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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网 作者:格致 发表时间:2011-01-22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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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在,学校与家之间的距离是4公里,由1.5公里乡村土路和2.5公里火车道组成。6年前我的学校距家不足30米。它位于屯子的中心,使每个孩子上学的距离大致上相等。那是一所小学校,房子比民房大约一倍。一年级在东侧的房间里,二年级在西侧的房间里,中间的小房间是两位老师的办公室。

上下课是用电铃来呼喊的,不是一段铁轨挂在树上,然后由一个老头去敲。这说明我童年的生活环境已被现代文明所侵染,电线已同我的幼年生活扭结在一起。有电就有灯,有了灯,我们的教室就不会太昏暗。我基本上是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开始读书识字的。

我认真观察过那个房檐下的电铃,在它静止的时候,在它大叫的时候。它接近一个乐器。一个手掌大的圆面,一个小铁锤。铁锤敲击它的侧面而不是正面。按下电钮,小锤就以肉眼无法追赶的速度开始原地踏步。每一步都踏响了,每一个响声还没来得及站起就被后面的声响扑倒了。它们一个连着一个,扭成一团,连成一片。其实,它的原理同树枝上挂一块铁,再用铁锤去敲是一样的,只是人力拉大了声音间的距离,给了每一个声音伸展和生长的空间。电铃的声音是那些独立、悠长的声音的有序码放,电使之方向一致,大小相等。金属的悠长的余音在这里是多余的,像懒洋洋的哈欠,它被修减掉了。电将散落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懒散又悠长的声音很好地组织了起来、管理了起来,电说,向右看齐,齐步——跑!

我在明亮的教室里,在切去尾音的规范的电铃声里开始了读书时代。我的同学有27名。2年级读完的时候,我们就从这所离家很近的学校毕业了。3年级要到距家750米的小学接着读。学校在两个自然屯子的中间,这两个自然屯是一个行政大队,相距1.5公里。学校把1.5公里从中间断开,形成两个750米的上学之路。两个屯子的孩子相向而行,各自走过750米,然后在一个操场里混淆。但据我们的目测和步测,学校距另一个屯子要近至少200米。学校的四周是一望无际的水稻田,1500米的中心点不难找到,那么,这200米的误差是有意的。据我的分析,这与我的父亲有关。两个屯子合成一个行政大队,父亲是大队书记,也就是那里的最高行政长官。最高行政长官完全可以决定小学校的位置,也可以决定学校离自己的孩子是远还是近。最后,父亲使新建的学校离自己的孩子远了200米。原因有二:1、另一个屯子大,孩子多。2、大队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来自那个村子,他们对父亲有敌意,敌视的原因仅仅是父亲的姓氏。父亲小心谨慎,力争不给他们留出攻击自己的余地。于是,我向前多走的200米,就是父亲在权利上有意后退的距离。

走过这条暗藏着政治的上学之路,我开始了三年级。我的同学是25名。有两名男生没有升入三年级,没有走上这条比另一侧远200米的上学之路。他们是因为严重的智障,与远出的200米无关。一个叫海,生得眉目清秀,头发还是非洲人似的小卷。他经过了两年学习,掌握了1+2=3,但2+1=?他有时算对,有时算错,至于3-1=?,他就从来没算对过一次;另一名叫彦,他的问题在文字上。他上课坐得最直,眼睛睁得最大,写字用的力气最多,但他写的字,一眼看上去,基本上不是汉字,比汉字的笔画要少一些。因为笔画少导致他写的字没能围成方块。他的字比别人的笔画重,笔画黑,划入纸的纤维,像是石刻。他手里的笔画,都是些不老实的家伙,不用力把它们嵌进纸里,它们就会到处乱跑。他机智地抓住了一横,急忙按进纸里,又抓住了一撇,再按下去。他无暇考虑这些笔画的准确位置,只能像抓鱼一样,匆匆丢到竹篓里。他被这些横竖撇捺搞得很累,其状不比他父亲犁地轻松。我们不认识他写的字,我们包括老师认为那都是错字。

