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一毛钱折腰之遐想

文·杨常军

   （1928字）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是谁都知道的历史典故。如果因为懒得折腰而连举手之劳事都不做，这未必就是对陶渊明“不折腰”的效仿。

东晋诗人陶渊明，年轻时就有“大济于苍生”之志。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的陶渊明，起初做过州里的小官儿，由于看不惯官场上的不良作风而辞职回家。为了生活他还陆续做过一些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 
　　义熙元年（405年）是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年已四十一岁的他，在朋友的劝说下，出任彭泽县令。有一天，县里派督邮来了解情况。有人告诉他：上面派下来的人，你应当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渊明叹气：“我不愿为了小小县令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家伙献殷勤。”于是，又辞官回家了。

因不愿意对上面来的人恭敬而辞官不做，陶渊明确实太清高了。难道那个时候的人，只有对上司的尊重，不可以把上司当朋友一样真诚相待。他们真的不懂得多个朋友多条路的作用效益？现在人会不会笑话陶渊明？有没有人“傻”到因不愿意迎接上面派来的人而脱掉“官服”？到底是现在人聪明？还是古代人傻？我迷糊了，谁能告诉我？

前几天，我也干了一件不折腰的事情。说出来也许有人会说我本不足挂齿之事，何必张扬卖弄。我不是故弄玄虚，我的不折腰的事儿和陶渊明“不折腰”虽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然而，终归该折腰而未折腰。

那天中午下班，路过繁华的大街，举目能及的是高昂着头颅匆匆赶路的行者和慢慢悠悠如同蜗行的车队。行至防疫站门前人行道上，一角不知被多少脚印蹂躏的纸币摆在面前。在捡与不捡的思考中，我想人家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难道我就该为一毛钱折腰。继而迈着轻盈的步子走开了。

边走边想，边想边走。我的不为一毛钱折腰和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完全不搭界呀！此时，我满脑子浮现出上初中时，为了能赚一毛钱交伙食费，背着书包扛着几十斤柴去卖供销社卖了换几毛钱的艰辛。上高中时，为了能积攒五毛钱，保证周末从县城坐上唯一的一趟班车回家，要省吃俭用一个周那种生活的苦难。不仅问自己，为啥不捡一毛钱？先不说这一毛钱是谁咋丢的？也不管现在拿一毛钱能干啥？就是一分钱也是钱呀，这不是偷抢，怎么不能捡？也许这时候，某个超市里的某个顾客正因为缺少一毛钱，放弃了很想抱回家的那棵大白菜。我问自己，难道弯下腰捡起那一毛钱就丢了面子吗？这种面子算是啥面子？

的确，在今天一毛钱确实算不得什么了，不是有多少人正在为手中的钱多的无法花销而郁闷，为消费不尽的钱而揪心。一毛钱是没有人能看得上了，谁能否认一百元大钞不是由一分钱积累而成的。现在的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有钱人摆谱，挥金如土，信奉有钱就能为所欲为。没钱人也摆谱，小钱看不上，坑蒙拐骗耍无赖。我们为什么做不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来警醒自己？诚然，不义之财不可取，不义之事不可为。那么，有益的事情，应该不分大小都要做好。凡事都要从小事做起，古有“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之说，试想想，一个连小事都不会做、不愿做、做不好的人，又凭啥能耐做好大事情呢？

我敬仰有灵魂的人，他们不会以付出人格和气节为代价，为了苟且偷生去做哪些龌龊的事情。我更敬仰那些伟大的人，即便是功高盖世，也能从细微的小事做起，入微严谨。想到这些，又想起了两件关于“折腰”的事。这两件事涉及的两个人，同处于“战犯国”的历史背景下的领导人物，而因其不同的人格，显而易见，一个是有高尚灵魂的人，一个是披着人皮的人。

震惊世界的“华沙之跪”说的是1970年12月7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后，惊世一跪，这是“折腰”之举，不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就说一国之总理，那够有身份的吧？然而下跪的是总理一个人，崛起的是整个德国。这一跪跪的值，跪出了真诚圣洁的灵魂。

再看二战甲级战犯的外孙，就是受到国际社会谴责的日本首相安培晋三，不为其外公犯下的罪孽忏悔，冒天下之大不韪，于2013年12月26日“拜鬼”。身为首相的安培，其鲁莽行为只能证明他血管里流淌的是污浊的血液。安培的右翼强硬，自以为是不折腰。这种兽性狼心，只会带给日本人灾难。正如韩国议员批评：“崛起的是一个人，下跪的是整个日本。”安培的不折腰和日本民众愚昧选出这样一位首相，只能说明所谓的大日本天皇拥戴下民族是一群魔鬼乌合。

古往今来“折腰”的故事并不少闻，世人皆知的韩信“折腰”受胯下之辱那是智慧。建国初朝鲜总书记金日成向中国人“折腰”，赢得了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持，把美国佬赶出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家卫国，捍卫了世界和平和中朝人民的尊严。如此种种，说明“折腰”是能量，欲与达观，申明大义，当折腰时折腰了是人性理智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