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歌者王宗仁

悲壮歌者王宗仁

一篇惊世短文《跪拜的藏羚羊》，击中了许多已臻麻木的人们内心最脆弱的那部分，一下催醒了国人，让他们把怜爱的目光投向远在天边的小动物……于是一个保护藏羚羊的运动在全国范围被掀起。

　　此短文作者王宗仁是陕西乡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汽车兵，他度过极其艰苦危险的年轻时代，四十多年来一百二十多次翻越世界屋脊唐古拉山，用自己的命与青藏高原交心。

　　一篇短文掀起一场全国运动

　　今年春末夏初，一个好消息从青藏高原传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宣布：中国藏羚羊的数量回升，灭绝危险基本消除……现在人们驾车经过高原，经常能看见三五成群的藏羚羊踯躅徘徊，这是近二十年来所没有的景象。北京市政协委员、著名环保专家郭耕说，“我都想掉眼泪，想想那些藏民和志愿者们十年的努力，用鲜血保护了这些可爱的小生灵，使它们能够在四周人类的暴戾下，稍微喘息一下。这时候我想起了倒在偷猎者枪口下的可可西里保护站的索南杰达……”

　　在这天大的功德面前，有一个人很沉默，绝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在保护藏羚羊方面，这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解放军作家王宗仁。这位著名散文家和报告文学家，用一篇惊世短文《跪拜的藏羚羊》，击中了许多已臻麻木的人们内心最脆弱的那部分，使许多人蓦然感动、沉思……

　　《跪拜的藏羚羊》讲述青藏高原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多年来杀戮了无数动物的老猎人，一天早上突然发现林子里有一只躲避不及的肥大藏羚羊，很高兴，准备射杀。跑不脱的藏羚羊突然跪在地上，眼含泪水，向他作揖。但他还是冷漠地扣动扳机。在他剥解猎物时才发现，藏羚羊肚里怀着一只小羊，它是为了孩子向人类跪拜。这个老猎人心灵受到巨大震动，从此丢弃猎枪，不知所终。

　　这篇美文在藏羚羊保护最艰难的时刻，像炸弹一样炸响，震撼而又无形，一时间有上千家媒体转载，还被收进小学课本，人们看到或听到这个凄美故事，无不动容。

　　“《跪拜的藏羚羊》让许多人内心发痛，”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著名作家石英说，“一下催醒了国人，让他们把怜爱的目光投向远在天边的小动物……于是一个保护藏羚羊的运动在全国范围被掀起。”

　　可以说，一篇短文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保护了一个物种。

　　因为这个故事太真实了，太突出了，人们反而不关心作者是谁。于是王宗仁在这件事上一直无名。他总是和善地微笑着，从不声张。
这样的人貌似普通，但身后的积淀源远流长，这样他才能在关键时刻灵光一现，感召世人。

　　王宗仁是陕西乡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汽车兵，他度过极其艰苦危险的年轻时代，四十多年来一百二十多次翻越世界屋脊唐古拉山，用自己的命与青藏高原交心。他见惯了死亡，多次亲眼见到自己的战友兄弟离他而去，于是他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怀恋英雄，歌颂壮烈而美丽的死。藏羚羊之死只不过是他悲壮作品中的一篇。作家柯云路说，在时下国人骄奢淫逸、浮躁难耐的氛围下，一个知道苦难的作家，对人们的作用、对一个民族的作用非常大，他们是清凉之水、清世之音，能够让我们不忘过去，应对未来。永远难忘那个寒冷的早晨

　　王宗仁现在是中国散文学会秘书长，安家北京，但他总觉得生活在内地有哪点不对，他总想着高原，脑海中总浮现出那雪山冰湖蓝天的样子。有许多年轻时戎马高原的内地人像他一样，把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留在了高原。以后不管身在何方，总觉得青藏高原才是永远的故乡。于是许多到过青藏的人都怀疑，那里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摄持了汉地游子的灵魂。

　　这种神秘的力量有一部分其实就是来自过去年代的英雄主义和壮丽牺牲。王宗仁感到这种精神在现在越来越少，越来越不被重视，于是他越来越依恋高原，越来越只要一有可能就扑向高原。

