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事
和谷
“铁市长”
1984年夏秋之际，我去拜访省作协《延河》副主编晓雷。我们两人在谈到报告文学的选题时，不知不觉地便谈到了“铁市长”这个题材。他问我敢不敢写，说老实话，对于如何写“铁市长”，我也没有十分的把握，只答应试试看。
当时，我在西安市文联《长安》文学杂志做编辑，每天从大雁塔附近的家中骑自行车去教场门上班，几乎穿越整个城区。当时的媒体上时不时就会有市长出行的新闻，而更多真实生动的有关市长的话题却来自普通市民的传言中。
一个秋雨天的午后，我如约骑车子赶到了省医院干部病房采访“铁市长”。市长显然是刚刚接受完治疗，从病床上走到外边的会客室，很爽朗地笑着，同我攀谈。在一个月前后的时间里，挨个儿寻访遍了与市长故事有关的人和事。我用几个月的时间采访了近百人，采访笔记记了十几万字。之后，我用了十多天的时间，写出了有五六万字的初稿《张铁民市长》。我将初稿送到仍在住院的张市长审读，这前后他已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病情在渐渐恶化。他花了十多天时间，坚持在病床上读完了原稿，并作了多处更正和修改。
我把第二稿送到了《延河》编辑部，在晓雷的建议下作品的标题改为《市长张铁民》。晓雷是诗人，思维敏锐，富于才情，他让我在时政纪实的基础上提升人物形象的思想内涵，写出当官的与底层民众关系的意义，表述方式上增强文学的价值。我拿出修订稿后，他连声说好，但需要有关方面签署“情况属实”的意见并加盖公章。但张铁民已辞去市长职务，没去省人大的位置上班，患重病躺在医院里，没有谁愿意表态。晓雷与主编白描拍板，破例由作者和编者负责，中篇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即分两期连载于1985年《延河》杂志第五、六期，一时间在报刊亭被读者抢购一空。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在午间连播，收听者众，多家报刊转载。《陕西日报》发表秋乡的《人民肯定了他的作品》，给予报道。我接着写了续篇《铁市长之死》，在《延河》刊出。
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在两年一届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1985—1986)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中榜上有名。先后担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兼副主席、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的李若冰很高兴地说，这篇作品填补了陕西乃至西北作家在全国报告文学获奖方面的空白，在反映市长现实生活题材方面也是不多见的，难能可贵的。接着，华岳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市长张铁民》单行本，被收入省纪委编辑的发行广泛的《陕西党风建设》一书，并获首届《延河》文学奖，陆续被载入多种全国性经典选本。
随后，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投入筹拍。好事多磨，或因剧情需要调整而下马，或因经费不足而搁浅，三起三落。从电视剧开始筹拍到完成拍摄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1991年7月1日至3日，中央电视台在一套黄金时段开播五集电视连续剧《铁市长》，陕西、西安电视台同时播放，获得央视展播优秀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等多项大奖。作家李若冰、路遥，评论家王愚、李星等,或在电视专题中作访谈，或撰写文章在《陕西日报》等报刊整版推出，在文化界、政界和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铁市长”是从建国路陕西作协老《延河》的沃土上生长出来的。事过多年，我仍不敢忘却。
若冰先生
李若冰先生是我散文写作的启蒙老师。在西北大学的图书馆里，我曾痴心地读过他早年的散文集《柴达木手记》，又读到了他的新作《神泉日出》，堪称当时专制文坛的一股清新的风。
八十年代初，有机会与若冰先生同行，赴徐州参加首届中国散文学会年会，耳濡目染，受益匪浅。先生身为德高望重的前辈散文家，一不摆谱，二不清高，和蔼可亲，乐呵呵的，喜欢与年轻人交朋友，扶植后学，关注年轻人在散文艺术创新中的见解，吸取新的知识，使得宝刀不老。