他们两个不上学了,不知是被迫还是自愿。那750米又200米的上学道路上的景色他们没有看到:路两旁新栽的杨树,比我的胳臂粗不了多少。它们被春风刮得东倒西歪。叶子打着紧紧的卷,等着风的力量把自己吹开。这些小树的生命从父亲组织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开始,它们稚嫩的根须从会议的决定移植到泥土里。父亲栽树,在毁林开荒的年代,在植树不算政绩的年代。

 

2

我的同学数没能在25这个数字上稳定住。一年后,这个数字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4个都是男生,其中一个善讲故事。他总是以:九九八十一洞,洞洞有妖精开始他的讲述。他爱闭上眼睛,头也需要摇动,脸上的肉向下坠着。后来我见过一次他的母亲,他跟他的母亲一模一样。他的母亲也爱讲故事。她沉浸在讲述里,往往一讲就是一天。再平常的事,到了她的嘴里,马上就妙趣横生了。善讲故事的女人也有不足,她不善做家务。家里乱,孩子的衣服也洗不干净。她的讲述常在细节上盘桓流连,而洗衣服则简明扼要,袖口衣领被她一笔带过。大队有时也对居民进行卫生检查。她家是不合格的,被挂了黄牌子。她并未因给大家讲了那么多有趣的故事而被原谅,那甚至不是什么优点,而是不良习惯。她的丈夫被所有的男人同情。她常常脸都来不及洗,就开始了讲述,哪怕听众只有一个;还有一个男生功课好,智商高。他是班里几十个学生唯一能在功课上跟我过着的男生。我的智力也许在他之下,但我较他多了一分用功,这样,我们的成绩就十分接近了。他们四个成为减数的原因,是在一个星期日,撬开学校的门,进入教师办公室,偷拿了一位老师放在抽屉里的5元钱,又在一位老师的水杯里撒满了尿。七几年,5元钱是个不小的数字,它足以使这一事件成为大案。据他们的供词,那5元钱被他们全部买了冰棒。共100只。他们找到一个金黄的干草垛,围坐成一个封闭的圆,那100只冰棒被放在了圆心上。他们说,我们以为能吃完,闷热的夏天,又甜又凉的冰块是最好吃的东西,多少都能吃完。有三个说从未在夏天吃过冰,另一个说5岁的时候去城里的亲戚家串门,吃到过一块。每人吃到十只的时候,圆心位置的冰块的减少已经十分缓慢了。剩下50只的时候,他们对冰棒的热爱已降到0度以下。剩下的冰棒在他们恐慌的目光的注视下开始了令人绝望的融化,最后成为一滩难看的水。他们惊恐地跑开了,每个人都以最快的速度使自己远离那个正在由固体变成液体的圆心。

这个案子是第三天破的。老师发现了什么样的蛛丝马迹,顺着一条什么样的线索,我不是记不清了而是不知道。那艰难的侦破过程没有公布,我只看到了最后的结局:那天,天气晴朗。云彩呈丝线状,像是被用力拽断了。断开的纤维横在我们的头顶,谁有办法把那些断开的云丝挽结续接?在太阳和残破的云彩的下面,我们被集合在操场上。所有的老师都出来了,包括那位校长。操场上有一个见方的1米高的台子。那上面每天都有一位体态婀娜,容貌美丽的女生领操。我的动作也许比她的更准确,但我没有被选去领操。准确不一定优美,她叫李满花。学校的有线喇叭传出了声音,这个声音较平时要高出许多个分贝。校长的激动在高音里不好隐藏。高音命令我们往台上看。我看见李满花舞蹈的地方站着四个男生。他们是吴玉坤、常江、赵光晓、刘辉。他们是我的同班同学。常江个子高站在中间,善讲故事的刘辉矮胖站在一边。他们低着头,垂着肩。我看出他们都在尽可能地收缩自己,缩小自己。他们的罪行是由校长宣布的,校长的声音高亢而激情饱满。大量愤怒的兑入,使校长的声音跑了调。最后,那一杯他们作案时留下的尿被端了出来。校长的声音再次响起:他们想让老师喝尿!这尿应该给谁喝?应不应该让他们自己喝?我们回答:应——该!那杯尿被平均分成了四份。他们对端到嘴边的杯子没有推辞,都接过杯子喝了下去。但他们的泪水就是在接过杯子时流出来的。他们在喝尿的同时开始了哭泣。可能是尿的味道刺激了泪腺,当尿液进入口腔,又辗转找到了食管,然后顺利地流进了胃,他们体内的另一种液体——眼泪,就开始了方向完全相反的奔流。