　　一百二十次翻越唐古拉山创造了一个文人、一个军官、一个作家的最高纪录。这当然也把当下时髦的自驾车、拉萨八廓街淘什物的红男绿女远远甩在后面。上天见怜那些认真的、贫苦的、有责任的人———最开始他是用命去认识高原的，他是中国最无望的人———农民讨生活而去高原的，他用穷人的腿走高原。他当然很有资格不屑那些带着氧气袋上高原的白领们和现在许多附庸风雅的作家艺术家。

　　1958年，王宗仁告别秦川的父老，带着一个求生存图发展的梦来到部队，没想到分到这样一个严酷的地方当汽车兵。他很懊丧，总想着能够逃离“鬼地方”。

　　五十年代的天非常冷，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低温下，王宗仁穿着满是油污的破军袄，驾驶着德国二战时的大卡车。渴了吃一口雪，饿了拿出冻硬的馒头，歪在硬椅背上睡一觉，一个月也洗不上一次热水澡……

　　每天早上冒着极度严寒走出屋的第一件事是烤车。这种老爷车，没有马达，没有启动机，有的车一夜不能熄火，早上烤车一个多小时———否则车子开动管子就会憋断……王宗仁手冻得跟馒头一样，还要到高原上去挖红柳根，用来烤车。稍长，他明白这是破坏最脆弱的环境，心很痛，但是没办法。
“当兵没多久边境就发生战争，汽车往中印边境疾驶。”

　　王宗仁坐在位于郭沫若故居里的中国散文学会办公室里对我描述四十多年前的情景：“交战双方正你死我活地拼搏着，车上运载的是限时送到的战争物资。没想到突然抛锚了，这时一辆接一辆汽车从你身边驶过。大部分连看你一眼都不看就一阵风似的过去了。这使你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有的则一点刹车问一声你需要什么，或递过一个在排气管上烤得焦黄的馒头。这突然给你一种温暖……”

　　那个时候，车不能出毛病，不能出事故，否则人们只能把你扔在那里。王宗仁回忆道：“有一次我和副驾驶两个人被扔在了方圆四百里不见草木的柴达木。那时拦车很难，往往两三天才有一辆车停靠，我让副手去找人。白天我到道边的一个破屋里等待，晚上就拿着冲锋枪回车看守，车上装的是珍贵的战略物资，不敢睡着。风声鹤唳，野狼来了，我与它在荒原上互相守望，它的眼睛盯着我的冲锋枪，知道厉害，于是慢慢告退。”

　　王宗仁说，那时的难忘事很多，有一件发生在藏北的一个兵站：清晨汽车兵们冒着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奇寒，在汽车底盘下点燃起一堆堆篝火烤车，周围站着一群饥渴的藏族小孩，随时准备哄抢烤车所剩的柴火。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阿妈，死死盯着他旁边的几根红柳根。老阿妈衣衫褴褛，满脸沧桑，脚上的藏靴有好些洞。出于同情，王宗仁将那红柳根送给了阿妈，她感恩似的一下子跪在他面前。就在这当儿，连队的一位中尉军官不知出于什么心态，上前一脚踢飞了阿妈怀里的柴火，那些孩子欢叫着抢走老人的柴火。老阿妈哭天喊地嚎叫着……老人的哭声揪着王宗仁的心，他很难受。执行完这趟任务回到驻地，便给团领导写了封信，反映了这件事。后来团政治处转发了信，并加了按语，要大家引以为戒，搞好藏汉关系。

　　“老阿妈的哭声在我耳畔响了几十年，折磨了我几十年。想来老人早已作古，可我觉得她还不甘心地活在这个世上，她有满腹的话要诉说，那位中尉军官不知今在何方……”

　　王宗仁现在生活很富有，但他总宣讲苦难，对现在志得意满的年轻人宣讲苦难，他驳斥那些“不协调音”的议论，认为这是对年轻人十分有用的一种情感激励，未来每个人的生命之途难以预测，苦难之师，应时时牢记……歌颂“死亡”的作家
王宗仁每次上高原必去祭坟。

