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裂志》：“神实主义”写作的“炸裂”

                       杨广虎

 

     多年前，有朋友就给我推荐莫言和阎连科以及他们的小说，说是具有世界意义；究竟什么是“世界意义”，我尚且不知。在生活的逼仄下，在新闻、信息、资讯等高度发达的现实状态下，文学、小说和小说家，都逐渐被人遗忘，小说有时候成了现实生活的表象复制，毫无思想和哲思；文学阅读成了一件令人奢望的事情。人心浮躁，愤青的年代已经过去，静下心来读一本书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最近接连几个晚上读了阎连科老师的三本书，《坚硬如水》、《我与父亲》、《炸裂志》。特别是《炸裂志》，书腰上大大的字写着：一部“神实主义”力作。着实有点吓人。还有一行小一点的字：沧海桑田，繁花似锦，却是以鲜血和良心为代价；一部炸裂志，就是一部灵魂出窍、脓血交融的当代世道人心史。看来，买书不易，作家不易，书商费劲脑汁。

为什么起名《炸裂志》？阎连科老师解释说，之所以想到用“炸裂”命名小说中的城市及书名，是因为“炸”和“裂”特别贴切地归纳了三十年的历程。经历了爆炸式的经济发展，而转型中的社会也蕴含许多分裂的因素，人性和道德的沦陷。因为是用“地方志”的形式和结构创作的长篇小说，因而取名《炸裂志》。

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诗意，直戳戳、明晃晃的名字——《炸裂志》，沿袭了阎氏一贯的直接风格，简洁明快，在“志”的“写实”中和小说的“虚构”中，信马由缰，发挥着自己超常的想象力。

《炸裂志》是阎连科继《丁庄梦》《风雅颂》《四书》之后又一部长篇小说，全书共十九章，通篇讲述了一个名叫“炸裂”的地方，北方耙耧山脉深处一个村庄，我觉得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深圳或海南的翻版，也有东莞、鄂尔多斯等新兴城市的影子，以炸裂村孔、朱两家的恩怨仇恨为线索，从村到镇、到乡、到县、到市，最终变成超级大都市的故事。而主人公“孔明亮”像所有具有政治野心的领袖一样，神奇般地冲破世俗、传统、伦理，以及所有官场和人际规矩，最终传奇般地直达超级梦想。阎连科老师以神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荒诞、夸张、魔幻地呈现了"炸裂"由百人之村巨变为超级大都市的混乱故事，透视出时代变迁中的权力、性，女人等狂野欲望，撕心裂肺的人性之痛，家族间的恩怨情仇，历经沧桑暖意未散的世道人心……

我之所以说，《炸裂志》是“神实主义”写作的“炸裂”，残酷而悲壮。更多的源于富有野心的小说家阎连科老师编织了大量寓言、魔幻等各种写法，在欲望叙事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狂放荒诞，膨胀炸裂。坐着他的小说“高铁”，体验他的“无法无天”的疯狂，极致的夸张，让人有一种新奇和震撼；有时候跟坐“过山车”一样心惊肉跳，感官和精神得到了一次历练，奇妙吊诡。当中国一些作家沉陷于现实沉重的泥潭之时，疲于应付或者江郎才尽之时，阎连科却另避蹊径，轻松驾驭着自己的小说，不是继承传统、不是走进西化，而以自己极端决绝的写作勇气，新鲜的文体、叙事手法等结合在一起,从“零”开始，向文坛发出一种尝试性的挑战。

尽可能的创造和探索，实现着自己的写作梦想和主张。

写到这里，有必要我们学习一下阎连科老师的“神实主义”，这是他提出的一种新的文学创作概念，也是某种个体语境的表达。

“神实主义，即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他指出建基于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还指出“神实主义”既不是哪个作家的发明创造，也不是一个作家的梦中呓语，而是在中国古典文学和世界文学中其来有自的文学现象。他认为，中国现实的复杂性，甚至已经超过作家的表现力，但这正说明作家的想象力在退化，因此他希望找到中国式的、更现代性的写作方式。