就在那些天,路两旁的水稻开始扬花了。空气中弥漫着稻花的香味,而我的口腔则弥散着尿的尖锐气味。那四个被罚喝尿的男生都不来上学了,但尿的气味在操场上经久不散。我在有香味的上学路上放慢脚步。路旁的杨树,经过了一年的生长,长出了枝杈,长出了大量的叶子。清风吹过,叶子旋转、拍打、发出哗啦啦的声音。头顶的大雁排着队,树也排着队。每一棵都是另外一棵是否整齐的参照。树看似单独站着,但同距它最远的那一棵、它看不见的1000米以外的另一棵,长在一条直线上。它们是一行树,谁都不是自己。水稻田里的情况同路旁的树相似。先是株距和行距,然后是田埂。在禾苗看来,田埂是无法逾越的高墙。它们横看成行,纵看成列,斜看仍然是直线。它们在这严格的秩序里缓苗、抽叶、迎风招展;在步调一致里扬花、抽穗、灌浆受粉。但风带着花粉偏离了株距和行距,甚至越过了田埂。甲株获得的花粉,不是身旁的乙株的,而是200米外从未见过面的丙株的。花粉无法排队,风破坏了秩序,水稻在受粉这一环节上突然陷入混乱。这个季节是水稻的节日。它们不用移动,就与百米之遥的另一株猛地撞到了一块。它说它不喜欢身旁的那一株,它向往远处的正在吐出浓香的一株。它将自己身上最珍贵的芳香颗粒捧出来,交给了风,并期待能被对方接住。我理解了水稻们为什么默默地接受安排,为什么能长久地站在那里安静地生长而没有怨言,它们在等待风的到来,而风是一定会来的!

 

3

我们的队伍横看成行,纵看成列,斜看也有一条由人体构成的直线。我们消失在一个方形的队伍里。我们努力调整自己的位置,力争把自己完全地隐藏在一条直线里。我们朗读,声音一出口就要排好队;我们做体操,胳膊在空气中停留的秒数是一定的,我们的样板是1米高的方台上的李满花。

方台上的李满花消失的时候,已经是6年级,我们已经15岁了。15岁的身体无风也会招展,月亮的力量推动了我们淤滞的河床。最先融化并开始流淌的是李满花。她的坐椅成了滴水的屋檐,她浅色的裙子被来自体内的红色液体洗染。同桌的男生看见了,全班的同学都看见了。教室里弥漫着血腥味。男生平时多受她的白眼,此时有了报仇的机会。他们骂她是妇女,还说她是小破鞋。李满花哭着回了家,从此不见了。不久,听说她被一个男人领走了,不久,她又被送了回来;过了不久,她又被另一个男人领走了,然后又被送了回来。后来,她嫁不出去了。再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老实人。她结婚后仍然不停地同也许是陌生的男人跑掉。她逃走的道路似乎总是不太通畅,因为她总是回来。老实人丈夫见她回来就痛打她一顿。不知是他丈夫的拳头过于轻柔还是她的痛感神经发育得不好,总之,她还是不停地跑。她的逃离总像是逃离的演习,她一次又一次的排练,丈夫的拳头没能阻止她甚至不能干扰她。她沉浸在里面,忽略了一切,基本上听不懂丈夫拳头的语言。

