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

　　创作谈　　不知不觉中，就成了一个作家。　　我不知道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只是，随着写下来的文字逐年增加，稿子发表以后，样报样刊在简陋的书房里越堆越多，逐渐泛滥起来，难以收拾了。虽然此间几次搬家，清理了一些，但书房里还是显得非常零乱，并且不断向着客厅和卧室渗透。也许，这就是作为一个作家的烦恼吧。因为不堪纸张的困扰，妻子总是收拾不过来，无奈之中，她给了取一个浑名曰：乱事佳人。随着年岁日渐逼近四十，马上就要抵达人们所说的“不惑”的年龄了。然而，让我很“惑”的事物却越来越多，由此，不得不静下心来，理一理这些年来纷乱不堪的往事，让自己的生活和写作尽量多一些头绪，好让写作更纯净一些，生活更澄澈一些。　　我的创作，其实是有一点渊源的，比如家学。我的爷爷吴池，在民国时期那些年，曾经读过一些书，算得上是一个乡村里的读书人，虽然什么功名也没有，但还是读过一些书的。在他的支持下，我的几位伯叔姑婶，也都是识字的，尤其是大伯父吴立南，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初中生和第一届高中生，曾经是丽江名师李世宗老先生的得意弟子。几经世事变故，伯父依然是一介草民，但他从我爷爷的身上继承了尚文家风，即使是在最困难的那些岁月，依然是书不离手的。受伯父影响，我爹吴海南农闲时喜欢读书。他的收书都是从伯父那里弄来的，伯父看的都是那个时期的名著，所以，父亲手里的也竟然都是名著了。父亲读书，没有收拾整理的习惯，总是随处乱丢，这样的坏习惯却让我过早地接触了那些名著。那时候，虽然看不懂，却让我接上了喜欢读书的家族风气。乡村孩子的时间总是非常充余的，书卷之外，还有许多空间可以用来想象。于是，有了写一些文字的想法。小学没毕业，这些想法就让我浪费了比其他孩子多出几倍的作文本，在那里宽大的格子里，涂满了我的天真。进入初中以后，一个人，虽然只教了我不到一年时间，却把我在想象的歧路上越引越远。她是我初中一年级的班主任刘志凤，一个刚刚结婚的女教师，据她说，她是著名作家海男的中学同学。那一年，海男跟她妹妹海惠做了一件轰动国内文学界的大事：徒步考察黄河。刘志凤在课堂上经常跟我们提起这件事，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对文学和文人的崇敬。我对文字的想象，开始漫无边际。　　对于永胜三中，我一直情有独钟。我在那里读完了老是更换教师的三年初中。其间，永胜三中的杨金乾、杨海清、李德田等老师，汇同三川其它学校的唐正尧、胡继惠等人，在课外组织了“三川文学社”。文学社成立的那一天，当时永胜文学界的干将马霁鸿、海男、陈泽、严谅等人都到了。在永胜三中的足球场上，那些风流才子们朗诵诗歌、唱流行歌曲、跳迪斯科，搅得永胜三中的孩子们热血沸腾。那个时代，永胜三中注定了要产生一些以文字为伍的人。比如李梦游，在随后的几年里，他组建了荒野文学社，创办了文学刊物《流沙》。永胜三中的师生散布地三川各地，后来还产生了作家杨春山、杨宝琼、赵文金等人，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了永胜文学界的骨干。而我却是一直隐藏着，不是因为清高，而是自卑。我没有胆量跟他们接触，只是默默地读书，远远地看他们风光，悄悄地写自己的文字。在永胜三中读高中的三年，都是这样过去的。三年里，我对文字沉迷到不能自拔的地步，数理化学得一塌糊涂。第一次高考落榜是意料中的事，羞愧之中，转战永胜一中补习，一边温习着旧课本，一边给县广播电台投稿，终于勉强考上了曲靖师专。后来的若干年里，我若干次去永胜三中，此时，当年的老师大多已经离去，我的师兄弟们如今已是那里年富力强的骨干教师了。在那旧貌依稀的学校里，我总是比较沉默的，我不是母校的好学生。　　在曲靖师专，我没有如愿读上我所喜欢的中文系或者历史系，而是读了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政教系。于是我在课堂上写了许多诗，在图书馆里读了一些书，许多人都以为我是中文系的学生，然而我的真正专业却是政治教育。政教系的专业理论作弄得我头昏眼花，吃尽了苦头。到最后，我只能依靠发表的文章却挣额外的学分奖励，把我在班级里的排序向前多推十余名，以便多挣二十多元的菜票补贴。