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孙犁先生在寓所前与吴泰昌、沈金梅、郑法清、谢大光合影(从左至右)

吴泰昌与孙犁

□文彦群

    吴泰昌先生的作品我虽读的不多，但他的名字却知道的很早，大约80年代我上中学时，在《散文选刊》或是其他什么地方，看到过他和孙犁间的那个著名的谈话。从此，我便记住了吴泰昌这个名字，以后每每再见，就如遇故人，心里总有一种熟悉而亲切的感觉。

    吴泰昌是安徽当涂人，1964年北大中文系文艺理论研究生毕业，长期从事文艺报刊的编辑工作，先后在《文艺报》《河北文艺》《人民文学》供职，曾任《文艺报》副主编，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有贡献专家特殊津贴。著有文学评论、散文集《文苑随笔》《吴泰昌散文》《文学情思》《梦里沧桑》等多部著作。由于常年身处京城要津，与文坛前辈、文艺界名家接触的机会较多，从而掌握了大量鲜活、具体、生动的文史故实，并据此写出了“亲历大家系列”：《我知道的冰心》《我亲历的巴金往事》《我认识的朱光潜》《我认识的钱钟书》等。孙犁当年虽长居天津，他们之间也有过很多交往，有着深厚的情谊。

    吴泰昌初识孙犁，远在1974年。他在湖北五七干校劳动时，被时任河北省文联领导的诗人田间，临时借到《河北文艺》参与编刊工作。此年夏天，孙犁从天津回河北老家探亲，顺路到石家庄看望朋友，田间介绍他们认识，称吴是《文艺报》的记者，也是自己的安徽小老乡。孙犁闻言笑说：北京虽好，咱河北也不赖吧！在田间的办公室里，还有“鲁艺”出身的作家李满天（笔名林漫），吴泰昌坐在一旁，听他们三位老友叙旧。这是吴泰昌第一次见孙犁的情景，在他印象里，孙犁风趣幽默，当时还讲有人说自己有出世思想，搁笔不写了，说“简直是笑话，我入世还不够，还要写，多写”。  

    1980年3月，吴泰昌作为中国作协机关报《文艺报》记者，专程前往天津对孙犁进行了一次专访。他曾向《文艺报》副主编唐因谈过这个想法：一是孙犁创作有生命力，许多读者喜欢；二是孙犁既是创作家，又是创作理论家，写过创作理论专著和大量有关文学理论的短文；三是孙犁自1965年大病后，虽经“文革”磨难，但现在身心均好，已开始恢复写作。唐因很支持他的想法，并提醒他要做好准备，寻找一个话题，请孙犁敞开地谈。
　　在此稍前，吴泰昌曾有过一次采访孙犁的失败教训。他计划请孙犁谈创作长篇小说的经验，但孙犁回信则说：关于长篇小说，自己的经验太少，且不成功，很难谈出什么中肯的意见。他倒是建议吴做些长篇小说创作失败的总结研究，即其失败的原因，或者说在当时好像是成功了，但经过一段时间，又证明并非成功——其原因何在，有无思想或生活上的原因，有无一条规律性，可作借鉴？吴虽觉得孙犁的看法不无道理，但当时要总结创作教训，时机还不成熟，采访只好放弃。
　　这一次的采访，孙犁称之为是与《文艺报》的同志做的一次对话。3月27日下午2时半，孙犁依约等在门口，方桌上放几张谈话提纲，一碟水果糖，一盒天津产的恒大牌香烟，他递给吴一颗糖，对话随即开始。孙犁后来在为吴的散文集《艺文轶话》所作序言中，曾具体地记述了当时的细节：我是很不擅谈的，特别不习惯于录音。泰昌同志带来一台录音机，放在我们对面坐的方桌上，我对他说：“不要录音。你记录吧，要不然，你们两位记。”泰昌同志不说话微笑着，把录音机往后拉了拉，等我一开讲，他就慢慢往前推一推。这样反复几次，我也就习惯了，他也终于完成了任务。