当我的道路向前延伸了2.5公里,抵达一所镇中学的时候,我的同学李满花正走在与男人私奔的道路上。她18岁,美丽的脸和宽肩长腿细腰的身材使她的奔走姿态优美而富有力量感。她的希望在脚下的道路上向远方铺展。她的道路有千万条,但她在头一天都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是向东还是向西,如同不知道明天的风向。她只要知道了方向,那个方向上的道路就立刻在她的心里焕出异彩。她为了快速抵达希望的地方,往往坐上火车、汽车。她道路上的景物在迅速后倒,每一棵树,每一片田,每一条河,都成为推动她向前的力量。几年后,我路过她的家门,她从院子里走出来。我看见了她满脸细碎的皱纹。我惊异于她衰老的速度。我分析了她脸上的皱纹。它们与丈夫的毒打有关,与奔跑路上的风雨有关,与男人的一次次欺骗有关。美丽没能载她抵达幸福的对岸,她被一次次推了回来,搁浅在拼命离开的沙滩上。她不相信了美貌,于是她的脸开始荒芜了。

4

我的道路是4公里长,正东方,由1.5公里乡村土路(我父亲以一条细窄的田埂为基础拓建而成。这也需要由我父亲召开一个大队委员会会议。)和2.5公里火车道组成。父亲栽下的杨树已经高大挺拔,枝叶在空中相连。我每天在绿树搭起的棚架下走过,和我一同走过的还有我的10名同学。他们和我一同考入了4公里外的中学。另外10名同学则被考试减掉了。他们或因算错了一道数学题,或因作文的思路没跟老师的思路走上一条道路。

父亲的1.5公里道路是宽阔平坦的,甚至是绿荫如盖鸟语花香的,但走过这1.5公里,我就走出了父亲的势力范围,走到了父亲的权利之外。父亲之外没有人为我们铺下道路。我们走完了父亲的道路后就上了火车的道路。没有火车的时候,我们把枕木当成楼梯;火车来了时,我们就跑到路基两侧仅0.5米宽的路上去走。我们觉得这样的道路也十分有趣。让我觉得这样的道路无趣而恐怖是半年以后。中学一年级二学期刚刚开学,与我同村的10名同学中的两名女生,一边在枕木上走一边说话,她们忘记了走的是火车的道路而不是她们的。一列运煤的火车从身后开过来时,她们还沉浸在热烈的对话里。当火车的尖叫艰难地穿过她们的谈话抵达她们的后背时,火车距他们已不足30米。火车像山一样压过来,一个女孩跑下了路基,而另一个被铁轨拌倒了。她们是向两个不同的方向逃跑。向左的一个摔倒了,向右的一个则顺利地跨过了铁轨。在那一刻,生的方向在右边,左侧则由死神垒起了高墙。

铁道的左侧是一望无际的玉米田,正是灌浆的季节,浓绿的玉米叶子下露出玉米娇嫩的红缨,红缨上生着绒毛,绒毛上沾满了黄色的花粉。玉米在层层叠叠的包裹下开始发育,子粒准备好了空袋子;道路的右侧是一大片小柳树林。那里是一片湿地沼泽,养育着多种水鸟。一条蜿蜒的小河,将柳树林打散成块状。从路基向下看,看到的是柳树的树冠。路基高出地面10米,柳树长在我们的脚下。一片一片白亮的水添满了树之间的空隙。成群的水鸟飞起又落下。那是一些野鸭子。它们的蛋比家鸭小得多。蛋上的斑纹使它接近一块石头。家鸭的蛋是透亮的绿色或白色。家鸭知道自己的生命与蛋的关系,知道自己的蛋必须醒目,所以它为蛋选择了最引人注目的颜色,而野鸭则把全部心思用在对蛋的化装上。首先,它缩小了自己的蛋,小的东西更便于藏匿,然后,精心为蛋选择了接近水边鹅卵石的颜色。家鸭用的那种透亮的绿和晶莹的白,它们是想都不敢想的,那也太奢侈了。

 

