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作家”汪曾祺
作者：施晓宇
要写汪曾祺先生已经很久了，就是一直没有动笔。居然一等八年过去，居然一等竟与汪曾祺先生阴阳永隔!迟迟没有动笔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条则是——生怕轻易写不好我心中深深敬重的汪曾祺。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94年金秋时节，我到北京开会，顺便为《XX文学》组稿。行前拟定的组稿名单里，第一个作家就是汪曾祺。第二个作家是担任过《北京文学》主编的林斤澜——他与汪曾祺是至交(林斤澜乃全国著名小说家，但他曾是**在台湾的地下党员，蹲过国民党的军事监狱，九死一生跑回来后一心着迷写剧本，写的不少却一部都没上演过——这段历史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
10月18日上午9点，我由北大中文系两位博士生王兄、姚兄带路，三人乘坐面的从北大南门出发，一路车流滚滚，从城北横穿市中心到达城南蒲黄榆路9号楼12层1号汪曾祺家，刚好历时一小时。这在交通拥挤的北京城速度算快的了。我们兴冲冲敲门，汪曾祺夫人开门——顺便说一句，汪曾祺一生坎坷，居无定所，好容易摘掉“右派”帽子从保定调回北京，一家老小长期住在只有一间的破旧平房里。所以，无论从本质上，还是从生活上，我说汪曾祺乃“布衣作家”是名副其实的。所以，这?>,m汪曾`里说是汪曾祺的家，其实是原在新华社工作的汪夫人从单位分得的房子。汪曾祺后来搬到虎坊桥的新居居住一直到逝世，则是住的儿子单位分得的房子。汪曾祺生前——直到辞世前几年才由中国作协努力争取到一套面积不小的房子，但汪曾祺嫌离公墓太近，看得见火化的烟囱，始终没肯搬过去住。这边汪夫人问明事由，进去通报。不料汪曾祺已经全然忘记昨天的预约，一脸茫然地隔着窄小客厅望着我们，甚至坐在沙发上站也没有站起来——那表情似乎在苦苦思索：我真的答应过吗?这使我们三人仿佛被兜头浇了一瓢冷水，站在门外进退两难面面相觑，处境十分尴尬。我提议撤退，王枫、姚丹赞同。三人正待告辞，汪曾祺说话了：“既然大老远地来了，还是进来坐坐吧。”
于是就进去坐坐。穿过逼仄的窄小客厅，来到汪家的书房。书房同样逼仄窄小，由于书房里四下凌乱地堆满各种书籍报刊，还使光线显得昏暗，更加衬托出小小书房与大大名气的汪曾祺的身份不相符合。而且就连汪曾祺的书桌上也四下凌乱堆满各种书籍报刊，只空出眼前一小块巴掌大的空地供主人读书写作。看得出，主人确实是一个不得空闲的人。于是我简明扼要说明来意，准备完成任务就走。不想，一听说我是代表《xx文学》前来约稿的，汪曾祺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
“啊，XX我去过。”
“是的，您还为此给《xx文学》写过一篇散文，叫《多年父子成兄弟》，发表后被《新华文摘》转载，很多人读过。” 我说是事实，不少读者非常喜欢汪曾祺先生回忆儿时的生活以及类似“多年父子成兄弟”一类的文章。讲的是父母和子女之间平等相处、宽容待人的故事。同时，民主宽松的家庭氛围还培养了先生的幽默豁达，形成了先生恣肆汪洋、以闲适之笔随意书写人生的文风，也造就了中国文坛的一个文学大家。经我提醒，汪曾祺想起来了。说：
“记得记得，谢谢你们。对了，你们从xx来，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位老乡。”说着话，汪曾祺把正在为我们沏茶的汪师母叫进来：“喏，她是xx人。”这真是太巧了。
“刚才我听说你x，我也姓x，我俩还是本家哪。”
“可你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口音一点不像xx人啊?”我有点疑惑。
“她年轻时离家时间早，大半辈子都在北方生活，难懂的XX话怕是早忘了。”汪曾祺在一边插话。
“谁说我忘了?”汪师母突然改用道道地地的xx话对我来了一句：
“歪喜将阶虎究侬(我是正宗的xx人)。”
“将类将类(正是正是)。”我和会说xx话的王兄、姚兄加上汪师母四人会意地哈哈大笑起来。直笑得汪曾祺一头雾水，说：
“你们这鸟语都说的些什么呀?”
