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列传中的散文特征

——以《屈原贾生列传》为例

《史记》，我藏了好几种版本，也购买得比较早。然而，并没有认真的研读一番，到目前也没能完成通览。所读者，亦不过选择性的内容，或者作为参考资料时查阅。其实，我知道，这是大大的亵渎了《史记》的精神和价值。

去年十月，听了一次张大可先生在重庆工商大学的《史记》讲座。他说，读《史记》最好从“传记”开始。因为，“传记”的故事性很强，易于吸引人。这话我听进去了，近来照法读了起来，不仅从中学到了一些知识，还真的产生了《史记》兴趣。

今天，则有点想谈谈感想的冲动，故，选择了如上的话题，有教于专家学者。

《史记》中的语言，历来受到评家的赞誉，读者的青睐。人们把《史记》当作史书来阅读和使用的同时，更多者还把他当作了文学作品来欣赏。清人吴楚材、吴调侯所选编的《古文观止》，是大家公认的中国古代散文选本，篇篇经典，其中汉文部分共计两卷31篇，《史记》就选了15篇，占了将近一半的分量。从各种文体语言的特性来讲，诗的语言是浪漫型，史的语言是记述型，小说的语言是叙述型，公文的语言是论说型。那么，只有散文的语言则最为特别，兼有所有文体的一切特性，即有时记述，有时叙述，有时论说，有时浪漫。根据内容的需要而选择语言的表达方式。《史记》中的列传就具有这样的语言特点。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中就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后人也赞誉“汉代文章两司马”。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也说，《史记》 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些评价虽然都是从文学角度去表达的，而且更多的成分可以运用到散文语言的特性上来。比如《屈原贾生列传》（以下称“屈原传”）的第一段就非常精练的写道：“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此章既有叙述，又有评论，文学色彩非常浓厚。正如散文家曹靖华先生《论散文》中所说：“下字如珠落玉盘，流转自如，令人听来悦耳，读来顺口。”再如，“屈原传”在叙述贾生的改革思路时说：“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语言简明、准确、生动。亦如俄国诗人普希金所说：“精确与简洁，这是散文的首要美质”（《评早期的叙事诗》）。

散文也十分讲究语言文字的音乐节奏。正如原苏联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散文的诗意》中说：“真正的散文是充满着诗意的，犹如苹果饱含着汁液一样。”曹靖华在《谈散文》里说道：“不但诗讲节奏，散文也应该讲这些。”这诗意就是要有诗一般的语言，这节奏就是要有诗一般的韵律。当然，这样的韵律也是要有一定的控制力。希腊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说：“散文有节奏，但不押韵，否则他就不是散文，而是韵文了。”整部《史记》都是一部经典的散文巨著，读其篇章、段落、字句，骈散交错，长短相间，起伏顿挫，似乎语言中流淌着一种音乐的节拍，处处荡滴在读者的兴奋神筋之上，给人一种快感，以及心灵慰藉。如果说好的散文可以诵读，《史记》中的很多篇章都是可能配上音乐大声歌唱的。比如“屈原传”中所述屈原所作《离骚》之一段，作者就赋予了丰富情感，他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馋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这一长长的篇章，谁个朗诵起来不慷慨激昂，谁个又可以说他不如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呢？张大可先生在《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一文中也给予了总结和归纳：“个别段落如诗般押韵，行文则长短句交错运用，形成参差错落之美，又以重沓、虚字传神等手法，增强语言的节奏感。”