5

我的同学剩下了8名。我们被分在不同的班级,但我们的道路一致,我们回家的方向一致,我们的家在4公里外的同一个点上。半年后,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又有2名男生离开了学校。我们剩下了6个。这两名男生放弃上学的因由是后来知道的:叫文的男生因给同班一个漂亮女生写了一封情书。那出自17岁少年之手的情书被17岁少女转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视情书为不洁之物。她透过那些羞涩又大胆的文字看到了我的同学文的不洁灵魂。这样的灵魂是濡湿的,凉晒一下十分必要,于是她召开班会,公布了这一事件,并令文当场做检查。据说文站在那里以沉默对抗,事件的女主人公则因立场坚定明辨是非而受到了表扬。班主任号召所有女生向她学习。班会开得很成功,未及散会,同学投向文的目光已经是鄙夷的了。文选择了随着他的父亲下田里干活。农活繁重而枯燥,但泥土和庄稼不知道他的情书,黄牛和犁也不知道,那些水田里蹦跳的青蛙更是不知道。稻田和黑色的泥土在那个闷热的季节,给予了文很多安慰。后来我见过文白胖的儿子,他娶了邻村的一个姑娘;另一个男生叫立。他的成绩不好,似乎也没对女生有什么兴趣。但他可不是等闲之辈。他拉起了一竿人马,包括校内和校外。他们同镇上另一伙组织经常展开撕杀。当地派出所拘留过他三次,前两次学校还去保释,第三次就没有耐心了。但他像一个肿瘤,时时的发作,学校决定将他切除。

剩下了6名女生进入了中学三年级。我们16岁,甚至17岁了。6名中的3名突然不上学了。她们没有太充分的理由,有两个小理由:一是数学总是不能及格。无论如何努力,分数总是在60分以下徘徊。设一个未知数的方程还可以应付,设两个未知数的方程就超出了她们的理解能力。她们看似是被代数阻挡了上学的道路。但我认为这只是表面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那些粉色的卫生纸。我们仔细地折叠着那鲜艳而粗糙的卫生纸。中间部分很厚,呈丝巾的形状,但它还是从中间断裂,那是一条奋力修补还要决口的堤坝。我们尽力了。那些丝巾形状的纸条,常常不老老实实地呆在它的岗位上,它跑到身前身后,至使我们的裙子或裤子湿透。没有人告诉我们那来自我们体内的红色液体是什么。老师不说,母亲也不说。那是一个谜语,必须由我们自己来猜。我猜的第一个答案是伤口,而且伤在我的肚子里。我焦虑的原因是我没法包扎这个体内的伤口,我的血会流光,然后我就死了。但血液它不慌不忙,也不说什么话,我们还是慢慢地了解了它一些,它跟月亮的性格有些相似。至于它的意义我们还是不知道。她们的思维被代数方程恐吓,身体被劣质卫生纸欺骗。我们觉得木头椅子是那样凉,教室里是那样冷,我们渴望回家。我没有放弃上学,我较我的同学情况要好一些。我成功地驯服了方程。我仍认真地折叠那帮不了我多少忙的卫生纸,徒劳地往决口的堤坝倾倒泥土和石块,我并未绝望。

学校的花坛是圆形的。长在里面的开花植物都是草本。它们在温暖的季节隆重地开放。任何一朵花都毫不犹豫地抬起头,然后哗啦啦地打开所有门窗,让阳光照进来,让风吹进来,让雨水滴进来。它们从来不知道害羞。

 

6

 我还有敏和娟在继续上学。我们下定决心要把中学读完。我们是坚守阵地的最后3个。我们要努力考上高中,然后考上大学,我们要把上学的道路拓展到遥远的地方。我们忍受着不听话的卫生纸,走着染着朱凤珍的血迹的火车枕木。我们3个不是一个班的,但有时能在放学路上相遇。我们一边走,一边说笑,甚至会笑得弯下腰。但我们的眼睛不敢大意,它们在欢笑的同时密切注视着路边信号灯的颜色。红色的灯光下,我们的话语自然而欢快,绿灯闪亮时,再热烈的谈话也会突然中断。我们不用回头,我们知道火车来了,在很远的地方,但我们早早地给它让路。这是它的道路,不是我们的。我们没有道路。我们的道路只有1.5公里。1.5公里是父亲怀抱的直径。在那2.5公里道路上,我们的情绪被信号灯上的颜色左右。

