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时代的书生意气
余岱宗
读施晓宇先生的散文，我没有发现多少纤细微妙的感觉，也没有享受到多少奇妙的意境，更没有体验到多少婉转曲折的拟古理趣，但是，施晓宇散文中那股子“书生意气”，那种与一切媚俗无法形成最终妥协的“犟劲”，却让我读了欢喜。
是的，读施晓宇的散文，感觉最痛快的，就是他的散文不世故。所谓“不世故”，是说施晓宇的散文，时时流露着与这个时代的主流秩序发生了些“错位”的一股子“书生气”。如今的许多散文，已经“下沉”为犬儒主义分子和世故的“聪明者”的写作乐园，散文甚至成了堆砌知识、炫耀履历和展示“智慧”的文类。而读施晓宇的散文，却让我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他的憎，他的爱，他的苦恼，他的豁达，他的尴尬，他的无奈，他的怅惘，甚至他的失落，这些都是一个中年男人没有经过“包装”的真真切切的“原生情绪”，或者说，你可以理解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施晓宇，他在不同身份的位置上的“活法”。一部散文集子里，你尽可以认识到不同身份的施晓宇：中年男人，丈夫，父亲，儿子，哥哥;朋友，同学;知青，农村教师;文人，散文家，小说家，纯文学杂志编辑，历史系大学生，北大作家班学员。读了《文人文话》，我几乎可以把施晓宇的人生轨迹理出个头绪了。但我又要说，施晓宇的经历真是太平常了，平常得象这个时代生活的“平均数”。然而，就在这种“平均数”的生活中，我却读到了施晓宇这一代人生活、理想、情感的变迁，他们的激情、骄傲、苦闷、失落和他们对命运的思考。我想，这是因为施晓宇是以一种“平视”的视角来打量着自己的经历：他对自己种种大经历、小经历都保持着一种非常真诚的叙事态度——不伪饰，去矫情，少马后炮。虽然，我个人认为任何散文文本都内在地持有虚构的品质，但是，即便如此，读施晓宇的散文，我依然无法从施晓宇建构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生活中一下“警觉”过来，我的意思是，他的散文有了一种“麻醉”能力，让我也跟着作者上山下乡，跟着作者下放，跟着作者走在福州的闹市或小巷。在散文中，施晓宇敞开了他的平凡的、感性的生活。散文中的施晓宇，如道家常事般说出他的种种经历，没有多少大起大落情节的人生“故事”。但即便是描述这种“平均数”的生活，我却发现，施晓宇是个理想主义者，完整地说，是一个具有批判锋芒的理想主义者，也就是这种多少有些激进的叙述态度，使他不世故，使他多了些“书生意气”，却又难免抹上一层挽歌般的失落的理想主义者的氛围。
在这本散文集子里，带着理想主义情愫的一介书生施晓宇，从历史中、从最平常的市井生活中，从回忆中，从各种书籍的阅读过程中，去发现他的生活依据，去点燃生活的信念。在施晓宇的几篇以历史为题材的散文中，在《空掷的头颅》《王阳明与王船山》《回眸在正直的身影里》《最后的南后街》《春秋三杰》这些篇什里，透过历史的层层帷幕，你无法不感觉到施晓宇用历史铸成的叙事之剑，直指当下的委琐、卑鄙、虚无和浅薄。历史为施晓宇提供了一个批判的维度，历史为施晓宇获得了照亮世界的一种方式。阅读这些散文作品，你可以视之为颇有趣味的历史随笔，也可以发现某些历史人物的巧妙邂逅和历史材料的巧妙缝合，但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施晓宇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为自我寻找一条精神出路，或者说，在对历史的“再叙述”过程中，施晓宇找到了自由表达和倾诉的一条叙述通道。介之推、伍子胥、屈原、史可法、王阳明、王夫之、金圣叹、林则徐、梁章钜、沈葆桢、陈宝琛、林旭、林觉民、谢冰心，在这些发出灼灼光亮的历史人物面前，哪怕只是再次叙述他们的经历，哪怕只是用文字采撷下他们的轶事，哪怕只是一阵唏嘘感叹，不也是一种沉重的缅怀，一声深刻的叹息。
历史散文在施晓宇的散文系列中，构成了他的散文中最厚重的一部分，在我的理解里，历史，并非施晓宇散文写作的素材，而是一种精神资源。一种据以生活得更“纯正”的精神依据。不难发现，施晓宇一讲起历史故事来，条分缕析，思路特别清晰，情感演进特别有层次，情绪似乎也特别安定和宽松，而面对目前的五颜六色的都市，他就有点急躁了，这使得他的历史散文与书写现实生活的散文比较，有了两种不同的风格。在“写现实”的散文中，你会发现这位耐心的编辑处处有着让他“心烦”的地方。请装修、用电脑、听电话、跑银行、学时髦口语等等，都会让主人公烦不胜烦。在这个变得越来越不懂得“羞涩”为何物的南方都市里，施晓宇常常“水土不服”，常常不知所措。浮躁的众生相、虚夸的生活方式都使施晓宇这个“现代人”感觉到人文意义丢失、“蒸发”之后的苦恼甚至是精神折磨。其实，这不正是当下许多都市知识分子典型的精神“症状”吗?在理想、激情，包括英雄主义普遍丧失的年代里，曾经经历过“革命风雨”的洗礼，更重要的，特别关注底层人物命运的作家施晓宇当然有可能在他的散文中表现出迷茫和不解。事实上，这种面对底层人物的悲悯情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