之后，在若冰先生的主持下，由我们几个年轻人张罗，成立了陕西散文学会。若冰先生当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在他的信任关照下，我所在的刚刚成立不久的西安市作家协会办起了全国第一家《散文报》，贾平凹主编，我当副手。记得若冰先生的创刊题词是“真情是散文的生命”，真情，既是先生所坚持的散文观，又是对散文后学的教诲。可惜，《散文报》仅出过几期，因故停刊。其中是非曲直，当是后话。
有一次，丈八沟的笔会宴席散了，若冰先生还与我们几个年轻人喝得正兴，那酒是烈性白酒，少说每人也喝到半斤八两，李先生还拿出访日回来带的七星烟让大伙儿开洋荤。
快到知天命的岁数，也就是世纪之交，我思乡回归情切，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漫长而短暂的客岛生涯，回到了离开八年的故城。这天，我去李若冰先生家里看望他，听说我有意回西安定居，他便热情而坦诚地说，回来好，到省文联来搞专业创作，先给咱们办好《新大陆》杂志。主席一席话，我感觉到了回家的温暖。刊物实行责任制两年，很有起色。
2002年10月，已经七十有七的李若冰，随纪录片《沙驼铃》摄制组西行，这已经是他第六次踏入西部油田了。我担任此片策划和撰稿，一路照顾他的起居和生活。半个世纪的多次出行，他的心情一次比一次热切。这一次西行，确实让周围熟悉他的不少人们感到惊讶。因患有糖尿病，他夜里得起来十多次去洗手间。每天得自己打针，吃降压药。也就在将要翻过当金山踏入柴达木盆地时，他却因年迈体弱，被好心的医生拦在了敦煌。他显然是很失望的，沮丧的，甚至于是悲哀的。他一直感叹说，还是年轻好啊!他年轻过，青春过，那些令人怀恋的日子，都一笔一画地写进了他的书里。
2005年3月24日，在玉兰花开的季节，李若冰的生命永远融入了一片高洁的大自然的情景之中。而他的散文写作和文学生命却没有终结，成了我们后来者的一笔难能可贵的艺术资源的精神财富。
王愚大难不死
王愚老先生去了。2010年4月的一天，前几日，我在老家土原上，接到省作协许如珍电话，说王愚去世了，我心头顿时一阵悲凉。
多年前，一次文学创作会议上，几个后辈与王老一起饮酒，听老先生侃侃而谈。他的貌相似那位文学旗手，我们戏说他不仅长得像鲁迅，文章与性情也如愤世嫉俗的匕首与投枪，心却是热的。酒是喝多了，我扶他回房间休息，与我有一番谈话，可谓酒后吐真言。
随后，我将他的谈话写了一篇短文《王愚大难不死》，经商子雍手发表在 1985年5月6日《西安晚报》上。其中写道：
“文艺评论家王愚，其经历之坎坷，就可以称作一个“典型”。 他出身名门望族。父亲王一山，是杨虎城的高参，与周恩来和蒋介石、傅作义等交往甚密，曾经是西安事变中的风云人物。王姓的这位独苗“少爷”，舍弃几院房门的遗产，于解放前夕投身到了共产党的事业之中。先是上军大，随后提前毕业，到西安市文联搞曲艺改革工作。五二年底，突然大咯血。病榻上，他寻找寄托，与艺术结为伴侣。开始写些小杂文，写了就寄，寄了又退回来，文章没登过，买书、买稿纸，还有邮票，倒花费了不少。五五年，上海《文学月报》采用他的谈赵树理《三里湾》人物的文章。这时候，他才二十四岁。接着，他在《文艺报》发表了《艺术形象个性化》一文，因文末有“写于西安”几个字，诗人玉杲和编辑张沼清便多方查找，将这位搏击于死亡线上的才子请到了《延河》编辑部任理论编辑，与贺抒玉合作，为文艺评论栏目增色不少。这时期，他写了几篇与秦兆阳等大家商榷的理论文章，应《文艺报》敏泽之约，撰写了与周扬切磋文学理论问题的万言论文《从文学实际出发》。“反右”开始，加上他为《延河》组织的一篇“鸣放”杂文，便身临大祸，被扣上“右派”帽子。随后被降职降薪，下放到曲江池务农。肉体和精神的重负，使他又咯血不止，便回到家中养病。六年后摘掉帽子，回到作协扫地、收发、搞资料，而后又当编辑，看小说稿。六五年城市社教中，他被友人“告密”，又因曾资助过一位朋友犯了“罪”，差点被开除公职。文化革命开始后，他是牛棚里的第一个成员，也是逍遥派，曾安排他看守柳青，给买饭、看病，作长夜谈。“走资派”都解放了，他成为牛棚最后一个成员。七零年春节后，他被解放，十多天假期后，刚刚上班，却被带上手铐，用北京吉普押往监狱。一年之中，家人不知他的去向。“失踪”的他，这年冬天是在一堆麦草中蜷曲着捱过的。武斗时候，曾住院动过开腔手术，肺叶被截掉了，到监狱后伤口破裂，疼痛难耐。医生给治疗，往伤口泼半瓶酒精了事，险些没疼死他。病中的他被判处五年徒刑。庆幸的是有年冬天被抽出来，同鱼闻诗一起写戏。刑满后从砖厂到机械厂当仓库保管，落实政策后，于七九年六月回到省作协机关工作。患难与共的妻子，与他五二年结婚，不久他害病，而后当右派，坐监狱，她每两个月探监一次。就在他平反后的不久，妻子离开了人世。他收到《文艺报》的电报，要他去北京撰写谈长篇小说创作的论文《有益的探索》，王愚又出现在文坛上。曾经失落的星，发出炽白的光。二十三年过去，青春已逝，人却不死，文亦不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祝福你，我们的文艺评论家!”