三年级的一学期,娟和敏没能参加期末考试,她们在考试的前一个月一同放弃了上学。

被减数是27的减法,到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得数已经是1了。

问题出在我们的道路上。父亲的那1.5公里有树阴有鸟雀的道路没有什么问题;枕木信号灯也没什么责任;粉色卫生纸的干扰也已微弱。问题出在一座桥上。2.5公里火车道实际上是被一条河截断的。一座高架铁桥将断开的道路连接上了。这是日本人修的铁路,也是日本人修的桥。日本人撤离满州时,炸断了桥。解放军修补了桥,但补的那块钢板薄,我们走在这块铁补丁上,发出砰砰的声响。这段约5米宽的断口,使这座桥有些吓人。桥的一侧有栏杆,有0.5米宽人行道。桥下是河水,桥距水面10米高。我们走在桥上不敢往下看,而是快速跑过去。不能同火车一同过桥,因为桥太窄了,没地方躲。火车经过时,风是那样大,离的太近,会被它吸过去。如果衣襟扣不好,头发长,都十分危险。

桥上的危险是突然出现的。传言被夏季的风托起,在低矮的积雨云下滞留不去。

娟和敏成功地克服了对枕木上血迹和尸体的恐惧,却无法克服对一个站在铁路桥上的裸体男人的恐惧。0.5米的通道实在太窄了,而一个健壮的男人又太宽了。男人用全裸的肉体将捐和敏还有我的上学之路死死地堵住了。

这不是传言而是事实。传言只是将体积小的事实扩大并复制。有人亲眼看见了。

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踏上了那条险象环生的上学之路。我们没有父母护送,父母们的孩子太多了,多得敢于把我们放牧到大地上去优胜劣汰。母亲似乎不知道我的上学道路上发生了什么,她几乎足不出户。除了做家务还喜读书,然后就是怀念我的病故的父亲。

让我坚定地迈上那座桥的原因只有一个。我的功课实在是太好了。中学三年级,我已是全学年几百人的第一名,是学校数学竞赛的冠军。我的身后,第二名、第三,甚至第五名都是男生。他们是多么想超过我。在家里,父母重男轻女,弟弟是宝,我是草。我的怨恨积压在心里,然后发泄在我的那些无辜的男同学身上。我死死地占据着第一的位置,将所有的男生压在第二名以下,垄断着几乎所有老师的宠爱。在那所中学,我的名字是与日月同辉的,以至于新调来的老师上第一节课,第一句话是,哪位同学是格致?离开学校,如同禾苗离开泥土,我的生命是在学校里找到适合我的土壤的。我宁死也不会放弃上学,虽然我没收到一封情书,但我宁死在上学的路上。

以27为被减数的运算,最后的得数是1还是0,取决于那桥上的男人是想吃了我还是破坏我。

一连几天,我都安全地过了那桥,没有碰上火车也没有遭遇裸体男人。我开始怀疑这件事,甚至想去告诉娟和敏,没有那么回事,看我不是完好无损?

与裸体男人遭遇在桥上是一周以后,就要考高中了,放学很晚,往往走出校门,一步就踏进了黑夜。天上闪着星光,地上闪着灯光,在星光与灯光的空白地带,黑夜在流淌,缓缓填满那些空隙。

天黑透了,河水似乎能够反光,桥上不是黑色而是灰色。低着头走路是我少年时代的习惯,这至使我看见他时,几乎走到了人家的眼皮底下。

我从未见过全裸的男人,只见过田里劳动的男人光着上半身。我看他们下半身的裤子也不是很凉快的布料,但谁也没有脱下去。顶多挽起了裤腿。男人腰部是个必须遮挡的部位。只要遮住了那一块,风的走向就不会发生逆转,风就会轻轻地吹。我在医院的墙上看到过男人的骨架。在被裤子死死挡住的地方,我看见了一块形状复杂的骨头。它叫盆骨。可盆里盛装的东西不知哪里去了。在墙上,那个盆可是空空的。男人的盆骨呈一个倾覆的角度。这种角度无法使任何物什停留,它们被倾倒下去了。也许被打入了地狱,至少是被打入了黑夜。墙上的骨架被阳光照耀着,光线甚至照亮了盆骨的底。光线把里边打扫得干干净净。阳光认为这是个罪恶的盆子。阳光用有力的手把它掀翻了。

我猛然抬头,目光水平落到了他盆骨的位置。我看见那个被倒空的盆子里装满了物什。他一定是趁着天黑自己偷偷装满的。那盆里杂乱无章,草丛中的一条蛇,正在缓慢地抬起它的头。我开始向后退,而我的身后是铁轨。一列装满原木的火车在100米外拉响了汽笛。不远处信号灯的红光骤然熄灭,绿灯亮了!

