剑铭之后因冤案入狱，多年后得以平反，著作甚丰。
期间，我和贾平凹等创办西安文学院，每周在新城剧场有讲座，请西安的著名作家和外地如蒋子龙、刘绍棠、周克芹、张贤亮等名家授课，座无虚席。张贤亮说，他二十一岁写了《大风歌》在《延河》发表，因此被打成右派，在底层过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劳动改造生活。当时人民日报发了《斥大风歌》的文章，作者是公刘，之后公刘也被打成了右派。张贤亮的夫人冯剑华在编《朔方》杂志，我们有文稿往来。我和贾平凹由陕北一路漫游，经三边去银川，受到主人款待。之后张贤亮去海南，我们一起聚过，是韩少功做东。说到公刘，他的才华出众，也是在八十年代来过西安，在一次诗歌会上说陕西诗人还没有走出潼关，让陕西诗人很没面子。当时，陕西诗人都很自信，包括我等，让更自信的客人公刘当头泼了一盆子冷水。我西北大学的同窗刘斌的文章，也说到这档子事。刘斌的诗作《天上的歌》影响很大，他从来愤青一个，诗人气质，率真，不客气，说鲁迅不也是当年的愤青?在教场门市文联平房里的一次诗歌会上，争论朦胧诗，他对老诗人戈壁舟主席说，你说你一辈子都没学习好理论，却教导我们年轻人要好好学习理论，这有点误人子弟。戈老也倔，脸色不好看，说有事离开了，在门口给我说，以后你们年轻人的聚会不要请我参加了。那时的年轻诗人，血气方刚，尊重老诗人，但只是表达方式不同。
到八十年代后期，市文联的办公地址从社会三路迁往大莲花池街莲湖巷二号。这是一条东西不畅通的小巷子，巷口有一块小牌子“此巷不通”。狭窄的院落里，建了一座三层楼，呈马蹄形。市作协在二楼仅有一间办公室，刘大鹏坐阵。刘老兄仕途坎坷，从担任市上宣传部领导一路降职，低就市作协的工作人员，仍一片诚心，与年轻人打得火热，亲如兄弟，同是文友、牌友、酒友。我写过一篇散文《儿子啊》，是写他思念在前线当兵的儿子的，发表于《随笔》。他推荐我写了新蕾歌舞团邢少华的《风流歌星》，在中国青年报登了一整版，获奖得了一套价值万元的狮龙音响。市文联下属的协会，还有音协的牧江、剧协的刘琼、美协的杨宏汉、摄协的李长生、书协的刘浩然、曲协的张炳文等，麻雀虽小，五脏齐全，都集中在楼上楼下。南边一楼的图书资料室，是一个聚散地，管理员郭昕是个乐呵人，她老汉关睢是写有《辛弃疾》的剧作家，也写诗，爱打麻将，抽烟时贪婪地用嘴捕捉吐出的烟雾。一群俊男美女或歪瓜裂枣，舞文弄墨，吹拉弹唱，时有风流韵事，哭爹骂娘，熙熙攘攘，好不喧闹。
期间，我和贾平凹去常宁宫住过一段时间写东西，与皇甫乡上商议修葺作家柳墓地。原下就是柳青《创业史》所描写的蛤蟆滩，南山如黛，柳青就长眠于原畔的田地里。也同常住这里的老诗人胡征一起在田间散步，说延安时代的文艺，说省作协大院的往事，相谈甚欢。胡老曾在延安鲁艺学习，后任第二野战军记者及《文艺工作》主编。1953年任《解放军文艺》小说组长，以长诗《七月的战争》驰名，转业至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因胡风案件入狱。后在《延河》当编辑，继而下放农村劳动，又先后在宝鸡师院、省社科院文学所供职。此时，他一边养病，一边写作战争回忆录，秉性宁折不弯，对青年一代作家寄予厚望。
在此前后，《长安》编辑部也随市文联迁至莲湖巷二号，在北边三楼办公。北窗外是莲湖公园，参天大树下的连椅上常有幽会的青年男女，湖光潋滟，荷花浮萍，风景优美。莲湖巷尽管地处偏僻，却是酒好不怕巷子深。也就在1988年前后，《长安》杂志发生了一场被传得纷纷扬扬的影响不小的变故。起因是刊物的改革，实行承包经营，重新组合编辑人员，竞聘主编，可谓满城风雨。
此年三月，先是由副主编等六位老编辑形成了《我们承包长安》的意见书，不在其中并被批评的主编子页，便开始组建竞聘班子。我和贾平凹编制在市作协，按说已与《长安》编辑部没多大关系。市文联党组的意见，可打破刊物内外的界限，招标刊物人选。我和贾平凹以及市作协的人员，便被卷入其间，纷争四起。
这天，下着小雨，有人在敲我雁塔路家中的门，我打开门，是几位《长安》编辑部的人手，有子页，还有刚调入或招聘待调入的朱文杰、岛子、黄河浪、陶虎、秦友君、杨燕。听了他们义正辞严的叙说，中心话题是恳请我立马加入子页的团队参与竞争，方案是子页和我担任双主编，刊物自负盈亏，办出一流的杂志。我有点受宠若惊，也很犹疑，但盛情难却，说是听听贾平凹的意见。这便一起出门，赶到了南院门车家巷的贾平凹家里。贾平凹性子慢，遇事审慎，都是同事加朋友，各方面不想伤了和气，但眼前杂志要竞争承包，又是一山不容二虎的架式，支持了一方等于得罪了另一方，他说自己只能保持中立。最后，他的意思是，和谷可以参与子页的方案，再给另一方也做做工作，想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不要把关系弄僵了。