    其实这次对话，孙犁并没有用提纲，他只是一个人一口气谈了3个小时。结合自己多年的阅读和创作实践，古今中外，就文学与生活、文学如何艺术地反映生活、文学与政治、文学体裁、主题、题材、创作的艺术准备、风格流派的形成、文学与人道主义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深刻切实的卓见。《文艺报》1980年第6、7期予以连载，题为《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文字长达1万多，孙犁对此比较满意，事后曾在不同场合数次谈起，这是他阐述创作理论比较充实、表达比较充分的一篇文字。《文学和生活的路》标题是孙犁拟定的，副标题原是“同《文艺报》吴泰昌谈话”，付印时吴向编辑部提出略去了自己的名字。半年之后，孙犁在《艺文轶话》序文中，详叙了这次访谈的情景，随着《艺文轶话》的出版，很多报刊编者因此知道了吴与孙犁的联系，多次托他向孙犁求稿。

    1980年，吴泰昌想出版自己的散文集《艺文轶话》，请孙犁赐序。在序言中，孙犁除回忆了上次访谈情况外，还谈到了对编辑工作的看法。他认为作为报刊编辑，必须要有学问，有阅历，有见解，有独到之处。观我国文化史，有许多例子证明，编辑工作和学术之间，有一条互通之路，有许多作家学者，在撰述之暇，从事书刊编纂；也有因编辑工作之年积月累，终于成为学者或作家。至于《艺文轶话》，孙犁认为吴的文章短小精悍，文字流畅，考订详明，耐人寻味。并说写文章不尚高远，选择一些小题目，是一种很可取的办法。序文完成于9月24日，书由安徽人民社1981年5月出版，1989年，获得了中国作协的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
　　吴泰昌对孙犁的第二次采访，是在1980年的秋天。《文学和生活的路》在《文艺报》刊出后，影响甚广，上海《文汇月刊》的编者注意到，孙犁在谈话中涉及到了人道主义这个在当时十分敏感的问题，就委托吴泰昌出面，想请孙犁就这个问题能再做进一步的深谈。这使吴有些为难，上文发表后，孙犁在给他的信中曾声称：“老谈不好，也要注意多言多败之诫。”但最终经不住《文汇月刊》的诚意，孙犁表示可以考虑，但所谈不要局限在人道主义问题上，他要吴事先列出所提问题，等看了后再定是否能谈。吴依据《文汇月刊》的要求和自己的理解，提出了12个问题寄给孙犁。9月末，孙犁寄来厚厚的一封信，工工整整或繁或简地回答了11个问题，对人道主义、人性、人情等问题做了比《文学和生活的路》更为深入的论述。
　　《文汇月刊》发表时加了正标题，突出了人道主义、人情、人性问题，将孙犁拟定的标题“答吴泰昌问”作了副标题。责编过后请吴向孙犁解释标题的动因，孙犁回答说：编者在标题处理上，有权在不违背文章内容的基础上，做某些方面的强调，作者与编者应该相互理解和尊重，愿望只有一个，“拿出好作品”。为体现对吴工作的尊重，1982年百花文艺社出版《孙犁文集》时，孙犁又将文题恢复为《答吴泰昌问》。

