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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说“穷而后工”

已有 375 次阅读  2017-04-06 12:04

 

 

六说“穷而后工”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有本史学著作《历史研究》,专章就“环境的挑战”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我称之为“刺激”理论。因为他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时,对每个方面的作用都是从“刺激”的角度展开的。我觉得对于这一理论,他与苏东坡的“穷而后工”有些相似之处,故,特地说说“刺激”与“穷而后工”的问题。

汤因比《历史研究》共十三部分,中国目前只出版了英国人萨默维尔先生的节录本。不知是全本内容过于庞大,还是翻译条件有限,全本暂未在中国汉语出版。好在节录本也是汤因比亲自审定,主要思想和观点仍未衰减,加之我并非专业研究汤因比史学,不读全本也无关紧要。这是多余的话,本可不说。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二部分“文明的起源”中专章论述了“环境的挑战”和“中庸之道”问题。先生从“艰苦地区的刺激”“新地方的刺激”“打击的刺激”“压力的刺激”“缺失的刺激”五个方面,提出了“挑战越强,刺激越大”的思想。同时,又通过多方面论证,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动因,并不是“刺激越大,动力越强。”而是“挑战刺激的最高值出现在挑战不足和挑战过度间的临界点上。”意思是说过度的刺激和挑战的不足都不是最佳的动力。事实也是如此,过度的刺激会把事物击毁,挑战不足又不能产生足够的力量。

“穷而后工”也应有类似的道理。“穷”而不能过度“穷”,过度的“穷”本身就没有学习创作条件,一个“穷”得不能生存,不能读书学习,不能参与社会交往,何来作文基础。没有作文,何来有“工”?同时,生活安逸,没有压力,公子哥儿,不思进取,何来思考,既不思考,何来有文,文不存焉,何来有“工”?故此,这“穷”存在于“穷”与“不穷”之间。

我们看看历代文学大家,又有多少是穷到极点的?司马迁至少还是一个国家级的在职史官,杜甫穷困潦倒之时仍有仆从。苏东坡穷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时候也有一官半职,也有随从侍候,甚至还是一种高级别的“穷”,与一般百姓比,又不知富到那里去了。

“穷”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动态的。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穷”可算是“穷”了,现代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穷”了呢?不是。整个社会发展了,进步了,富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过去的富人更富有,过去的穷人仍是“穷”。只是不像过去那么穷到居无所,食无粮,寒无衣的地步。若要出入高档车,食者生态粮,居在绿树中,这仍是一个奢望,至少相对部分人而言仍处在“穷”的状态。

其实,从现代社会来看,“穷”并不仅仅是生活层面的,而还应当包括精神层面的,意识没有提高,境界仍在低下,全社会发展观念不强,仍是一种“穷”的表现。

与汤因比的“刺激”理论一样,古代社会有艰苦环境、新地方、打击、压力和缺失五大类型的刺激,现代社会无论怎样发展变化,这五个方面的因素都将不会得到根本性改变,有的如“打击”将永恒存在,军事上的较量就是“打击”刺激的最好例证,甚至用现代高科技来做支撑。

话得说回来,如果汤因比的“刺激”理论能够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穷”的观点能够促进文学创作,又有何不可?“穷”则“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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