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北京出差

文/赵攀强

    那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到北京出差，任务是解救被拐骗的四名初中学生。

    接受任务后我高兴地手舞足蹈，因为去北京是我的一个梦想。同事说，这次出差不是好事，其他同志都不愿意去，有什么高兴的？我有点心虚了。当时是九十年代初期，我二十多岁，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毅然决定前去。

    工作组由四名同志组成：小河区派出所警官老陈、桐木乡民警小王、桐木中学校长老刘，我作为区公所干部，自然被确定为组长。

    在县公安局接待室，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接待了我们。他说，那名姓蔡的同学在北京某建筑工地出了事故，人已死亡，你们要把后事妥善处理好，另外三名同学要想办法解救回来。为了工作方便，县公安局在介绍信上将我“提拔”为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警官老陈和民警小王被“提拔”为县公安局警督和警官。副局长解释说，这件事情不是小事，本来县局要派人前去，但是目前局里人人都有任务抽不开身，只有辛苦各位了，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北去的列车轰鸣前行，他们一路争论不休。先是死难者的两个姐姐大蔡、二蔡与校长争执，双方互有埋怨。再是警官老陈与校长及家属发生争执，老陈建议先到河北石家庄，然后再到北京，原因是北京建筑公司老板是石家庄人，事故发生后很有可能逃回家中躲藏。校长和家属则要求直达北京事发现场，觉得到河北是多此一举。我刚出社会，没有经验，一时拿不定主意，但凭直觉，认为警官老陈判断的可能要准确些，于是决定先到河北石家庄。

下了火车，出石家庄车站，人山人海，骚乱不堪，几个怪模怪样的人向我嘀咕几句，手上拿着东西对我摇晃。我正要答话，老陈拉扯我的衣袖说，不要理他，只管往前走。只听后边那人说，“傻逼！杂种！”，那是他们在骂我，从此我对石家庄就没留下好印象。

老陈建议，我们的住处要选在远离市区的偏僻处，最好住在地下室，便于隐藏目标。我们到达那个郊区宾馆的地下室，大概是下午两点左右。洗漱完毕，简单吃饭，然后商量行动方案。我和老陈商议采取“引蛇出洞，分步深入”的办法：第一步，先让家属按照公安机关提供的地址去找老板，先把他引出来，稳住，谈条件；第二步，再让校长前去协助；第三步，公安民警小王出马施威；第四步，由我和老陈出面拍板定夺。尽管我们反复解释，这个方案可以避免一次性暴露目标，可以逐步增加对方的心理压力，有很多优点，但是家属和校长无法理解，对我们产生了看法。

我们按照方案行动了，首先鼓励大蔡、二蔡大胆前去，一次搞定最好，如果不行，大蔡留下稳住阵脚，二蔡回来求援。我们在地下室焦急等待着，一小时过去了没有消息，两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我非常担心，害怕两个女人找不到地方，又害怕老板不愿上钩。突然二蔡闯进屋来，大汗淋漓，呜呜大哭。她说：“人找到了，但态度生硬，十分傲慢，根本不把我们当回事，人家说工地死人是常事，给三千元走人，不然就不客气了”。我们实施方案的第二步，二蔡领着校长出去了。两小时之后，二蔡又跑回来说，校长和姐姐反复交涉，对方答应给九千元，谈不下去了。我们实施方案的第三步，二蔡领着民警小王出去了。大约晚上九点左右，二蔡回来说，对方答应给一万五千元，并说这是他成立公司以来的最高补偿了，显得极不耐烦。最后，我和老陈出马了，见到我们，老板吃了一惊，沉默许久没有说话。老陈发了脾气，指着老板破口大骂。老板也很牛，抬起头恶狠狠地说，不就是死个人嘛！有啥大惊小怪的，给两万元算了，要了就收下，不要就拉倒。我走到老板跟前，让他看了介绍信，又把“记者证”在他面前晃了晃，然后说：“你用的小蔡只有十五岁，是童工，使用童工是犯罪！还有小蔡是晚上在施工现场因疲劳过度被搅拌机绞死的，触犯了劳动法！要知道，我不仅是县政府办主任，还是媒体记者，如果你不合作，就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还可以通过新闻媒体揭露你！”老板听了我的话，嚣张气焰没有了，他答应给三万元补偿金。最后谈判的结果是：老板支付死难者家属三万五千元补偿金，负责将小蔡在北京火葬，并承担各种费用。需要说明的是，我拿的那是报社通讯员证，并非记者证，处于工作需要，吓唬人的。

当晚，我们从石家庄坐火车到北京，随行人员增加到七人，老板被我们一同带走了。竖日，在北京郊区某火葬场忙碌了一天，对小蔡的遗体进行火化，老板购买了骨灰盒，把小蔡的骨灰装在盒子里，用白布包好，交给蔡家姊妹俩。

