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法

减  法

1

现在，学校与家之间的距离是4公里，由1.5公里乡村土路和2.5公里火车道组成。6年前我的学校距家不足30米。它位于屯子的中心，使每个孩子上学的距离大致上相等。那是一所小学校，房子比民房大约一倍。一年级在东侧的房间里，二年级在西侧的房间里，中间的小房间是两位老师的办公室。

上下课是用电铃来呼喊的,不是一段铁轨挂在树上，然后由一个老头去敲。这说明我童年的生活环境已被现代文明所侵染，电线已同我的幼年生活扭结在一起。有电就有灯，有了灯，我们的教室就不会太昏暗。我基本上是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开始读书识字的。

我认真观察过那个房檐下的电铃，在它静止的时候，在它大叫的时候。它接近一个乐器。一个手掌大的圆面，一个小铁锤。铁锤敲击它的侧面而不是正面。按下电钮，小锤就以肉眼无法追赶的速度开始原地踏步。每一步都踏响了，每一个响声还没来得及站起就被后面的声响扑倒了。它们一个连着一个，扭成一团，连成一片。其实，它的原理同树枝上挂一块铁，再用铁锤去敲是一样的，只是人力拉大了声音间的距离，给了每一个声音伸展和生长的空间。电铃的声音是那些独立、悠长的声音的有序码放，电使之方向一致，大小相等。金属的悠长的余音在这里是多余的，像懒洋洋的哈欠，它被修减掉了。电将散落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懒散又悠长的声音很好地组织了起来、管理了起来，电说，向右看齐，齐步——跑！

我在明亮的教室里，在切去尾音的规范的电铃声里开始了读书时代。我的同学有27名。2年级读完的时候，我们就从这所离家很近的学校毕业了。3年级要到距家750米的小学接着读。学校在两个自然屯子的中间，这两个自然屯是一个行政大队，相距1.5公里。学校把1.5公里从中间断开，形成两个750米的上学之路。两个屯子的孩子相向而行，各自走过750米，然后在一个操场里混淆。但据我们的目测和步测，学校距另一个屯子要近至少200米。学校的四周是一望无际的水稻田，1500米的中心点不难找到，那么，这200米的误差是有意的。据我的分析，这与我的父亲有关。两个屯子合成一个行政大队，父亲是大队书记，也就是那里的最高行政长官。最高行政长官完全可以决定小学校的位置，也可以决定学校离自己的孩子是远还是近。最后，父亲使新建的学校离自己的孩子远了200米。原因有二：1、另一个屯子大，孩子多。2、大队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来自那个村子，他们对父亲有敌意，敌视的原因仅仅是父亲的姓氏。父亲小心谨慎，力争不给他们留出攻击自己的余地。于是，我向前多走的200米，就是父亲在权利上有意后退的距离。

走过这条暗藏着政治的上学之路，我开始了三年级。我的同学是25名。有两名男生没有升入三年级，没有走上这条比另一侧远200米的上学之路。他们是因为严重的智障，与远出的200米无关。一个叫海，生得眉目清秀，头发还是非洲人似的小卷。他经过了两年学习，掌握了1+2=3，但2+1=？他有时算对，有时算错，至于3-1=？，他就从来没算对过一次；另一名叫彦，他的问题在文字上。他上课坐得最直，眼睛睁得最大，写字用的力气最多，但他写的字，一眼看上去，基本上不是汉字，比汉字的笔画要少一些。因为笔画少导致他写的字没能围成方块。他的字比别人的笔画重，笔画黑，划入纸的纤维，像是石刻。他手里的笔画，都是些不老实的家伙，不用力把它们嵌进纸里，它们就会到处乱跑。他机智地抓住了一横，急忙按进纸里，又抓住了一撇，再按下去。他无暇考虑这些笔画的准确位置，只能像抓鱼一样，匆匆丢到竹篓里。他被这些横竖撇捺搞得很累，其状不比他父亲犁地轻松。我们不认识他写的字，我们包括老师认为那都是错字。

