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不当挂名主编

□文彦群

1992年，重庆出版社曾组织人力，编选出版了一套大型丛书：《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共9编22卷，1000余万字，大32开精装本。由林默涵领衔总主编，魏巍、张学新、沈世鸣任副总主编，协助总编处理各种具体编务工作。总编之下，各卷另设有主编 1人，其中第一编文学理论卷主编为胡采、第二编小说卷主编为康濯、第三编报告文学卷主编为黄钢、第四编散文杂文卷主编为雷加、第五编诗歌卷主编为阮章竞、第六编戏剧卷主编为胡可、第七编民间文学卷和第八编说唱文学卷主编为贾芝、第九编外国人士作品卷主编为爱泼斯坦和高梁，多为延安时期解放区革命文学的老人。丛书各编的具体选编任务，主要由天津社科院文学所的部分学者承担，从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19个解放区，精选以上各类文学作品，共2000多篇，作者1000人以上，可谓皇皇巨著，盛极一时。

我虽然不曾见过此书，因缘巧合，却从天津学者孙玉蓉的文章里知道了它的存在，并从网上查知了更多的相关信息。据孙玉蓉在一篇文章中讲，小说卷的主编人选，当年重庆社首先考虑决定的是老作家孙犁，并派出版社的负责人，千里迢迢，前往天津登门拜访，以示郑重聘请，不料却被孙犁婉言谢绝，不留商量的余地。孙犁的举动，令圈里人士大为惊异，表示不能理解。

我们知道，孙犁也是一位从延安过来的解放区资深老作家，1945年春天，孙犁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工作之时，他的小说名篇《荷花淀》，最初发表在《解放日报》副刊上，还有《芦花荡》等一系列《白洋淀纪事》作品，令读者耳目一新，在当时的根据地和国统区，都曾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好评如潮，并得到过中央最高首长的肯定，也就此奠定了他在解放区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如此说来，编选解放区文学，约请孙犁担纲小说卷的主编，当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

丛书第四编散文杂文卷，主编为老作家雷加，孙玉蓉和沈福身为选编者，负责具体选编工作。孙玉蓉因亲历其事，对于成书过程中发生的一些细事，自是深为了解。她是天津社科院文学所的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工作，与天津的多位老作家、老学者都有友好交往，曾不惜花费时间和精力，为其整理早年作品、编辑出版文集等。作为德高望重的一代文学大师、久居津门的老作家孙犁，自然也在她的关注之列。翻开孙犁的《书衣文录》，“耕堂题跋”辑里的首则文字，即是《题<俞平伯序跋集>》，孙犁特别注明书乃“ 孙玉蓉女士赠”，落款日期为1990年12月。此书的编选者正是孙玉蓉，足见两孙之间的文事交往。

孙犁谢绝重庆社的聘请，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因为大家都明白，像这种大型丛书的编选出版，是需要多人共同操作完成。所谓主编之职，既是个人名望资历的所在，也是文学实力的呈现，只需出谋划策，指导指点即可，至于繁琐具体的编务工作，则会安排有另人来做，此外，出版社还会付给主编一笔相当优厚的报酬。对于一般人来说，此等美差，正是求之不得之事，名利双收，何乐不为，岂有拒绝的道理？事后不久，孙玉蓉有一次拜访孙犁，两人谈及此事。据孙玉蓉回忆，孙犁曾这样解释说：“正因为这样，我才不能答应。”他说在30年代，鲁迅、茅盾、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之时，都是亲力亲为，自己动手搜集资料，阅读作品，最后还要写出长篇《导论》。至于《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道理也是一样，如果答应，就应亲自动手，但现在自己身体不好，深感力不从心。孙犁坦言：“既然干不了，就不要答应，挂虚名的事，我是不会干的。”

孙犁所言，当是实情。1992年，孙犁年满80岁，真正进入到了人生的晚途，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心脏、肠胃，都有问题，常感不适。次年春节过后，病情一度恶化，不得已住院进行手术，切除了胃的大部分（病症为胃癌）。病后每天仅可看看报纸，不能做其他稍费脑力的工作，直到1994年才逐渐有所恢复。再说以孙犁耿介傲岸的性格，拒绝这样的虚名浮利，也符合他一贯的作风。

孙玉蓉的这篇文章题为《老作家的风范》，写于1992年6月。时光如流水，一晃二十年，如今，斯人不再，风范长存。联想当下文坛、学界某些乱七八糟的现象，不由人会生出世风日下、今不如昔的慨叹！

2013-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