接下来，我们就要完成第二项任务：解救另外三名学生。我们让老板帮助，老板说这三个孩子不在他的公司，然后就走了。我们求助于当地公安部门，北京的公安很热情，也很负责任，他们派出三辆警车，三名警官，带着我们连夜直奔北京郊区某建筑工地。当时是初春季节，北京的夜晚很冷，风很大，警车按照我们提供的地址冒风前行，窗外漆黑，风沙扑面。大概颠簸了两三个小时赶到建筑工地。警官们带着校长直扑民工宿舍，挨个寻找辨认。我和蔡家姊妹与北京一名警官在场外负责警戒。那个警官对我说，执行任务就得突然袭击，不然就会走漏风声惹来麻烦，他还说现在的建筑市场很乱，政府也不管，老板只知道挣黑心钱，不管民工的死活，竟然连童工都敢用。这时，楼上楼下灯光亮成一片，出现噪杂声音，警官们开始搜查了。过了大约四十多分钟，民警小王跑下来说，还好，三个人都找到了。我们又等了半个多小时，不见他们下来，我让小王再去看看，是否出现变故。小王又跑回来说，他们正在财务室结账，工钱一分都不能少。一会儿，他们都下来了，三个孩子衣衫单薄破烂，瘦得不成样子，不停地打着冷颤，看来都只有十四五岁的年纪，显得分外可怜。时至半夜，北京警官问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商量了一下，说想去看看天安门。

到天安门时，大约凌晨四点左右，我们眼睛都在打架，什么也不想看了，只想睡觉。我们商议找一家小宾馆住下休息。老陈说，还是住到地下室保险，因为我们肩上还有任务，于是就找到了一处地下室住下。大蔡是常年在外跑江湖做生意的，觉得地下室太龌龊，想带着我到楼上的好房间里去住。校长发火了，我们这么辛苦，你们却要去享福，对我提出严厉批评。我想了想，觉得看守三个孩子的任务还很艰巨，谢绝了大蔡的好意。

天亮后，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看了看，照了相，然后急忙乘火车踏上了归程。

到了旬阳县城，我们租了两辆出租车，挤着我们九人，还有小蔡的骨灰盒，向桐木乡进发。

从桐木公路到蔡家有一段山坡路，我们艰难爬行。这时大蔡对我说，她娘只有小蔡一个儿子，况且年事已高，经受不了打击，会气死过去，要我临时充当她的儿子小强，救救她的母亲。校长又发火说，开玩笑，他是国家干部，怎能做出这种荒唐事来。大蔡和校长又争吵起来，大蔡始终认为弟弟出事与校长有推卸不掉的责任，校长却认为蔡家因家教不严没有管好孩子给学校抹了黑。其实在这次行动中，大蔡和校长一直都在争吵，互相指责，积怨很深。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有一定道理，学校有责任，家庭也有责任，但更大的责任是老板的黑心、乡村的贫穷以及政府监管方面的漏洞等社会责任。听二蔡说，每年开春，外地老板就把大班车开进沟来，打着招工的幌子，把那些穷怕了的男人、女人和学生哄骗出去卖苦力，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老板？这些穷苦百姓的工资和安全如何保障？很少有人去管。

大蔡和校长还在争吵，相持不下。我感到左右为难，答应吧，觉得不妥，还会得罪校长。不答应吧，担心真的出了事，也不好交代。

正思考间，突然听见唢呐声声，锣鼓齐鸣，抬头看见院子中央横放着一口黑棺材，被两条板凳支撑着，院子四周人山人海，墙角的大灶烟火滚滚，高高的蒸笼热气腾腾，院子的一角有个老头正在劈材，看来蔡家是要过大事了。只见那个老太婆从堂屋扑出来，捧住大蔡怀里的骨灰盒大吼一声“小强啊！我的儿啊！”，随着撕心裂肺的哭声之后，轰然倒地，不省人事。二蔡急忙扶起老母搂在怀里，大蔡一把抓住我的手臂拉到老母面前，不停哭喊：“娘，你醒醒，小强在这儿；娘，你醒醒，小强在这儿……”不知过了多久，老太婆慢慢睁开眼睛，声音微弱地呼喊：“小强在哪儿？小强在哪儿？……”大蔡一边说，在这儿，在这儿，一边推搡着我说，快叫娘啊！我稀里糊涂地张开口，叫了一声娘。老太婆伸出手来从头到脚把我摸了个遍，口里断断续续呻吟，是小强，是小强。

老太婆神志清醒后，我们离开了，三个学生被校长气鼓鼓地带走了。

校长对我这次北京出差的表现极不满意，尤其是对我在蔡家的行为感到厌恶，时隔多年之后，他还是不愿搭理我。我觉得校长是个爱憎分明的人，学校出了事，心里窝火，把气发在家属和我的头上情有可原。但是蔡家出了那样的大事，也是受害者，我不那样做又能怎样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