身后是钢铁的火车,撵碎过我的同学朱风珍的火车,前边是捧着他的全部所有的陌生男人。我一时不知道应该更怕哪一个。娟和敏还有我们的父母是怕男人。火车在一个裸体男人面前已经渺小了。他们认为,火车只能撵碎孩子的肉体,却不能掠夺女孩的贞洁。男人是冲着贞洁去的,而火车是直指生命。虽然火车拿走的更多、更彻底,但我们还有我们的父母都认为在贞洁面前,生命很渺小。生命是从属于贞洁的。一个女孩的贞洁被拿走了,单单留下她的生命是个恶作剧。所以我们不怕火车,我们怕男人,所以我的身体退向火车,但那个男人的观点显然与我、我们的不同。他用行动对我的思维进行了彻底的修改:他向前迈了一步,伸手抓住了我的书包带,然后将我拖下路基。火车轰隆隆地从我们的身后开过去了。我一直清醒着,没有失去知觉。我倒是希望一昏迷了事,什么都与我无关。可要是清醒着,就得做决定,就得想怎么办。可谁知道应该怎么办?这可比代数难过许多倍。

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扭动着走远了,他松开了手。我如一只惊吓过度的鸟,绑在腿上的线松开了,也不知道飞了。他见我站在他的面前不动,就示意我仔细看一看他的身体。他忽略掉身体的其他部位,要我重点看他的盆骨的位置。他用手托住自己,以便使我在暗淡的月光下看得尽可能清晰。他很高大健壮,我刚及他的腰,我不用抬头也不用低头,只要我不闭上眼睛,他执着呈献的东西就在我的眼前。我的目光适应了他的肉体之后,恐惧锐减。我只觉得难看。但这些我认为难看的东西,却是他从地狱里一一拣回的心爱之物。他认为它们太珍贵了,太美了,他不忍把这么美的东西掩藏起来,他想让大家看看,尤其让女人或者女孩看看。他认为这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该永久地囚禁它。它是一棵树,一座山,它是一片田野,一条河。我转身跑了。我跑得很快。书包很重,那里边装着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地理、历史、政治,它们使我的奔跑速度大大减慢。一口气跑下桥,发觉他并没有追上来,但我听见了他的笑声。他的笑在追赶我。他的笑十分古怪。我从未听过这样的笑声。他的笑不加任何修饰,如他的不着寸缕的肉体。他的笑在黑暗里窜行,也没穿衣服。衣着华丽,举止优雅的笑,一般在阳光下漫漫地展开。

7

24小时后,我又走过了那座桥。四周一片漆黑。所有的东西都在发出声响。桥下河岸上的柳树林发出呜呜的哨音,玉米叶子的哗哗啦啦的声音已连成一片。我害怕,每天都害怕。路上一人都没有,我希望能在桥上遇到那个男人,穿不穿衣服都行。我已经知道他确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穿着干净的白衣服的鬼魂。他能使我在桥上的那段路不害怕深不可测的黑夜中的树林。我走上了铁桥,暗淡的星光下,我看见比黑暗更黑的他站在桥的中间。我向他走过去,我从他的身边走过去,他一动不动,靠在栏杆上。我听见桥下河水流淌的声音,水声盖住了我的脚步声。下了桥水声还一直响在我的身后。接下来的路,我已经不害怕黑糊糊的田野,眼前出现我的后座叫勇的男生的一双眼睛。这双眼睛一直跟着我走进了家门。当我走到家的灯光下,一直在黑暗中闪亮的勇的眼睛就熄灭了。但我知道,我可以随时将它点亮。

 