他们两个不上学了，不知是被迫还是自愿。那750米又200米的上学道路上的景色他们没有看到：路两旁新栽的杨树，比我的胳臂粗不了多少。它们被春风刮得东倒西歪。叶子打着紧紧的卷，等着风的力量把自己吹开。这些小树的生命从父亲组织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开始，它们稚嫩的根须从会议的决定移植到泥土里。父亲栽树，在毁林开荒的年代，在植树不算政绩的年代。

2

我的同学数没能在25这个数字上稳定住。一年后，这个数字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4个都是男生，其中一个善讲故事。他总是以：九九八十一洞，洞洞有妖精开始他的讲述。他爱闭上眼睛，头也需要摇动，脸上的肉向下坠着。后来我见过一次他的母亲，他跟他的母亲一模一样。他的母亲也爱讲故事。她沉浸在讲述里，往往一讲就是一天。再平常的事，到了她的嘴里，马上就妙趣横生了。善讲故事的女人也有不足，她不善做家务。家里乱，孩子的衣服也洗不干净。她的讲述常在细节上盘桓流连，而洗衣服则简明扼要，袖口衣领被她一笔带过。大队有时也对居民进行卫生检查。她家是不合格的，被挂了黄牌子。她并未因给大家讲了那么多有趣的故事而被原谅，那甚至不是什么优点，而是不良习惯。她的丈夫被所有的男人同情。她常常脸都来不及洗，就开始了讲述，哪怕听众只有一个；还有一个男生功课好，智商高。他是班里几十个学生唯一能在功课上跟我过着的男生。我的智力也许在他之下，但我较他多了一分用功，这样，我们的成绩就十分接近了。他们四个成为减数的原因，是在一个星期日，撬开学校的门，进入教师办公室，偷拿了一位老师放在抽屉里的5元钱，又在一位老师的水杯里撒满了尿。七几年，5元钱是个不小的数字，它足以使这一事件成为大案。据他们的供词，那5元钱被他们全部买了冰棒。共100只。他们找到一个金黄的干草垛，围坐成一个封闭的圆，那100只冰棒被放在了圆心上。他们说，我们以为能吃完，闷热的夏天，又甜又凉的冰块是最好吃的东西，多少都能吃完。有三个说从未在夏天吃过冰，另一个说5岁的时候去城里的亲戚家串门，吃到过一块。每人吃到十只的时候，圆心位置的冰块的减少已经十分缓慢了。剩下50只的时候，他们对冰棒的热爱已降到0度以下。剩下的冰棒在他们恐慌的目光的注视下开始了令人绝望的融化，最后成为一滩难看的水。他们惊恐地跑开了，每个人都以最快的速度使自己远离那个正在由固体变成液体的圆心。

这个案子是第三天破的。老师发现了什么样的蛛丝马迹，顺着一条什么样的线索，我不是记不清了而是不知道。那艰难的侦破过程没有公布，我只看到了最后的结局：那天，天气晴朗。云彩呈丝线状，像是被用力拽断了。断开的纤维横在我们的头顶，谁有办法把那些断开的云丝挽结续接？在太阳和残破的云彩的下面，我们被集合在操场上。所有的老师都出来了，包括那位校长。操场上有一个见方的1米高的台子。那上面每天都有一位体态婀娜，容貌美丽的女生领操。我的动作也许比她的更准确，但我没有被选去领操。准确不一定优美，她叫李满花。学校的有线喇叭传出了声音，这个声音较平时要高出许多个分贝。校长的激动在高音里不好隐藏。高音命令我们往台上看。我看见李满花舞蹈的地方站着四个男生。他们是吴玉坤、常江、赵光晓、刘辉。他们是我的同班同学。常江个子高站在中间，善讲故事的刘辉矮胖站在一边。他们低着头，垂着肩。我看出他们都在尽可能地收缩自己，缩小自己。他们的罪行是由校长宣布的，校长的声音高亢而激情饱满。大量愤怒的兑入，使校长的声音跑了调。最后，那一杯他们作案时留下的尿被端了出来。校长的声音再次响起：他们想让老师喝尿！这尿应该给谁喝？应不应该让他们自己喝？我们回答：应——该！那杯尿被平均分成了四份。他们对端到嘴边的杯子没有推辞，都接过杯子喝了下去。但他们的泪水就是在接过杯子时流出来的。他们在喝尿的同时开始了哭泣。可能是尿的味道刺激了泪腺，当尿液进入口腔，又辗转找到了食管，然后顺利地流进了胃，他们体内的另一种液体——眼泪，就开始了方向完全相反的奔流。