王愚看到文章，打电话表示感谢，同时又指出我误记的地方，写了一篇“感谢与补正”的文章，刊于西安晚报。
我的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和电视剧《铁市长》在央视播出并获全国奖后，王愚写了《一点浩然气》在报刊发表，讲人格、官格，犀利而坦诚。
新世纪初，我从客居海南岛八年归来，主持拍摄李若冰的电视片，想让他谈谈受难时李若冰为其解难的往事。打电话给他，他说，我卧病在床，不方便出镜，又复述了当时的情景。后来，他竟枯木逢春，参加了李若冰的纪念活动，发了言。之后又读到他新发表的文章，心里庆幸他健康长寿。
王愚大难不死。他还是去了。人生自古谁无死，也罢。 我从网上找到旧文，重温旧梦，恍若眼前。
忆路遥
1972年深秋，在西北大学图书馆第一教室门口的女贞树下，我结识了路遥。
这时，他是延川县郭家沟的农民，被借调到文化馆编小报，路遥说想上西北大学，因县上有人告他文革中当司令的什么问题，正在周旋之中。他瘦瘦的很强悍的样子，神态有点像他日后作品中的高加林。贺抒玉发现了他，在恢复后的《陕西文艺》上发表了路遥的第一篇小说《优胜红旗》。期间，路遥在《朝霞》发表了散文《江南春夜》。我读到谷溪、陶正、路遥、闻频编印的《山花》文艺小报，我在上边发表了在延安实习写的诗作《访英雄》，署名为“都和蛮”，谷溪、路遥后来告诉我，陕北有姓都的，没见过姓和的，以为排字搞错了，改了过来，结果却搞错了。在小报上读到梅绍静《兰珍子》，同学施光华说作者是她女朋友。第二年，路遥上了延安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在《延河》杂志当编辑。这时间，我们来往较多，他的《人生》等作品使他的名气越来越大。
八十后代末的一个秋天，我们结伴去延川讲课，在观看县上文艺队演出时，他指着台上一位扎小辫子的漂亮女子给我悄悄说，那是他的初恋情人。那女子的样子，和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巧珍一样叫人爱怜。我们爬到对面坡上，寻到他的一位旧友海波，他要吃蒸南瓜，黄澄澄一桌，又香又烫手，他吃了不少，说是真解馋，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在街头遇上他的小弟，正拉着架子车卖菜，他陪着一起消失在集市的人群中了。
之后，我和他在陕北榆林的一座旧庙里住了一个多月。我在修改与陈江鹏合作的《李子洲传》和《清涧暴动》电影剧本，他是应一家杂志之约写一部叫《你怎么也想不到》的中篇小说。 他给自己定的任务是每天要写完十页，也就是三千字，才可以休息。有时思路不畅，到了后半夜，他还伏案“受苦”。陕北人把干活叫受苦，他说，你看我们这些写字的人，也跟牛一样，还不如到坡上抡镢头去受苦哩!写不下去时，他躺在炕上，呼天叫地，有时是长长地趴在炕上，抱着脑袋，好象疼痛难忍似的。柳青的《创业史》一直伴随在他的左右，经常翻动着，在其中寻找智慧和力量。有时，在窗外见他伏案疾书，人笼罩在烟雾中，活神仙似的。当地的朋友雇了一位婆姨给我们做饭，每天少不了一顿民歌里唱的“死死活活相跟上”的“荞面圪坨羊腥汤”，他也说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写完早了，我们就去城上的沙漠里晒太阳，他教我唱电影《人生》里的歌“上河里鸭子下河里个鹅”和《三套车》。后来他在弥留之际，曾想起这片沙漠，对朋友说，他理想的死法是躺在沙漠里，让一夜的风沙把自己给埋了。