8

几天后,站在铁桥上,站在哗哗的水声之上的男人被公安抓了去。听说他被打得遍体鳞伤,然后被强行穿上了衣服。在打他时,他没有反抗,只是护住自己的盆子,而自己的头则放到那些坚硬的皮鞋的围攻里。他认为盆里的东西比头更重要,也比头易碎。它们是一些玻璃杯,里边装满了稍一倾斜都要流淌的稚嫩的生命。它们不但易碎而且极容易掉落。在给他穿衣服时,遭到了他的反抗,但他已受伤,又没什么力气了,因此他的反抗十分徒劳。

 

9

几个月后,我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看见了他穿着衣服的样子。

短短几个月,小镇就抓捕了一大批犯罪分子,凑够了开一个公审大会的人数。这个裸露男人的抓获,使计划中的公审大会的人数进一步接近那个规定的数目。我数了一下,共有五辆大卡车,每辆车上都有5个被绳子捆住的人。他们每个人身边有两个公安。公安一左一右,牢牢地抓着被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的犯人。公安的神态绝对是对绳子十分地不放心。公安也在证明,使这些不老实、干坏事,扰乱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生命的犯罪分子变得如此老实的不是那条粗硬的麻绳,而是从公安制服里伸出的手。

我们在操场上站好了队。我们有上千人,充满一个大操场并不难。犯罪分子的车还没有开进来,会场的气氛已被我们的人数烘托了出来。其实,我并不知道那个我认识的男人也在其中。只是在宣读他的罪行的时候提到了他作案的铁桥,于是我把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他的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名字的下边三个十分大的毛笔字:流氓犯。字写得足够大,但字迹十分难看。只是笔画不少而已。也许写字的人认为不应该把一个罪行的名字写得端正好看。罪犯都是些不在秩序里好好站立的家伙,那么给予这个罪行的名字也不配太工整。

他看上去十分难看:没有了头发的遮挡,脸被阳光直射。脸上的汗水正缓缓地冲开尘土和血痂。他穿着黑或蓝色的衣裳,一个衣袋脱了线,垂下来。捆在身上的绳子把破旧的衣服弄得褶皱不堪。他穿衣服的样子真是太难看了。在桥上,我只是感到害怕,不觉得他丑陋;在这里,在阳光下,在卡车上,在一件衣服的包裹里,在流氓罪的后边,我看见了他的丑陋,脏,他像一堆垃圾。

他被判了5年徒刑。有一辆车上5人都是死刑。宣判会后,他们就被减掉了。为了减掉他他们,搞了这样一个隆重的仪式。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个数里被减去的。那个数字是几?

我无意间看了一下天空,正看到一排大雁飞过。它们掠过我的头顶,向南去了。不久之后,这里的气温将降到0度以下。我们不仅要穿衣服,而且要穿棉衣服。这是秋天,我常听屯子里的老人说,最好自己能在秋天里死去,因为秋天的尸体不会变臭,会在一天比一天凉爽的环境下一点一点地从容地被泥土吃掉。秋天是个赴死的好季节。

 

10

又几个月后,我毕业了。以全学年第一的成绩考入了一所师范学校。我放弃了上高中,虽然我的成绩高出重点中学几十分。我妈说砸锅卖铁供我上大学。上大学就必须砸掉我们家的饭锅,那这个大学我还要不要上?我认为饭锅是最重要的,我要保住我们家的饭锅,于是我去了那所百里之外的师范学校报到。这所学校免费,可以不带一分钱,但我带了我的衣服,还带了我的户口。我的户口被我从父母的泥土里用力拔出,寻到了新的落脚的地方。我的书里需要演算的已不是减法加法、乘法除法这样简单的算题,我的计算越来越复杂。那些算题,往往先告诉我结果,然后让我找到通向这一目的地的道路,也就是我不需要思考往哪里去。为了能够抵达,我铺设虚假的桥梁,然后在不存在的正确道路上通过。

(赏析:格致的散文一贯的新锐、细节盘桓,思想深刻独特。这篇散文发表于《人民文学》2004年10期 并获当年茅台杯人民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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