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
一位作家，哪怕是一位著作等身、功成名就的知名作家，他都永远忘不了他出生的故土，他成长的环境。其作品的字里行间抹不掉的是那片环境孕育出的一种蕴含着地域或时代特色的文化符号。譬如沈从文、赵树理，譬如当代作家陈忠实、贾平凹、莫言等等。陕西作家周养俊更是这样，他的散文集《那些事儿》深深地打上广阔的八百里秦川上那蜿蜒曲折、流水叮咚的浐河，那五岭逶迤、苍翠清秀的终南山和丰润厚重、人杰地灵的白鹿原清晰的印记。
养俊生活的那个山村好像不大，还很闭塞，成长的那个年代、所处的那个环境应该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作者生不逢时地碰上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自然灾害，又完整地经历了“轰轰烈烈”的那场触及每一个生命个体灵魂深处的“十年浩劫”，这是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在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以后的又一段阴霾密布的苦难岁月。引来《那些事儿》里一篇《斑斑土》为证：“斑斑土是红色的，上面像涂了一层油，吃在嘴里有一种油油的泥腥味。”“二姑奶对奶奶说：咱们挖的也不少了，多了你婆孙俩提不动，这东西不敢多吃，前几天我们村一个老汉吃得肚子胀，没几天就死了。”《斑斑土》记述了作者跟随万不得已的家庭主妇——奶奶到二姑奶居住的邻村去采方圆几里才稀有的充饥之物斑斑土的一段经历。读来令人唏嘘，催人泪下，使人反思。像这样反映那一段风雨缠绕的清苦日子的篇章还有诸如《竹娃死了》、《磨盘下的豆子》、《榆树皮》、《荠菜》等等。
在作者正需要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拔节成长的那个年代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涤荡在神州大地的角角落落，任何一个再偏远的穷乡僻壤都能听到“活捉”“炮轰”“打倒”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歇斯底里的呼号，看到“红袖章”“红宝书”“红海洋”那些使人头晕目眩、神情紧张的场景。《马兴事件》、《姑姑的婚事》、《大字报》、《批斗李仁义》、《土炮子》、《富贵和芳芳》等令人体味到那段荒唐岁月的可怖，我相信具有这段经历的读者朋友会引发共鸣，也许还会启发你更深层面的思考。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在世风浮躁的当下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足矣!
《那些事儿》里还有几篇作品是关于亲情的点点滴滴。其中《父亲与佛寺》记述了“文化程度并不高”的耄耋老人著书立说的凌云壮志。《长安佛寺》的编篡过程给老人增添了无尽的生命活力，充实了老人的晚年生活，也给老人带来了乐趣和荣誉。慢慢想来，这应该是人们经历过仓皇岁月后对文化的一种别样追求。也反映了平和静好的日子里人们泰然、淡定、坚毅、向上的生命品质。
从相关资料上看到周养俊笔下的那个山村叫做师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所在。毫无疑问，作家对这个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师村倾注了太多的情感。师村沃土植进了他的根脉，乡间阡陌留下了他的履历，那渺渺炊烟、道道彩虹牵引着他投向远方的目光。湍急的河流融进了他奔腾喷张的血脉，参天的林木构筑了他坚硬结实的骨骼，茵茵的花草幻化了他逆风飞扬的毛发。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昔日满面尘灰、现今光鲜亮丽的师村就是作家周养俊，而那个曾经唏嘘着无奈地哀叹、今天抒发着文人豪情的周养俊就是师村，那个绿树婆娑的山村已经与老练持重的周养俊浑然一体了。
周养俊原来曾经打算以一部小说的形式去反映“村子里每个时期发生的故事和那些生动鲜活的人物”。到后来他选择了“长篇系列散文”这一崭新的文本格式抒发他长久酝酿的乡土情怀，这样更好，像一坛老酒，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尘封窖藏多年，一旦开启，酒香四溢，三日不绝。其浓烈甘醇，满座皆惊。再者，篇幅短小，似有连绵，又有间断。你有时间，一气读完;工作繁忙，闲来翻阅。既牵动你飞扬的思绪，又慰藉你落寞的情感，两全其美，何不快哉?
周养俊是一位敦实厚道的西北汉子，对文学的勤奋执著在陕西作家群体里为人称道。照实说，周养俊文学创作的起跳点不算很高，一名基层邮电的一线职工做着绚丽多彩的文学梦想，硬生生地闯进了辉煌灿烂的文学殿堂，还摘取了文学皇冠上那一颗熠熠发光的明珠(第五届冰心散文奖)，让很多作家朋友望其项背。这又与身处苦难之中始终保持着阳光心态的作家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那些事儿》这本基本上记录苦涩少年、艰难岁月的集子里，除个别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些许酸涩无奈以外，我们大多看到了依稀的光影，看到了暖暖的亮色，看到了作家个人对明天、对未来的殷殷期盼。这可能是一个作家走向成功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收在《那些事儿》里的近一百篇作品虽然没有注明写作年月，但从行文中可以看出应该是作家近十年的思想收成。其中有相当一大部分作品反映了青涩少年成长过程的所见所闻，当然形成了作品就有了成熟作家的所思所想。
那些事，事不大，也不远，这一件件小事却是中国农村从冷风凄凄的肃杀深秋到阳光四照的烂漫春日的生动写照，是中国农民“从此站起来了”以后又一段苦难日子的缩影，它折射出中国农村、农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这应该是当代中国农村史和农民史的另一种写法，另一种解读。
原载2012年12月4日《中国文化报》
周明，著名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