这一次回来的路上，他回了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他说他要回两个家，一个是清涧的生父母家，一个是延川的养父母家，既觉得温暖，又感到难受。他这个大孝子做得不容易，常处在两难之中。后来，他的《平凡的世界》在出版其间，复印了一部分给了我和子页主编的《长安》发表，说要换几个稿费，救济家里的困难，给父母治病。他一拿到钱，说是帮了他大忙，就直接去了邮局汇款。一次我去他家，说到他的长篇小说的名字，当时拟为《普通人的道路》，三部曲分别为《黄土》、《黑金》、《大都市》，可能也征询过其他朋友的意见，当时我手头正在读秘鲁作家西罗·阿莱格里亚的《广漠的世界》，建议他用《平凡的世界》。后来，路遥的弟弟王天乐文章说，书名是和谷或子页建议改动的。
曾在他写这部书时，有一次捎话让我去，说他写到一位领导干部拨乱反正时用了我的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的一些内容，还有写水灾一节用了我写安康水灾的一点资料，请我凉解。我开玩笑说，是我借了你的光，应该感谢你。事后有热心的读者写信给我，并复印了几个作品的有关章节，查明先后发表时间，询问其原由，我如实道来，如此而已。之后有人要拍摄他的人物电视片，路遥叫我撰写解说词，他看后很满意，这篇文字叫《路遥的脚夫调》，发表在《文学报》上。
《长安》杂志和西安市作协先后办了文学院，我具体操办，曾邀请萧军、刘绍棠、周克芹、蒋子龙、张贤亮等讲课，路遥、忠实、平凹等省市名作家几乎全部亮了相，在新城剧场的讲座持续了三个月，每场讲座都是座无虚席。并辗转铜川、安康等地巡回讲演。
一次在作协院，路遥写东西的小屋，发现陈设极为简单的屋里，大书架上没有一本书，而是一层层一排排的香烟盒子。他说，烟是好东西，抽完烟也不扔掉烟盒，摆着看着，是一种留恋。烟、茶水、灯光，和一摞摞写完与没写的稿纸，伴着一个健壮的中年男人。他喘息着，呼呼地作响，像一架纸上写字的加工机器，一头牛，正呼呼哧哧地曳犁，翻卷的泥土一畦畦留在身后。饿了，向谁家要一个馍，一根青葱，香香地嚼着，饥肠便安妥了。再么就是咖啡，雀巢牌的，这是肠胃对于洋玩意儿的需要，品尝着，扮一个崇尚欧式生活品位的角色。这阵，他已患有肝病，在小屋里熬中草药喝，这绛色的苦汁完全不同于咖啡的味道。而香烟对于他，既是生理需求，更是精神依赖。路遥嗜烟，是不断更新品牌的，消费超前，在周围烟民中是有竞争优势的。他经常搬出抽烟是爱国行为的理论，抽得多，抽好的昂贵的，更体现爱国的程度。当然，这是一种有经济学成分的戏言。别人抽金丝猴时，他抽黄果树;别人抽黄果树时，他改抽三五;别人抽三五了，他抽上中华。路遥的抽烟品牌，总比别人高出一个档次。他常敬你烟抽，毫不吝啬，好像是赐予，又像是在显示。他说，人活着，就这么点嗜好。有朋友粗算了笔账，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洋洋百万言，花费了六年时间，每天平均两包烟二十元钱，六年就抽掉了四万余元，按当时的稿酬，还不抵烟钱。他要熬干那部机器，留一部巨著在人间。
九十年代初，由陕西调往海南省任司法厅长的习正宁，物色我去大特区创办法制报刊。临走时，与路遥在他家阳台上话别，路遥说，你先去闯，不成再回来，到作家协会来，不怕，有我哩。之后，我从海南回西安印杂志，去医院看望病中的路遥。他说想吃酸石榴，我和同行的竹子又去街上寻买到了，返回病房。他是想重新站起来，但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躲开护士，和我们一起抽了支烟，诙谐地笑着。有人说，路遥是累垮了身子，心劲太强。有人说，是抽烟得的，他抽得太厉害。路遥说，我如果得的是肺病，是抽烟的过错，肝病似乎与抽烟没直接联系。那你说，不抽烟的人也得肺病肝病癌症，毛泽东邓小平抽烟也是高寿，世界上的道理谁也讲不清。病中的路遥，已近弥留的日子，他还是让我扶起他靠在床头，拿出一包好烟，一支一支抽起来。护士进病房来，说不许吸烟，路遥像做错事的孩子，央求着说 对不起，就抽一支。他抽烟的时候，精神进入一种自然状态，悠然而深邃的目光很动人。