　　在昆仑山下荒漠中有一片掩埋着760多名高原军人遗骸的墓地，王宗仁每次翻越雪山必去那里凭吊和寻找什么……“每个坟包里都有让人落泪的故事，都有一份母亲在遥远的地方无望的泪光。一个女人的坟，一个战友合葬的坟，一个团长的坟，一个儿童的坟……”王宗仁在文中写道。

　　可贵的是，高原人面对死亡有一种内地人没有的坦诚，在那里，死亡成了一种力量，他们称这为“死亡效应”。“我的笔尖如果离开了死，就是离开了高原军人最闪光的心灵。我终于明白了青藏兵站部为什么要投入一大笔资金，将荒野上的乱葬坟搬迁到离格尔木不远的地方，建了这么一座规模宏大的陵园？”

　　这是中国最大的陵园之一。

　　在760多名烈士中，少说有一半人已经记不起他们的姓名了。他们有一半是王宗仁同时代的战友，有一半更年轻。不过他们死时都年轻。

　　王宗仁如数家珍般回忆逝者之况：1955年10月，在进藏的风雪路上，土匪的枪口瞄准了军车，女卫生员冲上去死死地抱住了枪口，掩护了一车的战士，而她连个姓名都没留下，战士们就地掩埋了她，谁也不知她的姓名，就刻上了五个大字：高尚的女兵。至今快五十年了，那坟还在，而她的亲人却不知她去了哪里，至今也不知还在否？

　　五道梁海拔4818米，一年四季不管哪个季节，似乎都没有生命的意识。五十年代，一个毕业于内地某音乐学院的女文工团员，带病来慰问演出，唱完《三杯美酒敬亲人》后倒在兵站的帐篷里再也没有醒过来。汽车兵将她的遗体运下山，把敬酒歌抄在纸上，埋进了为她造的空坟里。高原总有神秘的事情发生，有老战士信誓旦旦说，曾在五更夜看到她一身军装在月夜下唱歌。

　　王宗仁也永远忘不了六十年代初冬的一天，五名到唐古拉山执行护线任务的女兵，查完线路后坐在路边等车回驻地。她们太累了，等着等着就在风雪中睡着了。次日凌晨，山中的公路旁鼓起了五个洁白的雪堆，五个十八岁的女兵永远睡在了那里。从此那里留下了一个新地名：五女峰。

　　王宗仁有一个中学同学叫王志红，和他分到一个车队，平叛的时候，他们一起出车巴彦格拉山，两车距离500米。来到一个有土匪伏击的山谷，他们要以最快速度冲过去。结果冲到一半的时候，王志红的车突然坏了，这时谁也帮不上他，因为每辆车上都装满物资。别的车都冲过山谷不见了，王志红只得弃车出逃，他跳下车跑了几步，就被土匪扫射牺牲。战事频繁，部队把他就地掩埋。没有荣誉，没有追悼会，甚至是按事故处理的，因为违反规定跳车了……
“早上还在一起说笑，仅仅这一跳，他就走了。我至今还记得他笑着的小圆脸，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后来去过多次，再也找不到那个地方。人们都不知道，甚至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只有我们几个战士知道。我觉得给人的刺激太大，不敢见他的家人。可怜的母亲想儿子几十年，现在在地下，恐怕西望高原……”

　　王宗仁现在是赫赫有名的散文家，他承认他的源泉来自那时的苦和牺牲。“那时我们都不知道下一刻是怎么死？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是晚上躺在帐篷里，心想人车又安全了。哪敢想成名成家？”为了纪念战友而去写，反而使他成功。

　　这些普通人的死亡当时看来平常，现在回想起来都异常壮丽，比如他的一位战友，途中突然有了严重的高山反应，头部剧烈疼痛，似乎马上就要爆炸。这位战友不得不用背包带把头部紧紧地勒扎起来。他不能停车，因为前方等着物资，可是他离前方兵站还有四十公里。他忍受着难耐的剧痛，不得不用拳头去砸鬓角。实在痛得无法忍受，便以拳头或钳子击打鬓角，直到麻木为止。四十公里路程他走了近五个小时，车在兵站停下后，同志们围上去一看，他趴在方向盘上已经停止了呼吸。大家把他的尸体从驾驶室里抬下来，抱着他痛哭不止。