“老头儿，我们不告诉你。”汪师母开玩笑说。原来，汪曾祺在家非常民主，他外号就叫“老头儿”，不仅老伴这么叫，儿女儿孙也都“没大没小”这么叫，全家气氛其乐也融融。汪师母乃早年著名的私立华南女子学院学生，后来又到北方求学。由于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与汪曾祺结合在一起，共同走过了48年的人生。由于双重的老乡关系，又由于亲切的乡音，沟通了彼此的情感，结果先前拘谨的陌生感一扫而光，主客交谈由此进入融洽。一开始不爱说话的汪曾祺这时一直催汪师母再去泡茶：“给他们泡好茶，泡台湾的乌龙茶!”
新泡的台湾乌龙茶在茶几上冒着袅袅热气，散发幽幽馨香。我们向汪曾祺请教对当下文坛散文创作的看法，汪曾祺认为：
“现在的散文大多着眼点太低，题材太小，一些散文需要表现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像鲁迅的有些那样......散文的语言也很重要，我比较赞同把文言文的语言融入今天的散文写作中去，那样能够收到简洁明快的文字效果。”汪曾祺的话让人联想到由他执笔创作的现代样板戏《沙家浜》里的一些经典唱段，那唱词写得既古典又平白，真个是干净利落、简洁明快而又意味隽永。譬如《智斗》中阿庆嫂的一段唱词，平白晓畅中透着深厚的古文底蕴：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
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
人一走，茶就凉......”
当我讨教小说与散文创作方面的差异时，汪曾祺说：“小说与散文之间不应有堵墙。这一点女作家比男作家处理得好。(20世纪)从50年代到80年代，女作家里都出了不少写散文、写小说的高手，而且年老的比年轻的写得多，写得好。”讲到这里，汪曾祺还特意指出，年轻人要敢于向权威挑战，不应盲从。汪曾祺批评朱自清的散文大多过于做作，不够自然，也就不够真实。他在肯定贾平凹的创作才华时，同时也批评贾平凹提出来的“大散文”写作名不符实，旗帜扯得太大，显得太空太虚。贾平凹有的作品也写得不好，不如台湾有的作家的作品大气。“台湾人总体文化层次比我们大陆的要高，也更扎实。”汪曾祺先生一贯反对“假大空”的文风，提倡平实、平白、简洁、简单。他的小说语言对于打破十年浩劫后那段冰冻的文学时期特有的话语禁忌，立下头功。文坛中人都承认，汪曾祺具有深厚的国学底子、出色的古文修养和对民间文化民俗色彩特有的喜好，他还拥有独到细腻感受、真挚的乡村情怀、和谐的浪漫空灵以及悲天悯人的雅量胸襟。他曾在《自报家门》中写道：“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他还很喜欢宋儒的一句诗：“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由此，许多人应该不会忘记汪曾祺写过的《跑警报》 一文，经他描写的上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的师生生活十分生动，大有苦中作乐的情趣：
“‘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这不像‘跑马’、‘跑生意’那样通顺。但是大家就这么叫了，谁都懂，而且觉得很合适。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作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他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我们就这么无拘无束、海阔天空地闲聊着，话题跳跃不定，内容跨度很大，时间便在不知不觉中过去。谈得兴起，汪曾祺还主动提出要送书给我们，就送才出版不久的新一本散文集《草花集》。对《草花集》的书名，我听了感觉很新鲜。过去我只知道汪曾祺出版的小说集中有一本叫《晚饭花集》,与这本《草花集》俨然姊妹篇。但我们怕麻烦“老头儿”，都客气说不好意思要。“给老乡送书是应该的。”