写任何文章都需要一定的情感，应当说情感投入越多，其文越能感人。有人说文章要先感动自己，才能打动他人。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中说：“作家的感情愈强烈，愈普遍，而作品的效果也就愈强烈，愈普遍。”清人刘鄂在《老残游记》自叙中说：“《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史记》是一部充满情感的巨著，这不仅仅因为作者受此宫型，用发愤著书来进行精神解脱。更在于作者对所著的内容赋予了真情实感。通读整个《史记》，无论是纪也好，序也好，传也好，甚至其表，都能感受得到司马迁的一种隐痛，一种亢奋，一种不舍。如若是可能的话，我真愿意请司马迁先生出来作一系列讲座，听听他赋予《史记》多少悲伤、多少愤懑，听听他如何与古人一起哭泣、一起沉思。比如“屈原传”中从“屈平既绌”，到“顷襄王怒而迁之”这一长段，整整用了屈原之传将进一半的篇幅，罗列屈原被绌之后朝廷决定重大问题的十四个错误。这里虽然没有一字提到屈原，却让读者在一个个重大错误后面，看到了没有屈原的国家悲哀。亦即把没有屈原参政的朝廷问题写得越多，错误越严重，越能展现出屈原的重要与伟大。作者如此剪裁历史材料，收集所有问题于此，莫不体现了作者对于朝廷的愤懑情绪。“屈原传”中还引用了屈原的《怀沙》赋和贾生的《吊屈原赋》、《服鸟赋》，更增添了作者的伤感情怀。特别是文尾的论赞，其词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这论赞那里是什么评论与歌颂，纯粹是一种自我的情感诉说。这诉说有对屈原贾生的，也有对自己的。正如巴金所说：“把心交给读者。”（《把心交给读者》）。亦如傅德岷先生所说：“是掏心的艺术，是散文家的‘心史’”（《淡泊如诗·后记》）。我们读现代作家的散文，往往很能体味得到作者把情感赋予了现实，赋予了现实中的人物、事件，和场景。当我们阅读“屈原传”的时候，不仅能够直接感受得到司马迁如何现场观其“所自沉渊”，而且字里行间流露出“未尝不垂涕”之情感。更难者在于其运用历史资料中，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屈原、贾生，让读者看到了屈原、贾生的本真品格。所以，又不得不让读者与作者一起为屈原和贾生“悲其志”。

散文，同时也是一种非常讲究结构的文体，要在一个有限的体量里，容纳丰富的情感，叙述精彩的故事，表达深刻的思想。不仅语言要简洁，表达要准确，而且还要精心选材，把最感人的、最典型的素材运用其中。《史记》是一部史书，按道理讲，史书一般只要按照时间顺序把事件人物叙述清楚就行了。可是，《史记》中的多数篇章，尤其列传，写一个人并不是把一个人的所有事情都罗列出来，写一件事也并不是把事件一个个堆积起来，要经过精心挑选，科学组织，然后把最适合的题材放到一起。一些本也重要，在某个篇章中无法使用的题材，就放置到别的篇章。按照《史记》研究的专业术语，称之“互见法”。“屈原传”就可以欣赏到作者的这一构架的艺术。一段之中可见跌宕，一篇之中拥有起伏，整个作品起承、转合、高潮、尾声全面体现。严然一件优秀而感人的音乐作品，或者书法上品。从总体结构讲，这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杰出人物，可是他用“自屈原沈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为过度，缓缓地让读者从悲痛的屈原生世中走进到贾生这个人物。述完贾生，最后一段又通过论赞的形式将两位文学史上的杰出人物捆扎在一起，如果你打破历史时空的界限，一定会认为这是两个同病相连的好文友难兄弟。从故事的情节布局看，往往都把最激动人心的内容放在了传记的中间，和后半部。比如屈原罢绌后的朝廷之难、屈原无可奈何后的投江之悲。前者用了大量的事实来烘托屈原的不辛、国家的不辛，后者运用大量的描写和屈原的绝命词来渲染人物的悲愤。到了贾生一节，仍然将悲情部分放置后半部。整个传记让你读到每个人物时，都是先从平缓的情感进入，然后一步步到达情绪的高潮，最后在悲痛和悲愤中结束。我有一种感觉，每当读完整个“屈原传”，心里总是无法平静，腹底总是要荡起情素，这情素有痛苦，有同情，有悲悯，有愤恨，有对历史的感伤，有对当下的沉思，有对未来的期盼。这情素有对屈原贾生的，有对《史记》作者的，也有对我自己的。

                    2014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