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群

    未能如愿上大学，这是孙犁的一件人生憾事。1933年，孙犁从育德中学高中毕业，因家济状况所限，不得不辍学在家待业。受二三十年代京城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影响，孙犁也怀揣着当一名卖文为生的“流浪作家”的梦想，于1934年春，远赴北平，成为“北漂一族”，开始了他的“另类大学”生活。

    初到北平时，孙犁和中学同学张砚方同住在石驸马大街的天仙庵。此时，张砚方已是中国大学的一名大一学生，孙犁则过着优哉游哉的“天仙”日子，自由散漫，一派逍遥，好不快哉！文人最爱是自由，没有工作，就不用遭受上班辛劳之苦，有时到大学去听课，有时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则呆在公寓里埋头写作，小说，散文，诗歌，什么体裁的文字都想尝试一下，隔三岔五，感觉有成熟的文字出炉，就给报刊投个稿。这种生活状态，是孙犁不能上大学之后，退而求其次的一种无奈做法，同时，却也是他所最为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

    一开始，这种生活的确惬意，可是，好长时间过去了，孙犁竟连一篇文字也没有发表出来，自然就未得到一份钱的稿费，这样，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就成为了严重的问题。后来父亲出面托人，帮他在市政府工务局谋到了个“书记”的小职员位置，其实就是个临时工，每月薪金20元，工作很简单，抄抄写写的活计，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难度。这样，孙犁就在“衙门”里当起差来。

    此时的孙犁，正当年轻，心高气傲，富于幻想，重视内在的精神生活，由于志不在“此”，所以对于这种“衙门”职业，并不很喜欢。恰好“衙门”的后门外，正是北平图书馆，一有空闲，他便跑到那里去看书，有时，也到北新桥、西单商场、西四牌楼、宣武门外去逛旧书摊。宣武门大街西便道上的书摊很多，每天下班后，孙犁便逐摊搜寻，买上一两本喜欢的书，拿回到公寓里夜读。他也常在晚间去东安市场淘书。一次，在这里的一个小摊上，还遇到一本薄薄的小书：封面上一只金瓶，瓶中插一枝红梅，标题为“补遗”字样。洁身自好、追求上进的孙犁并不为所动，他明白这是投机商人，把《金瓶梅》洁本删掉的文字辑录成册，拿来蒙人，借以牟利。有不少青年人都去翻看或购买，孙犁倒常常宁愿花两角钱，去买一本鲁迅先生主编的《译文》杂志来看。

    孙犁“北漂”的时间不算太长，虽然工资低微，生活清苦，但他节衣缩食，书还是买了不少。买过6期的《文学月报》、5期的《北斗》杂志，还有其他一些革命文艺期刊，如《奔流》《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等。这些杂志，多为在国民党政府查禁之列的“左翼”刊物，由此也可看出，孙犁此时的思想比较“激进”，是站在“左翼”立场上。

    在这个时期，孙犁也读了许多苏联的文学作品，肖洛霍夫的小说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如短篇《死敌》、长篇《被开垦的处女地》等。此外，孙犁还买过中篇小说《一周间》，多半个世纪之后，里别进斯基的这部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的书，至今仍然保存在孙犁的藏书中，书里还夹着当年《大公报》上谈创作经验的剪报文章。

   到工务局开始上班后，因朝中无人，关系不硬，好长时间里，都没有人来为孙犁安排工作。由于缺乏社会经验，不谙官场之道，孙犁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同科上班的同事，多是一些不思上进的混吃混喝之徒。道之不同，不相为谋，孙犁倍觉无聊，就把书拿来铺在桌子上看，也没有人过问，但没过几个月之后，就被排挤出局，遭遇“下岗”待遇。对此，孙犁也并不以为憾，他反倒是潇洒地挥一挥手，与这个地方作别，打算回老家“喝粥”去。临行之前，还写了一首小诗，表达自己对这个城市的失望之情，投给《大公报》，不承想，这次竟然很快就发表了出来，还寄来5角钱的稿费，这也算是在文学上的一个小小的收获。

    当然，作为“北漂”时期的文学收获，孙犁还有一篇1500字的《北平的地台戏》，曾分三次刊登在《大公报》上，这是后来才被发现经正式发表的孙犁早年的“少作”。中学阶段，孙犁读过不少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因之就热爱上文艺批评，也经常学习着写些这类文字。晚年时，孙犁还曾就此谦逊地自嘲说：“直到现在，还不改旧习，时常写些这方面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为权威者笑。” 

孙犁遗憾自己没有上过大学，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段北漂生涯，就是他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大学”生活。这是刚走上社会，在生活上谋事、直接体验人生的过程中，继续进行的大学课程，虽然没有课程表，却也同样使孙犁获取了许多重要的知识--文字的和生活的，对于他后来的作家人生，无疑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

2013-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