几日后，路遥与世长辞。我是等到一起把他送入火葬厂的熊熊炉火后，才回到海口的。他比我大不了几岁，有着近似的经历，他就这么走了。在海南的几年里，我每次走进书店，都要去翻一翻路遥的书，与他重逢，也在一旁观察一双双怎样的手去触摸它，带走它。
舞剧《白鹿原》
知道陈忠实的名字，是在七十年代初期，刚刚被文学写作诱惑入门的我，在西北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读到了《陕西文艺》刊登的小说《接班以后》、《高家兄弟》、《公社书记》，作者是陈忠实。我如饥似渴，陶醉其中，那开满紫绛色苜蓿花的田野，甚至那特殊的香味，与作者笔下的人物性情交织一团，一下子浸透了我的情感世界。我熟悉他笔下的乡土和庄稼人，深知农人的喜怒哀乐，陈忠实把它写得太美妙了。在审美情调上，我欣赏描写终南山下人间烟火的柳青笔法，陈忠实在续写当下时代的《创业史》。
开始我只是在一起参加的创作会议上与他打招呼，或远远望着他烟雾缭绕地抽着呛人的卷烟。七十年代后期有一天，陈忠实骑着一辆半新旧自行车，车头上挂着一个布袋子，可能是从灞桥乡下赶来的，风尘仆仆的样子，疲惫地弓着腰，进了小南门外红缨路团省委的院子。我当时在《陕西青年》当编辑，住在院子北边平房里，在水龙头上打水时碰巧遇上他。我与他打招呼，他满头汗水的样子，说是来找我的一位同事办点事，就匆匆支起车子，推开了隔壁同事的门。
八十年代初，我调入教场门《长安》杂志当小说编辑，陈忠实不是这里的常客，贾平凹领衔的群木小说社他来参加过几次活动。市文联在钟楼社会三路办公的时候，我也在那里遇到过老陈，听时任秘书长说要调陈忠实到市文联当专业作家，后来他进省作协了。按说灞桥在行政区划上归属市区，陈忠实理应是本市作者，但这位处于“自虐式自省”阶段的作家并没有主动靠拢，编辑部也没有重视过向他约稿，刊物不曾发表过他有影响的作品，在行情上不看好他，忽略了蛰伏中的日后的大师。刊物当红的作家不少，渐渐销声匿迹。陈忠实不再划归到西安市文联作协的圈子里了，每到见面，也总少不了聊一聊人事和文学的信息，感觉亲切。
此后，我在参与《楚汉风云》电视剧本写作时，住在灞桥毛西离陈忠实家不远的部队招待所，有一天与竹子去寻访老陈。沿白鹿原下的村路找到了西蒋村，也到了老陈家门口，却见院门锁着，邻居说老陈出门了，不知去了哪里。寻访不遇，有点山僧更在云深处的感觉。此时正是他在白鹿原爬坡的时候，要么是打磨出一部作枕的书，要么再回家养鸡。之后与老陈说起，他说不巧，起码能进屋里一起喝杯茶，吃碗面。
曾发表于《人民文学》的小说《无畏》，在带给陈忠实“上了一个台阶”的巨大社会影响的同时，也使这位文学英雄陷入了久久的困惑，扮演了一头“困兽”的角色。几年后《信任》获奖，他也被恢复了信任。《蓝袍先生》，却也让他蛰居乡下老屋如同一位隐者。直到《白鹿原》横空出世，他才拂袖东去，方显一代文豪本色。
九十年代初，我冒着大雨从海口海府路书店买了一本陈忠实新出的《白鹿原》，在台风怒吼的孤岛上关门挑灯，一口气读完。我读到了让我猛醒、激奋、陶醉、沉思的文字，心事陷入其中久久不能自拔。
有一次从海南回来，在建国路省作协前院遇上陈忠实，在绿锈斑斑的水池边站了一会儿。我谈到读《白鹿原》的感受，他说你在恁远的地方还看到了?我说去海南的老陕一见面少不了说白鹿原，要能改成电视剧普及观众多好。当时，我根本想不到自己在尔后能把它改编成舞剧上演。老陈脸色沉了下来，喷着烟雾笼罩的雪茄，有点烦也很镇定，甭光听说好的，也有话说不让改编影视，思想性上有质疑，混淆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矛盾，唉，看吧。这种说法我也听到过，但觉得如今到什么时候了，还能限定一部好书的传播范围。之后《白鹿原》获得茅盾文学大奖，是修订本，如何修订的删改了哪些内容删改了多少字，则是另一个有趣的话题。