　　“有勇气把骸骨留在世界屋脊上的人一定是好汉。这尸骨，是从昆仑山凿下的一块庄严而强悍的硬石，为所有越过它的后来人做碑用。”这段话出自王宗仁的报告文学《死亡线上的生命里程》的序言。给高原人哪怕有一点帮助

　　那个时代，生活艰苦，山河壮丽，生命易逝。王宗仁有一种强烈的表达欲，于是他开始写作。他经常趴在汽油桶上，点着煤油灯，一写一夜。

　　“在平叛时，有一次我来到唐古拉山脚下的花石峡兵站，突然发现，雪特别大，太阳特别红。当地有民谣：‘花石峡，花石峡，照着太阳把雪下。’经过了血火间隙，我感到了一种无边的宁静，很受感动，连夜写出文章。早上，我把文章封好，找文书盖上军邮戳，来到大路边，拦车求人把信稿带到兰州扔到邮筒里。拦了好多车都不停。后来碰到一个老司机停下修车，我问了几声他都没回答，面无表情。我就把信稿放到车座上，他仍没吭声。我离去后内心忐忑，不知他会把我这篇稿子怎么处理。过了几个月，我突然收到一本杂志，上面登了那篇文章《夜宿花石峡》。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我从来没有写过，怕写出来就把美好感觉破坏了……我现在还记得那个老师傅的样子，这儿敲一下，那儿量一下机油，那是辆苏联的吉斯车。”
就这样，王宗仁边准备奉献生命边写作，战场上吟诗是一种美丽死法……西藏军民的物资供应都是他和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运上去的。战争结束了，他也成为有名的战士作家。经过中印反击战，他立了三等功，作品也一叠。

　　王宗仁从列兵干起：上等兵、下士、中士、上士，所有兵的阶段他都干过，每个台阶都有作品发表，然后是准尉、少尉……另一个系列，学员、副驾驶员、驾驶员、副班长、文书、排长、连长……他都做过。中印前线七个冬天，他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总政一声令下把他调到北京搞宣传和创作，让他写剧本拍电影，他不愿意去，感觉很突然。他已经无可就药地爱上了高原。

　　以后每年都要数次回高原，三十年一贯制……

　　“我每次置身于青藏高原那个特殊的环境中，和那些黝黑的、口拙舌钝的高原人交流时，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作家如果没有良心，没有同情心，不能给渴求读书的人送去一份健康的情感，就愧对父老乡亲，枉活一场。

　　“我不会忘记这样一个令我心酸的镜头，一个三口之家的游牧牧民，大雪压顶的隆冬挤在一顶祖辈传下来的旧帐篷里。三双冻得饿得失去神采的目光望着我们……每次回忆起这家人，我就努力要求自己做个思想纯净的人，把全部激情都用来燃烧自己，给高原的人们哪怕有一点帮助。

　　“在全球化的热浪中，人们越来越浮躁，但我每次来到青藏高原，和那些游动在草原上的军民们在一起时，便深深感到这儿亘古不变的纯净。那样浮躁的一百年和这样纯净的一百年，都是一百年，就看你选择哪种生活了。”

　　就是在这种心境下，王宗仁写出《跪拜的藏羚羊》。他早就听说了这个故事，一直不舍得写出来，生怕糟蹋了这个素材。那时，藏北无人区的英雄索南杰达刚刚牺牲，他的继任者又死在岗位上，一种悲壮的情绪弥漫，他再也忍不住了，草稿都没打，一遍写成，发表在《新民晚报》上……

　　可以说，娇美的藏羚羊是王宗仁所有美好感情的一种幻化，从那凄美的死亡中可以看到女战士的影子、他的同学的影子、所有牺牲了的战友的影子，他为他们而写作，觉得这样才能对得起这些逝去的年轻生命，也对得起现在正活蹦乱跳的年轻人。为年轻人写死亡、写苦难，这就是王宗仁。
原载《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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