说着话汪曾祺就起身去找书——因为前面提到的汪家到处凌乱堆满书籍报刊的缘故，加上上年纪的老人记忆力衰退，汪曾祺一时找不到《草花集》。但他很有耐心地在书房、客厅和两个卧室间不紧不慢地出出进进——这时我才注意到汪曾祺是一个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亮额红脸、略微秃顶、性子偏慢的老头。他的穿着也很随意，布衣、布鞋和布袜，一副平民化“布衣作家”的打扮，全然没有有的作家成名后“一阔脸就变”的装腔作势派头。就是这位大名鼎鼎的“布衣作家”，在局促杂乱的屋子里转来转去仍是找不着他要找的书。后来还是在汪师母的帮助下，汪曾祺才找到了三本《草花集》。他老人家慢慢坐下来，仔细问明我们每个人名字的写法，然后不戴老花镜，一个一个地为我们签名赠送。其间边写边告诉我们，他不满意《草花集》的封面设计，嫌过于俗气和土气。我的理解是，土气有两种，一种是呆板的土气，一种是质朴中透着鲜活的土气。后者往往充满生命气息，飘散人间烟火味，有一种泥土的清香。显然后者要比前者远远高一个格。我们知道汪曾祺不仅是小说大家、散文大家，还画得一手好国画，就贸然提出要欣赏他的画作。“老头儿”竟也一点不嫌麻烦，又起身去四处翻找，兴致很高地找来刚发表在《长城》杂志封二上的画作让我们品评。这是一幅铁干梅花图，用笔洗炼散淡，不落窠臼，有文人气，一如汪曾祺素朴的风格，乃典型的文人画风。从中可以证实汪曾祺果然擅长丹青，热爱自然，对花鸟小品情有独钟，尤其善于勾勒梅花图。对此，也是汪曾祺老友的作家邓友梅在汪曾祺逝世的
当年，著文回忆道：
“十几年前，我有天收到个大信封，一看地址是他寄来的。赶紧打开看。里边是一幅画，画的铁干梅花。树干树枝都是墨染，梅花是白色。是所谓‘腊梅’。画中夹着个字条，上边说：‘你结婚大喜我没送礼，送别的难免俗，乱涂一画权作为贺礼。画虽不好，用料却奇特。你猜猜这梅花是用什么颜料点的?猜对了我请吃冰糖肘子……’我跟舞燕猜了两月硬没猜出来。有天开会见到曾祺。我说：‘我们猜到今天也没猜出来。肘子不吃了。告诉我那梅花用的什么颜料吧!’ 他冲我毗牙一笑，说：“牙膏!”
我们一边欣赏汪曾祺的各款画作，一边怕影响他老人家的写作和休息，几次提出告辞。“不急不急，茶还没有喝淡嘛。再坐坐。”汪曾祺先生执意挽留，不让我们走，仿佛为了弥补先前的冷淡。我发觉，汪曾祺其实真是一个心地极其和善的老人，像一个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的老小孩，真的是表里一致，君子坦荡荡。他一再抱歉地说：“我现在的记性越来越不行了，眼前的事情总是记不住，还常常忘记有些必须回复的读者的来信。”汪曾祺还特意解释为什么刚一开始不高兴我们打搅的原因。一是他压根儿就忘记了昨天答应过我们的预约;二是几天里一直在为改编孙犁的作品苦恼。原来，北京电影制片厂计划将孙犁的小说名篇《荷花淀》搬上银幕，以纪念即将到来的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可是，请人改编了两个稿本都不满意。著名导演王好为就想到了汪曾祺，郑重请他出山扛鼎。汪曾祺说，他从来也没有写过电影剧本，也从来没有打过仗，更没有到过冀东的水乡。自从答应接下改编的任务后，自己就有点后悔。因为，孙犁的小说确实漂亮，但是缺少故事情节，散文味道浓厚，改编成电影难度很大。“这不，我把自己像产婆一样关在房子里已经一个星期了，今天刚刚有了一点头绪，你们就来敲门了......现在我才设计了一个开头，我讲给你们听，请你们帮我鉴定一下看行不行?”面对礼贤下士、虚怀若谷的汪曾祺，我们就大大咧咧地开玩笑说：“小生愿意洗耳恭听!”汪曾祺周正的眉眼间便布满了笑意，连黑红的脸膛和晶亮的额头都不漏过。他设计的电影开头，第一个镜头就有了故事，也充满悬念：
一支荷花的特写，定格。然后推出一片荷花。继而从银幕的一角有一个皮肤黧黑、鹭鸶一般精瘦的老头手持竹篙划船而出，慢慢穿过荷花淀。一轮血样的残阳斜挂西天。这时，画外音传来隆隆的枪炮声，正面不出现日本鬼子的身影，但营造的氛围足以让观众感觉到敌人正在逼近。画面切换，炮火连天中，满地残荷败叶，鹭鸶一般精瘦的老头手搭阳棚眺望远方，嘴里骂道：“狗日的来了!”