2004年冬日，我在小寨东路的办公室忙活省文联换届秘书组和后勤组的事务，处理装修搬迁遗留问题的泼烦事。一天，突然接到一位多年的老朋友打来的电话，他叫夏广兴，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导演，从京城回到老家西安省亲，约我一起喝酒，说是有事找我商量。在我居住的文艺路附近唐人酒店全聚德，一起说到舞剧的话题，在捕捉新的目标时，等待我们的又是什么呢?《白鹿原》。对，是《白鹿原》。获得中国最高文学奖茅奖的《白鹿原》，已改编成秦腔，北京人艺正筹排话剧，影视只说不动弹，我们如果将它搬上舞剧舞台则价值无量。
要改编舞剧先得征询《白鹿原》作者的许可，得拜望陈忠实。我手头有老陈手机和作协住处及乡下老家的电话，等与小夏告辞回到家里，静了静神，清了清嗓子，才拨通了老陈的电话。谁呀，噢是和谷，啥，弄舞剧，弄得成不，北京来的，人靠得住不，你说能成，小娥与黑娃，对，明日见。第二天，还是老地方唐人酒店全聚德，陈忠实如约而至。小夏说他在电视上见过，是头一回见到陈忠实真人，称老陈为大师，不是恭维而是发自内心地崇敬。小夏在白鹿原下纺织城长大，与老陈算是很近的乡党。我说，夏导一心想搞出中国现代舞剧的扛鼎之作，选择白鹿原就有了可能性，在文化演艺市场首先就占据了媒体话语资源，有文学名著的支撑，舞剧的再创造就有了美学和人性的基础。陈忠实说，我是写小说的，不懂舞剧，那么多人物，故事错综复杂，咋能弄成舞剧，单是舞蹈加上音乐，又没有对话，以小娥和黑娃把剧情串起来，其实这在小说里是从头到尾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夏导即兴用几段肢体语言试图力争排解老陈的质疑，老陈很欣赏，眼里放出惊异的光芒。老陈与小夏都不大喝白酒了，一样钟情于啤酒，喝到兴致高涨时，老陈笑着朝我说，没想到你还能写舞剧，是个全才，了不得，我说学哩，老陈最后说，好，你们大胆地弄。
当我着手改编舞剧时，又将在海南岛初读过的《白鹿原》一字一句地通读了两三遍，圈圈点点，多处眉批，笔记一沓子，想着如何让这些美妙的文字舞之蹈之，在可视的表演舞台上流动起来。从文字符号到肢体语言的转换，从小说的纸质文本到现代舞剧的舞台艺术形式，给人的观赏感受是应该完全不同的。二度创作，首先是忠实于原著的精神实质，能在表现形式上有所拓展也就满足了。
舞剧《白鹿原》导演编剧有了，原著许可了，谁来制作出品，也就是说资金从何而来。唐人全聚德老板长生兄，是我在西安市文联的同事，我俩是党支部成员并且是贾平凹入党介绍人，又先后到海南闯荡再回古城，又参与南门仿古入城式文化品牌的策划，撰写《有朋自远方来》歌词请赵季平作曲谭晶演唱。长生兄从舞剧《白鹿原》的话题看到了其文化旅游娱乐的商机，动意在南门瓮城推出。
瓮城版的动意没有新的进展，陕西舞蹈人为长生兄提供了成事与败事的不同见解，让他权衡不定。北京的室内版出品方有了眉目，邀请我赴京参加项目的论证。曾与夏导合作舞剧《兰兰花》的作曲家杨青，是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他曾与夏导到陕北采风，《兰》未能推出，一直是他的心病，有幸合作舞剧《白鹿原》则合了他的心事。在北京市教委支持下，项目很快启动。我在首都师大专家楼的会议室里，面对来自北大、清华、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歌剧舞剧院、文化部等国家级的诸如吴祖强、王岳川、尹鸿等十多位专家，我有点紧张也颇为镇静，阐述了小说原著的艺术价值和改编为舞剧的可能性，舞剧的人物设计和剧情脉络及主要舞段，对专家们不同的质疑进行了有理有据的答辩。夏导和杨青院长比我压力大，却也胜券在握，论证会赢得了专家的高度认可。