随后，听说我在子页竞聘方案上签了名，李建民和李志清、宋丛敏、王大平、杨小敏及景平也来动员我参与他们的竞聘方案，让我担任主编，而不是子页方案的双主编。我在想，已经应诺了先行的一方，不可能一女二嫁，只好婉言谢绝。这时，景平和贾平凹冒雨到了我家，我不在，留下了一张便条，意思说是排除已有的两个方案，由我们市作协几个人作为第三方参与竞争。我顿时觉得被架在了火上烤，三国演义?但我觉得应人事小，误人事大，已经许诺，不便更改，说了一句俗话“既应承了人，是崖都要跳哩”。不几日，市文联党组开会决定并发文，任命子页、和谷为《长安》文学月刊主编。随之，聘任商子雍、朱文杰、岛子为副主编。顾问有杜鹏程、李沙铃、李若冰、黄悌、路遥、陈忠实。及时推出了《长安》101-102期，头条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三部选章。人有百岁，刊也百期，实在有点蹊跷。
作为主办单位的西安市文联，由剧作家黄悌担任主席兼党组书记，党组成员有田有生和兼任秘书长的姚廷若。按程序，任命担当于处级的《长安》编辑部主编，市文联须向市委主管部门上报备案。如无不同意见，可不回复，超出一定时限可视为认可。实际上，市委有关部门领导口头传达，并不同意市文联党组的任命文件。子页是从省委兼市委主要领导身边来的，姚廷若也来自市委有关部门，上下部门之间有什么纠结，令人费解。加之竞聘失利的一方编辑向上反映问题，传言不绝于耳，单位一时不得平静。贾平凹为躲避是非，一段时间回了商洛老家采风写作。在文学界和社会上造成一定影响的导火索，出自于《法制周报》的几大块文章，使得《长安》承包事件升级，矛盾也进一步扑朔迷离，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长安》曾发表过一篇小说《白桅》，作者是李廷华，写得很精彩，陪发了我写的一篇《善心诗意情调》的评论文章。李廷华在《法制周报》当记者，才华过人，也很耿直，常来市文联串门，大家都是朋友。在《长安》承包之前，他写了一篇署名报道，题为《贾平凹们为事业和权益呼喊》，整版刊登在1987年7月14日《法制周报》上。文章说，这年清明，作家贾平凹、景平、和谷等前往修葺凭吊柳青墓，五十元租用了一辆破旧公共汽车，主管上级市文联不予报销。市文联经费拮据，重点放在治穷上，开办公司商号，诉讼不断，越治越穷，拖欠作者稿费，正常开支无着。随之，贾平凹等八人向市委相关主管部门递交了一份意见信，要求保护作家合法权益，纠正文联经商行为，却受到市文联一位负责人的指责，清查所谓非组织活动。同年8月4日，《法制周报》又发表了梁晓声《商可养文，不许坑儒》及张辛欣、韩石山、孙见喜、何丹萌、高建群等人的短文或来信摘录，声援贾平凹们。半年多之后，1988年4月19日《法制周报》发表《为事业和权益再呼》一文，反映《长安》承包一事。新主编上任后的《长安》编辑部同仁，对此文略有震惊而疑惑不解，认为文章多有不实，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面对文学界和社会上的质疑，新任《长安》主编有点坐不住了。曾参与竞争的另一方编辑，并没有让步，市文联干部对此事演变成两种观点，类似文化革命的两派。党组是下了任命文件的，市委相关部门领导却不予以支持，编辑部新的工作势必有点尴尬。此年3月28日，在市文联党组成员列席的市委宣传部部务会议上，部领导要求暂缓《长安》承包。市文联党组成员申明，《长安》承包不能停下，而要完善，承包人已走马上任，不吃皇粮，应给予支持。上下级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一时处于对峙状态。一次，我在贾平凹家遇上李廷华，难免说到长安承包的是是非非，李廷华指责我在此事中的长短，我说他掺合过多，唯恐天下不乱，二人都在气头上，一时失控动了手脚，打翻了主人家的茶具。男主人慌了，连忙拾掇茶具，女主人说，你这人，不赶快拉架。男主人说，有话好好说，都是朋友，甭动手嘛。当然，事隔一年之后，二人在大街上碰面，总归相逢一笑。