我个人向来不爱探讨过于空洞深奥的理论，偏爱自己的阅读体验。如果说“主义”，是共性的概念多些，“神实主义”也应如此。写作作为个体劳动，恐怕个性的东西最重要；无论什么理论，恐怕最终还要作品说话。阎老师如此说，我想他更多的基于在倡导一种写作态度、写作方法的创造，企图摆脱“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表现主义”、“魔幻主义”等，寻求一种自我的“突破”，建立一种新的叙事秩序，以期获得“真正地、彻底地获得词语和叙述的自由与解放”实践了作者的自创概念——“零因果”叙事。

阎连科老师说过，当今中国的写作丰富得很，可以迎光写作，写正能量作品，可以是借光写作，经济改革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窗，作家可以借着这道光写作。“此外还有一种写作，它要穿过光明走进黑暗，看看黑暗中到底是什么东西？另一扇没有推开的窗子后面有什么人？他们有怎样的内心世界？”“文学就是这么奇妙，你可以关注现实，也要允许别人不关注现实”，他说，彼此共存，才能让文学丰富。

作家雷达说，我之重视阎连科近年来的一批新作，是惊奇于他能够将真实推向一种陌生而警醒的程度，以至大大超越了表相的真实性，进入到人性和灵魂的深邃真实。仿佛是出于一种天赋才能，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将本土与现代，传统与先锋，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形似与神似，扭合在一起，且不见人为痕迹，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风格和表述方式。看局部，看细节，全然是乡土的、写实的，历历如绘，栩栩如生，然而，它们的指向却是形而上的，整体上像一个大寓言，是对人生对政治对文化的深刻反思，寄寓着作者对一些带根本性的生存问题的独特看法。他近年的小说，基础是写实性的结构，升腾而起的却是意象的海市蜃楼，他主要写人的境遇，人的韧性，人的迷狂，力求写出我们民族灵魂中某些更本原的东西。

阎连科老师作为作家，没有大学教授学院派写小说的艰涩，没有《黄雀记》的精致，没有《繁花》的唠唠叨叨，琐碎不堪，当然没有一些乡土小说的极具沉重和都市小说的虚浮繁华。他是文坛的“急先锋”，以自己内心特有的逻辑和思维，大胆地制造着奇特和新鲜的荒诞，一次又一次颠覆了人们的审美惯性和思维惰性。

写这部《炸裂志》的时候，我想阎老师肯定做了许多功课，熟悉这段历史事件、新闻故事等等，在他的小说里，隐喻、象征等无处不在。我自己感到，“神实主义”说到底，想内心不受干扰，自由写作，倾听自由的呼吸，运用一种自我的逻辑达到“通感”，与读者一起起起伏伏，在荒诞中让人反思。

我喜欢他的一些精彩的短句，为他的小说增彩不少。虽然“炸裂”是粉碎性、破坏性的，但也有人性温暖的一面，有反讽的意思，欲说还休，耐人寻味。

他们都笑着，彼此望一会儿，在街上亲了嘴，看街上空旷安静，万里无云，人都到镇上、工厂、矿山忙着事情了，后村的街道静得像夜晚，除了风声和日光，鸟雀和家禽，再也没有别的走动与声息，他们就在那十字街口上，头枕着一个坟墓的脚，把菜和肉搁在一块墓碑上，轰天轰地做了一场男女的事。完事后，他们穿好衣服起来拍拍身上的灰，看一条狗在那惊奇地望着他们俩，又朝那狗掷去几块石头就往村后家里走。路上拉着手，爱情在他们的手指间，像找不到家而沿路来回跑着的狗，使他们的手指都有了惊颤颤的感觉和跳动。回到二狗的家里去，关上门，又看看果树上飞的蜜蜂和蝶子，她就对他说：“我去做饭吧，我是保姆你是读书人。”

有一次，明光提着一兜青菜从学校回来了。小翠提着二斤牛肉从街上回来了。他们在原来炸裂村的十字街口碰到一块儿，都看了十字街上那坟地，又都笑一下，明光说：“天气真好啊——听说镇上又发现特大铜矿了。” 

小翠说：“不对吧？听说山那边又发现金矿了，以后炸裂买鱼买肉就直接要用金子兑换了。”