多少个静默无语的镜头摇过去，“开场白”里惟一的一句台词就足以震撼人心。仅就这个与众不同的开头，不难理解我们在汪曾祺桌上看见的摊开着的《孙犁小说选》，他老人家对此作了多少反复的揣摩。半年后，《作家报》(1995、4、15)记者谢海阳作了相关报道：
“老作家汪曾祺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孙犁的名作《荷花淀》已由他改编为剧本《炮火中的荷花》，将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小说《荷花淀》反映的是冀东白洋淀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斗争生活，它所塑造的许多不同类型的女性的生动形象一直为人们所称道......汪曾祺在改编中不仅保持和发挥了小说原有的特色，还融入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体验发展和丰富了原作的情节。这部电影没有大的战争场面，而是体现了在残酷的战争面前普通人民群众平凡而伟大的力量，是一曲民族精神的颂歌。”
汪曾祺花两个多月时间把《炮火中的荷花》电影剧本完成后，北京电影制片厂非常满意，一次通过。也是在1995年，汪曾祺自己的一篇著名小说《受戒》被北京电影学院1989级学生邱怀阳作为毕业作品，改编拍摄成电影，参加法国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同时入围法国克雷芒电影节。
时间转眼已到中午快12点，在汪家一聊竟是两个小时过去。这期间，我们还了解到汪曾祺共有三个儿女：其时，大儿子汪朗在《经济日报》主持国际部的工作;大女儿汪明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工作;小女儿汪朝在新华社从事图片工作。平时儿女们自己住，周末回来探望二老。汪曾祺给三个儿女起的名字都带一个“月”字偏旁，不知是否含有“月是故乡明”的意思?这时，我们再一次提出告辞，并且改变主意，请二老下楼与我们一道就近吃午饭。一片真心待人的汪曾祺先生此刻还是不大情愿让我们走，还想继续聊下去。见留不住，倒是很爽快地答应一道下楼去，可汪师母怕麻烦我们，说早上已经准备好午饭了，反让我们留下来一起用餐。这哪里好意思?于是就正式告辞，并请二老留步。二老不肯留步，坚持送出家门来，一直送到12层的电梯口。电梯门打开了，我们进去了，再一次回身向汪曾祺先生和汪师母挥手告辞。二老也挥手告辞。突然，挥手告辞的汪曾祺将双手抱拳，高举过头，向我们深深作揖，依依惜别!这个发自内心、流露真情的古朴而崇高的礼仪令我们大为感动，我们三人手忙脚乱也将双手抱拳，高举过头，深深作揖，依依惜别!
电梯的门关上了。电梯在悄悄下降。王枫、姚丹、我三人一时都没了声音。剩下的只有感动，只有回想，只有咀嚼，只有汪曾祺先生那高举过头深深作揖的双手，只有汪曾祺先生那双手抱拳依依惜别的镜头定格在我们的脑海里，烙印在我们的心头上。电梯在继续下降。电梯里寂然无声。只有三颗脑袋思绪万千、思絮纷飞。只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与汪曾祺先生这一相互间的深深作揖、依依惜别，竟然成为了永别!竟然使汪曾祺先生与我们之间再难相见、阴阳永隔!
汪曾祺先生与我们揖别的这一天是1994年10月18日。
汪曾祺先生逝世于1997年5月16日。享年77岁。
汪曾祺先生1920年3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傍晚出生于江苏省高邮县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汪曾祺的父亲叫汪菊生。
汪曾祺先生“走”得十分仓促。1997年4月底，汪曾祺与十几位作家应邀到四川宜宾参加“五粮液笔会”。5月4日，汪曾祺突然因病飞返北京，5月12日住进友谊医院，经抢救无效，于5月16日遽然辞世，令多少人仰天长叹、扼腕痛惜!同样令人痛惜的是，与汪曾祺同甘共苦48个春秋的夫人，在汪曾祺去世一年半后也随汪曾祺而去，仿佛两人生前约好了似的。万幸的是，汪曾祺留下了他不同凡响的二百多万字文学作品。汪曾祺说过：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
在文学式微的今天，仍有那么多读者爱读汪曾祺的小说、散文、诗歌并且欣赏他的画作，这一点，想必是足可告慰九泉之下的汪曾祺先生的。如果有不了解汪曾祺先生的后来者,还可以去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由汪朗、汪明、汪朝写下的《老头儿汪曾祺》一书。这汪家的兄妹三人，各人写出了各人眼中心中的父亲形象，书名也就是他们平时在家里对父亲的爱称。
今年是汪曾祺先生辞世六周年、师母辞世五周年，我谨以这迟到八年的文字纪念他们，就此献上我的心香一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