不久，夏广兴和张大龙到了西安，约见我与老陈接头，将一份项目申报书复印件递到了陈忠实手中。夏广兴给陈忠实绘声绘色地讲起了自己的舞台设计，白茫茫的大雪，一群身穿黑袄的黑娃和身着红衣的小娥，远处是象征吉祥和谐的白鹿，说着说着夏广兴还即兴表演了起来，小娥是这样出场，白嘉轩则是那样的，伴奏乐器要用板胡。陈忠实听得眼睛有点潮湿了，说：“好，好，连舞台效果都设想出来，光讲的这些都让我感到很震撼了。”
事隔一年后的2006年12月下旬，中国作家协会七代会在京召开，首都师大约我和老陈在会后前往学校，观看了舞剧的现场排练。期间有人通过我约请老陈参加一个饭局，老陈大为不悦，我说和谷你我缺吃么缺喝?不乐意的事甭做。项目批准之后，我和老陈赴京参加了舞剧研讨会。与会的国家级专家们各抒己见，对日后剧本的修订出了很好的点子。
在筹备和排练的几年间，剧组先后组织了三批演职人员到陕西采风体验生活。请陈忠实和我讲课，老陈当向导上过几次白鹿原，走乡串户，探访过鲸鱼沟类似小娥住过的旧窑洞，吃过蓝田的饸饹，参观过白鹿书院。陈忠实先生带着剧组一行人冒雨来到狄寨的南枝村。陈忠实介绍说，这个村分南枝白和南枝魏两大姓。看，这座老宅院的西墙是不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它是用大块的土烧砖砌成的。自古长安西风雨，把土坯房的西墙用砖砌起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讲完陕西民俗，陈忠实还专门给“小娥”示范怎么拉风箱烧火。看了老宅院，众人又来到一个树木掩映的崖畔下，陈忠实指着现已荒败的窑洞介绍说：“崖下边的大窑洞是住窑，半山的小窑洞是躲匪窑，小娥和黑娃就应该住在崖下的大窑洞里。”因为剧组人员绝大部分是北京人或外省人，为了能尽快进入角色，大家纷纷学说陕西方言，还专门听了当地村民演唱的原汁原味的秦腔。
2007年6月7日晚，我与陈忠实应邀前往北京保利剧场观看首场演出，并安排登台谢幕。从西安出发时，老陈坚持不坐飞机坐火车，说是晚上睡一觉就到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飞机上不让抽烟。他随身不离的背包，雪茄占相当比重。他早先抽巴山雪茄，开玩笑说把人家烟厂都抽倒闭了，只好抽别的雪茄，古巴、美国、意大利的雪茄还抽不惯，太呛有怪味。事隔三年，当初在文艺路酒桌上谋划的事，坷坷绊绊还算顺当，竟然成为了现实。夏导见面时如释重负地说，总算给陈大师有个交待了，把事弄成了。老陈说，谢谢，是你夏导，还有和谷杨青大龙把事弄成了，值得祝贺。在保利剧场休息厅，我们与前来捧场的文化艺术界人士蔡武、金炳华、陈晓光、丁向阳、吴祖强、赵季平、濮存昕、徐沛东等交谈。北京各界热心观众观看了首场演出，演出大获成功。民族化的多声部语言、陕西地方音乐旋律和实在的故事、虚拟的意象等有机结合，让舞剧《白鹿原》既具有史诗般的大气又不失浪漫的气质，给观众带来纯美的艺术享受。陈忠实高兴地表示，演员们以丰富的肢体语言表达了小说的内涵，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回程时，我和老陈还是坐了飞机，在候机室的抽烟室过饱了瘾，他说，走，咱俩去喝瓶啤酒庆贺一下，我请客。要了两瓶他喜欢喝的百味，真是回肠荡气，我很少见老陈这么心情爽快过。