    孙犁在“答问”中，对自己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和中篇小说《铁木前传》为何未能写完，为什么造成这种情况，首次对读者做出了坦诚的交待：实事求是地说，《风云初记》没有写完，是因为自己才情有限，生活不足。他承认自己缺乏驾驭长篇的经验，认为写小说常常是青年时代的事：人在青年，对待生活，充满热情、憧憬、幻想，他们所苦苦追求的，是没有实现的事物。就像男女初恋时一样，是执着的，是如胶似漆的，赴汤蹈火的。待到晚年，艰辛历尽，风尘压身，回头一望，则常常对自己有云散雪消、花残月落之感。他说“与其写不好，就不如不写。所以，《铁木后传》一书，是写不出来了。”
　　1981年3月，《收获》杂志复刊不久，在京召开座谈会，希望中青年作家能够大力支持刊物，同时也恳请刚恢复写作的老作家们多关心、多赐大作。巴金出席了会议，并要求编辑以自己的名义向孙犁电报约稿，李小林就请吴泰昌代向孙犁求助。当时文坛盛传孙犁正在续写《铁木后传》，《收获》希望能够发表这个“后传”。吴去天津向孙犁转达了《收获》的意思，被告知没有“后传”，继而又想到了散文，孙犁说写篇散文不难，但自己的散文短小，《收获》是大型文学刊物，怕是分量不够。当时，孙犁正准备写一组“小说杂谈”，也曾考虑是否将这组文章给《收获》，但又想《收获》主要是发作品的，给理论文章会使人为难。
　　1982年2月7日，孙犁来信告知吴泰昌：共给《收获》小说五篇。这五篇小说，孙犁冠以“芸斋小说”总题，分别是《鸡缸》《女相士》《高跷能手》《言戒》《三马》，每篇一二千字，最长的不超过三千字，署名“孙芸夫”。孙犁曾对吴开玩笑说：芸斋小说是被逼出来的！在2月27日给吴的信中，他认为芸斋小说“严格地说应该叫做小品”。小说在3月15日《收获》第二期上刊出后，编辑希望孙犁的这类小说能专给他们，想辟专栏，集中刊发。孙犁则认为那样太招眼，还是分散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为好。

    80年代初，北京三联书店曾出过一些谈“读书”“藏书”的名家著作，如陈原的《书林漫步》、唐弢的《晦庵书话》、黄裳的《榆下说书》、郑振铎的《西谛书话》、李一氓的《一氓题跋》、冯亦代的《龙套集》等，吴泰昌也参与了其事。当刚编完《一氓题跋》，三联还想出孙犁一本，委托他出面联系，征得孙犁同意，由他和书店董秀玉共同编选。孙犁不愿写书序，要吴写篇后记。吴到天津，将后记原稿、封面设计、篇目当面送呈孙犁审定。孙犁当时拟了两个书名：《书林秋草》和《陋巷书语》，出版社后来取用了前者。
　　在后记中，吴泰昌称《书林秋草》“无疑将会被看成是一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有益之作”。但他有两处拿不准：一处说孙犁不是藏书家，他的藏书是从写作、喜爱出发的，因之不同于郑振铎、阿英等老一辈的作家兼藏书家，他的经历决定了较少版本知识和书人书事的趣闻轶话文字。另一处说孙犁对作品有自己的看法，他坚持从作品出发，力求用正确的观点作具体分析，因而常有深刻精辟的见解；当然这并不是说，孙犁对所谈全部作品都有正确的认识，偏颇甚或个别不够正确之处总是难免的。孙犁表示对序文没有意见，并特别叮嘱吴泰昌，以上两处言及不足处的内容，不要删去。
　　1996年，全国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在京召开，由于部分老作家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文艺报》临时决定在大会开幕当天的报纸上，开设“文坛前辈寄语五次作代会”专版。因时间紧迫，12月16日，吴泰昌只好冒然通过电话采访，当时孙犁尚卧病在床，但还是破例接了电话，他请《文艺报》代向大会表达祝愿：“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拿出好作品。”这也是吴泰昌和孙犁的最后一次通话。

    吴泰昌和孙犁相识多年，两人间的交往早已超越了一个记者、编辑与一位文坛前辈的普通关系，建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出于工作、读书、或是友情，他们曾有过多次的书信往还。1998年山东画报社版《芸斋书简》、2004年大象社版《芸斋书简续编》，皆未能搜集收入。人民社2004年版《孙犁全集》，在第11卷295页，也仅收录了1983年2月27日孙犁致吴的1封信，这对于广大热诚而关切的犁友来说，当为憾事！

    2013-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