那是一个让文学爱好者们颇为怀念的时代，铺天盖地的县级报刊都办着副刊。那时候，名家占据了权威刊物，文学爱好者们，如我之流，则盯准了这些小报的副刊，四处投稿，竟然也可以混到让邮局的工作人员另眼相待，不需要身份证也可以领到稿费的程度。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稿费，那个时期，我写下了至今都引以为自豪的长诗《云南》、组诗《滇西，滇西》、《人群》等作品。凭着这些作品，我的创作得到了县里马霁鸿、胡延平等文友和县委宣传部的关注，这为我以后调入县委宣传部工作打下了基础。　　我的职业工作历程，把我一步步向着文学推进。我人生中最初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永胜县仁和镇新田中学当政治教师。在那里，我仅仅工作了短短的三个学期。新田作为一个四面群山环绕的少数民族村落，它为我提供了极端宁静的创作条件。除了教书，我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用来创作。在那里，我又写下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小论文，我在文学创作上的许多观念和价值取向，在那里逐步形成，下一步，就是通过一件一件的作品，把我的种种文学理念演绎出来。这时候，一个让我终生感念的人，他的一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郭廷明，当时的县委宣传部的部长，此前，他已经通过自己的手，把永胜的许多文化人从各行各业挑出来，放到他们最能发挥文化才能的岗位上去，形成了永胜文学拓展的人才蓄备。现在，轮到我了，他要把我也放到那个团队里去。他先是不动声色地让我到新田中学去体会底层生活的艰辛和创作素材的原生态，然后再不动声色地把我调到县委宣传部。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也许，我会在随后的时光里，在讲台、作业、职称的困扰中消磨了创作的冲动，最后放弃我深爱着的文学。也许，我是他最后一个亲手扶持过的文化苗子。政声人去后，如今，他提拔过的文人们都各自术有专攻，各有所成，但是我们对他都怀有一种共同的敬意。　　在县委宣传部，我整整工作了十年。十年间，领导们不断地更换，而我始终坐在那张靠窗的办公桌前，写公文，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写评论，写论文，陪记者下乡采访。俗话说板凳坐得十年冷，我的板凳却一直是热的。在那里，我完成了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到一个作家的转变，每年发表的上百篇文章，使我成为县里的作家集群中的一员，并且成为省作协的会员。在那里，我的散文开始走向国内众多的知名刊物，直至进入大学教材和中学语文高考模拟试卷。在那里，我出版的散文集《灵魂的地址》，使我成为国内当时的新散文创作群体中的一员，为我的故土和单位赢得了来自国内散文界的尊重。在那里，我的作品开始在海外各种华文媒体发表，并获奖。在那里，我开始筹备我的五卷本文集的出版，着手准备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那里，我与领导和同事们一道，受命恢复了多年没有正常开展工作的县文联。在那里，我的文字开始被模仿和抄袭，精于此道的人，有五湖四海的职业枪手，也有我身边曾经交往多年的同行，彼人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虽然我早已尽收眼底，只是碍于往日情面，始终没有挑明。　　十年过后，我离开故土，栖居异乡。此刻，我的生活开始纷乱起来，它在我的壮年时期，让我时时感觉难于招架。但是我还会写下去，既为我自己，也为那些曾经关心和温暖过我的人们，继续埋头写我深爱的诗歌、散文、小说，写我为朋友们的创作成果喝彩的评论，写我借以谋生的公文。生命展开了它五味杂陈的一页，我特别怀念我的故土和那片土地上让我牵挂着的人，以及各种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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