舞剧《白鹿原》在北京保利剧场连演三场，场场爆满，公演第二站当是西安。人民剧院总经理赵春阳说，我的剧院没皇粮可吃，走的是演出市场，赚钱不赚钱《白鹿原》非演不可，但咱兄弟不能干赔钱的买卖。所以，他扳得很硬，原则上一张票不送。买票看戏，天经地义，送票看戏不值钱，应该培养观众的娱乐消费观念和习惯。等到快要演出的前一天，我和他电话联系，他让我去拿票，说是给我八张票并代送给老陈八张共十六张票多一张没有，我道声谢谢。我理解春阳，不是认钱不认人，是想把票留给那些愿意掏钱的忠实观众。老陈说，对不住周围向他要票的朋友，再说一些多年的朋友一直关注自己的创作，给过莫大的帮助和支持，应该自己掏钱请亲戚朋友来看才对。老陈具体买了多少张，据说花了几万块钱，话剧《白鹿原》也是自掏腰包花了好几万元，说是权当回报朋友的礼物。那天下大雨，人民剧院门前人头躜动，舞剧《白鹿原》回老家了，老陕觉得亲切。在西安演出的版本，布景道具从简，三位主演也因A角单位的费用高昂而由学院内的B角担纲，少了娴熟的舞蹈技艺，多了青涩的鲜活气息。
之后即回归校园，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成功上演，同样引起了高校学子的强烈共鸣。我陪陈忠实参加了在北京大学的演出和对话活动，被当代大学生独到的艺术鉴赏力所感染。何西来从远处赶来迟了，急匆匆地样子，说是误了看到序幕，还是感人好看。白烨和李建军几位老乡留下来，与老陈和我谈论舞剧改编中的得失，在夜市小饭馆里酌酒叙旧，从柳青说到苏东坡说到莎士比亚。
2011年新年伊始，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制作夏广兴导演的歌舞剧《在那遥远的地方》来西安演出。夏导给我打电话，请我联系陈忠实一起观看他的新作。那天晚上很冷，一代西部歌王的命运却让人的血很热。第二天晚上，在小雁塔旁北京老烤鸭店，我们当年的舞剧《白鹿原》几个人手又重聚一起，老陈没有喝酒，说烤鸭挺有味道。性情沉稳了许多的夏导喝酒有所节制，深情地说，如果有一天由国家歌剧舞剧院重排《白鹿原》，进国家大剧院演出，到欧美演出，再请老陈和我去观看，相信有这一天。我说，好。老陈说，我等着。
准备出版六卷本《和谷文集》时，我恳请陈忠实作序，他应承了。在前后半年时间里，他抽空读了我精选出的几十篇散文，见面总说甭急还没写好。有一天他打电话说，序写好了，你来取。我赶到省作协他书库般的办公室，老陈轻松地问我，你是要手写稿还是要复印稿。我没客气，说我当然想要手写稿收藏，也有点不忍。他说，那好，你就拿手写稿吧。我接过稿子，“诗意和谷，婉转与徘徊”，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写了二十多页，约七千多字。老陈说他誊写了一整天，刚拿出去复印好。我连声道谢，他说谢啥哩，应该祝贺你。我回到家将序文连读几遍，其语调之恳切，见解之深邃，文字之精到，让我倍感激励。
在文集首发式上，陈忠实说，作为一个作家，我理解文集这种出版形式的艰难，所以特别感动各方对作家和谷的全力支持。这种真情令人感动，首先令我感动。在阅读《和谷文集》的过程中，我才理解了和谷。在他的散文中，我感到了一种睿智和真诚，而这两者一旦结合，这个作家就会飞扬起来。我为陕西每个作家的飞扬感动。
陈忠实给我的文集序中有一句话：“我在西安这地方几十年，虽然与和谷过从不密，甚至可以称作稀少往来，然而关于他在文坛的姿态，还是清晰的，自信如上的‘悄悄默默’的用语，基本准确。”
而我，也是久久地悄悄默默在远远注视着他的。
2013、10、2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