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胆识和卓见

——从李浩散文集《怅望古今》《行水看云》说起

刚一进入冬季，古都的雾霾天气就扑天盖地而来，笼罩着人们，使人们呼吸不畅，心情不爽。礼拜天干脆宅在家里翻翻图书上上网，拿出大学毕业三十周年同学聚会时李浩学兄赠送的《怅望古今》《行水看云》翻阅起来。李浩是研究中国中古文学和文化的学者，以研究唐代文学和园林、氏族著称，著有《唐诗美学》《唐诗美学精读》《唐代园林别业考论》《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等等，有些在台湾出版，影响远播海外。这些学术专著属于高台讲章，对于我和读者来说不免有些高深，暂且不论，以免班门弄斧，贻笑大家。

就说李浩所送的散文集吧，应属于学者型散文杂文，尽管李浩谦逊地说：“收入本集中的这些教书或专业写作之余的边角料，无甚重大价值，弃置也未尝不可。”“但绝不会开辟第二战场，也不会把业余发展成为第二专业或第二职业”。但他却夫子自道：“我也曾有个梦想，就是在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余，无目的，无功利，无追求，仅为兴趣和感触写点小东西，……大概文字游戏是一种老少皆宜的健身健脑活动，应尽量保持它作为娱乐的纯洁，不要被其它俗务干扰和影响。”因此就在他的散文杂文中读出了良知、胆识和卓见。

首先说良知。李浩是大学老师，为人传道解惑是其天职。当然如今教育产业化的浪潮下，几多教师为稻粱谋已放弃传道解惑，歪理邪说，为所欲为，误人子弟甚至蹂躏桃李者不乏其人。李浩善养浩然之气，秉承古代圣贤之遗风，秉笔直书，陈述己见。比如，在《关于百家讲坛的问答》中说：“中国当下最迫切的不是普及古典文学知识，而是普及民主、正义、宪政、权利、义务这些公民社会的基本构建，还有如何救市，如何提振经济景气，又比如股市，楼市，比如经济危机，比如大学生就业，比如农民工返乡，比如两岸关系，比如教育公平，比如食品安全，比如信访，比如拆迁，等等。为什么对当下存在的如此多如此迫切的真问题他们视而不见，而在通俗小说中找些伪问题，找些不急之务来喋喋不休呢？

在《我们的生活缺失了什么》一文中，李浩引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诗意栖居”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被提出，正反衬出它在当代生活中的稀罕和匮乏；“诗意栖居”在当下中国被房地产商作为华丽的广告牌高高挂起，正说明他与我们百姓多么遥远，像天价的商品房一样高不可攀。充满诗意的、感性的、真诚的生活，本来应该像新鲜空气一样稀松平常。当空气被污染、水源被污染、农作物被污染已引起广泛关注，享受新鲜空气、清洁水源、健康食品被当作一项权利提出时，值得沉思的是，现代化、工业化使生活缺少诗意却从未引起人们的严重关切，更未有人将享受诗意生活作为一项个人权利来提出。李浩在此文末大声疾呼：我们今天完全有理由说，让一部分人精神先高贵起来，心灵先自由起来。而诗歌永远是滋养人类精神、浇灌人类心灵的源头活水。

次说胆识。近些年来文化热起来，到处喊建设文化强国或文化强省，当代文化研究也似乎走向成熟。李浩却不苟同这些看法，“认为当下中国文化热中有许多病象，出现许多误区。”然后，从学者明星化、学术娱乐化、文化商业化、新旧对立化、知行分裂化、国学实用化、科学神圣化、素养低层化等八大症候逐一剖析了文化的病象，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抉发出我们文化中的真问题，开拓出我们文化发展的真前途。

那么真前途何在？在《也说文化强省》一文中，他提出做强陕西文化的八大对策：第一，必须从文化主权、文化战略、文化安全的高度来理解，要把它视作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第二，必须注重文化、经济、科技的和谐发展。第三，必须尊重“文化例外原则”，不要被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所误导，应该按照文化规律和文化特点来研究文化、管理文化、经营文化。第四，必须从历史的高度、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待文化资源保护与文化产业开发之间的矛盾，在保护与开发之间求取一个适当的“公约数”。第五，必须找准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陕西元素，找出陕西文化的关键词，扬长避短，有所侧重，必须树立文化专利和文化专有的理念（属地原则），通过媒体传播，使文化精品真正成为陕西文化发展的名片和标志。第六，必须与国际接轨，借鉴发达国家与兄弟省市的成功经验….。第七，必须以陕西本土文化人才为基本力量，相关文化项目、文化工程优先在陕西选择主持人。第八，必须进行理论创新，要有理论前瞻，不要跟风追潮，不要做墙头草。

再说卓见。读到《我们七九级》，看到文中堂堂的西北大学副校长李浩说我们班有生气、稚气、灵气，但也有匪气，不仅心领神会，尤其“匪气”一说，令人耳目一新又共鸣不已，使我联想到杨乐生同学单骑游九州，也联想到我们班同学勇于创新创作，至今仍有十来个人坚持创作且有成果成就，有获陕西文艺大奖、柳青文学奖的，入围茅盾文学奖的。当读到李浩说他大学时期并不与陕北同学结帮拉派而多与关中地区同学亲近，他和王荣、雷和平以及我等同学“沆瀣一气”，颇感亲切，也认识到他学问事业做大的缘故，那就是海纳百川，包容兼蓄。

尤其是看到《文学与高尔夫》一文中关于官员写作的妙论，不禁击节叫好，且听“作为业余的休闲项目，文学写作无论如何要比打麻将、泡歌厅更高雅，比钓鱼、打太极拳含更多智力保健意味，比高尔夫、攀岩更节俭。”当然，“有人讥讽其为附庸风雅，但附庸这样的风雅远比附庸腐朽文化高明，从这个意义上说，附庸风雅也就是附庸先进文化，这样的附庸和追求应理直气壮地倡导，应使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气。”而且“公务员们读文学、写文学，所以他们也懂得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对专业作家和艺术家提出的要求建议，能更好的听取采纳，对作家创作所需经费及条件，也能积极给于解决。为了鼓励专业作家深入生活，陕西有作家在县市及企业挂职的制度。有时公务员不光是写作爱好者，而且还能成为真正文学艺术的赞助人，为作家艺术家的工作生活解决许多实际问题。”李浩真乃公务员写作者的知音啊！

综上所述，可见李浩的散文杂文不是一般的学者散文杂文，他不囿于自己的学术范围，所以才有“中国当下最迫切的不是普及古典文学知识，而是普及民主、正义、宪政、权利、义务这些公民社会的基本构建”的出于良知的肺腑之言；他不局限于就事论事，更不人云亦云，所以才有针砭文化八大症候、提出八大对策的胆识之见；他不束缚于世俗眼光，所以才善意而创意地指出同学中的匪气和公务员写作的益处。鲁迅先生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良知、胆识和卓见，这是当下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最为缺乏的东西，而我们欣慰地从李浩其人其文中看到这些难能可贵的东西，使人窥探到中国知识界的脊梁乃至中国改革前途的希望。

2013.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