为摆脱困境，求得上级的支持，子页和我在一天晚上去敲省委八号院第一书记的家门，隔门讲了要找书记说的急事。书记夫人开门说，书记已经休息了，说有要事请明天早上找书记的秘书。第二天，我们找到了张秘书，他说书记知道这件事了，让给市上领导打招呼，要支持改革。《法制周报》反映《长安》承包一事的文章发表后，编辑部一行七八人，又在深夜找到省司法厅家属院，与刘厅长说明来由，要求领导责令下属部门《法制周报》刊登更正文章。厅长立即打电话叫来报社主编，商议如何解决问题。主编同意厅长意见，在报上以同样位置和篇幅，刊登《长安》编辑部的署名文章。在出报的当日，怕有意外变故或冲突，编辑部所有人马集聚在印刷厂看守，直到报纸印刷完毕方才离去。这便是《困境选择突奔》，副标题为“兼答《为事业和权益再呼》一文”，刊登在1988年4月26日《法制周报》。距离上次的文章七天时间，同一件事，观点截然不同。文章说，市委宣传部曾在报刊整顿会议上批评《长安》的状况，如不改革，无明显起色，市委将考虑给予黄牌警告。在竞争承包过程中，市文联党组依据绝大多数中层干部的意见研究决定，同意子页、和谷方案，并发文任命，要求即日起开展工作。文章强调了承包竞争的客观过程和合法程序，叙述了一些内幕，同志式的竞争不应成为人事的纠纷。市委主管部门，应该听取市文联党组的意见，支持刊物改革，繁荣文艺事业。至此，笔战休止，事情也渐渐不了了之。但也由此埋下了隐患，潜在的矛盾仍在酝酿转换之中。
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长安》编辑部在办好纯文学刊物的同时，开拓大众文学、纪实文学和“中国潮企业家报告文学”阅读市场，发行量一度达到数万份，取得了可观的社会和经济双效益。杂志所刊发的作品有的被选刊转载，赢得了广大读者，而且偿还了积累的债务，资助出版了文学丛书，得到了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领导的好评。因编务繁忙，大家经常吃住在编辑部，也偷闲下围棋，打麻将。因从铜川调来后没有住房，朱文杰的办公室只好连宿带办，老婆孩子也住在这里，还得开伙做饭。岛子、陶虎有时也带媳妇留宿办公室，编务上有秦友君、杨燕，楼道里常有大人小孩的吵杂声或歌声，像一个笔墨纸砚加柴米油盐的大家庭。门房夜里锁了大铁门，我也曾学小伙子的身手，翻过铁门，攀着暖气管道爬上楼去。
好景不长。1989年后期，西安市委有关主管部门，以刊登的某篇作品有一段不雅描写文字为例，下发正式文件，并公开登报，决定《长安》停刊。市文联党组成员也都被免职，曾经有关《长安》主编的任命文件被一笔勾销。树倒猢狲散，长安没戏了。此间，我参与了西安电视台电视剧《铁市长》的拍摄工作，剧本因涉及真人真事，市委提出修改意见，前后历经三载，剧组三次上马下马，最后终于拍摄完毕，李默然主演，上了央视。市文联先是来了工作组，对已经停刊的编辑部进行清理整顿，工作组长随后留下来当了市文联党组书记，批评我几次缺席开会学习，拍电视剧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在作怪，我自然不服，以理争辩，但难以沟通为伍。
长安不安，《长安》一出戏演了十年，终于黯然落幕，曲终人散。之后的一天清晨，我决然离开了莲湖巷，回望了一眼临街的窗口，一路向南，去了被林语堂称作海外的海南岛。生活在别处，在那里创办《海南法制报》及《特区法制》杂志，流落天涯，客岛八年有余。子页也曾在海南栖身，之后又辗转深圳、北京。有一回，贾平凹携孙见喜去海南签名售书，夜里一起席地睡在我龙舌坡的客厅里，阳台上的三角梅清香沁人，作为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诚心劝我返回西安联手《美文》杂志。我说，谢谢。天涯不可久留，当年的苏东坡尽管在岛上做了棺木，老来还是渡过琼州海峡回归了大陆。
新世纪之交重返西安，我已近半百年纪，李若冰接纳我在省文联谋到了公职。一次，去寻访《长安》旧址，吃了一碗教场门的饣合饣各，钟楼社会三路的小院已荡然无存，莲湖巷也已物是人非，笑问客从何处来。当年《长安》编辑部的老同事，死的死，病的病，离散四处，天各一方，一个时代结束了。时光不再，由不得想起唐人杜甫的诗句，感叹一声“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2013、6、12于长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