然后县长就从椅子上站起来和院长握了手：“你回去对我老婆说，孩子就叫胜利吧——镇改县终于成功了，胜利了，孩子就叫孔胜利。说我忙完县上的事，就去看他们母子俩。” 

院长就走了。 

院长走后县长把办公室的主任叫进来，让他立刻起草一份文件发下去。“他妈的，一个破院长不仅看了我老婆，还敢说她宫门很开阔——发份文件免了他的职！”

 全村人用痰水把老村长朱庆方凝塑成一尊像，痰液呛死了人，墓碑上写下了：最忠诚的老党员朱庆方之墓。主人公孔明亮的父亲孔东德死在了一个娱乐城小姐身上，却说“说父亲孔东德有了心脏病,死在天外天一个姑娘身子上。”一座“欲望之城”成了官、权、小姐、奸商等藏污纳垢的“肮脏之城”，偷盗、偷情、虚假四处泛滥。

这就是阎连科老师笔下的“炸裂志”。

有人说，这是一部对“内真实”的一次尽情书写，一步独立行走的求索自问和冥思。任何一部作品，鉴赏也罢，评判也罢，我想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阎连科老师特立独行，敢于挑战、用于创造“神实主义”的“共工精神”值得让人佩服，但不能说他的小说已经非常完美。

这就是我想说的，《炸裂志》是“神实主义”写作的“炸裂”的另一个意思。

“炸裂”之后，一切会化为灰烬、化为飘渺、化为虚无。这种“神实主义”写作，有些“快餐文化”，让人急速阅读之后，感官得到一定刺激之后，就给我们的是什么了。

我个人认为，《炸裂志》是阎连科老师写作历程的一次大胆的实验，无关功利写作，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不容忽视。小说过于直接和粗浅，书写表象的东西太多，有时候个人主观意思很强，这种观念化的写作，过于简单，不够丰满，而且太过于纵情。让人觉得像是一个新闻事件肆意放大、一篇中短篇人为故意拉长的“长篇小说”。

中国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现实问题和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作家基于自己的写作经验和创新精神，很精准的表现现象下的本质。《炸裂志》多了许多新闻的现象：小姐、裸体宴、买官、卖官、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土地流失、白纸条等等，但少了人性的挖掘。过度醉心“神实”，现实极端、荒诞，故事简单、失控，让人物成了“灯影”，扁平、呆板，没有个性和善意可言。

我想，无论什么“神实主义”，都不能脱离现实，哪怕是童话、神话，也有现实的影子，否则没有什么让人阅读的兴趣和艺术价值。

先不评说，文学有没有教化的功能。如果说，“神实主义”还有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的需要，我希望阎连科老师能注意到这些。冒险就意味着要承受一切可能。勾勒式的“神实”只能消弱文学作为艺术的感染力，缺乏文学经典的“工匠精神”，也有可能让自己自我陶醉和麻痹，深陷写作的荒诞和荒唐、迷茫之中去。

阎老师说过，从盲人的身上，我感悟到了一种写作——它愈是黑暗，也愈为光明；愈是寒凉，也愈为温暖。它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让人们躲避它的存在。而我和我的写作，就是那个在黑暗中打开手电筒的盲人，行走在黑暗之中。这样一来，人们就能看见黑暗的存在，就可以更加有效地躲开黑暗与苦难。

“你来自于黑暗，又归于黑暗，经历了一次短暂的苏醒”，读了韩少功老师《日夜书》关于生命的论述，伤神之余，却发现这就是生命的本质，更像是一种哲学思考。

“黑暗中打开手电筒的盲人”确实为了别人；自己能看到多少，懂得多少，恐怕只有自己知道吧？！

 

                  2016.4.4清明节匆于南山

 

 

 

 

 

 

 

 

 

 

简介：
 杨广虎，男，70年代生于宝鸡陈仓，初中时期开始发表小说和诗歌，活跃于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校园文坛,出版个人作品集多部，曾获得西安文学奖，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理论奖，第三届陕西文艺评论奖、第二届中国徐霞客散文游记奖等。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评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散文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等。陕西省委宣传部、省作协“十佳散文作家”，首届全国青年散文作家“十强”   等。
 第三届陕西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等。
高级经济师，硕士，1996年至今在西安秦岭终南山生活、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