就在那些天，路两旁的水稻开始扬花了。空气中弥漫着稻花的香味，而我的口腔则弥散着尿的尖锐气味。那四个被罚喝尿的男生都不来上学了，但尿的气味在操场上经久不散。我在有香味的上学路上放慢脚步。路旁的杨树，经过了一年的生长，长出了枝杈，长出了大量的叶子。清风吹过，叶子旋转、拍打、发出哗啦啦的声音。头顶的大雁排着队，树也排着队。每一棵都是另外一棵是否整齐的参照。树看似单独站着，但同距它最远的那一棵、它看不见的1000米以外的另一棵，长在一条直线上。它们是一行树，谁都不是自己。水稻田里的情况同路旁的树相似。先是株距和行距，然后是田埂。在禾苗看来，田埂是无法逾越的高墙。它们横看成行，纵看成列，斜看仍然是直线。它们在这严格的秩序里缓苗、抽叶、迎风招展；在步调一致里扬花、抽穗、灌浆受粉。但风带着花粉偏离了株距和行距，甚至越过了田埂。甲株获得的花粉，不是身旁的乙株的，而是200米外从未见过面的丙株的。花粉无法排队，风破坏了秩序，水稻在受粉这一环节上突然陷入混乱。这个季节是水稻的节日。它们不用移动，就与百米之遥的另一株猛地撞到了一块。它说它不喜欢身旁的那一株，它向往远处的正在吐出浓香的一株。它将自己身上最珍贵的芳香颗粒捧出来，交给了风，并期待能被对方接住。我理解了水稻们为什么默默地接受安排，为什么能长久地站在那里安静地生长而没有怨言，它们在等待风的到来，而风是一定会来的！

3

我们的队伍横看成行，纵看成列，斜看也有一条由人体构成的直线。我们消失在一个方形的队伍里。我们努力调整自己的位置，力争把自己完全地隐藏在一条直线里。我们朗读，声音一出口就要排好队；我们做体操，胳膊在空气中停留的秒数是一定的，我们的样板是1米高的方台上的李满花。

方台上的李满花消失的时候，已经是6年级，我们已经15岁了。15岁的身体无风也会招展，月亮的力量推动了我们淤滞的河床。最先融化并开始流淌的是李满花。她的坐椅成了滴水的屋檐，她浅色的裙子被来自体内的红色液体洗染。同桌的男生看见了，全班的同学都看见了。教室里弥漫着血腥味。男生平时多受她的白眼，此时有了报仇的机会。他们骂她是妇女，还说她是小破鞋。李满花哭着回了家，从此不见了。不久，听说她被一个男人领走了，不久，她又被送了回来；过了不久，她又被另一个男人领走了，然后又被送了回来。后来，她嫁不出去了。再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老实人。她结婚后仍然不停地同也许是陌生的男人跑掉。她逃走的道路似乎总是不太通畅，因为她总是回来。老实人丈夫见她回来就痛打她一顿。不知是他丈夫的拳头过于轻柔还是她的痛感神经发育得不好，总之，她还是不停地跑。她的逃离总像是逃离的演习，她一次又一次的排练，丈夫的拳头没能阻止她甚至不能干扰她。她沉浸在里面，忽略了一切，基本上听不懂丈夫拳头的语言。

当我的道路向前延伸了2.5公里，抵达一所镇中学的时候，我的同学李满花正走在与男人私奔的道路上。她18岁，美丽的脸和宽肩长腿细腰的身材使她的奔走姿态优美而富有力量感。她的希望在脚下的道路上向远方铺展。她的道路有千万条，但她在头一天都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是向东还是向西，如同不知道明天的风向。她只要知道了方向，那个方向上的道路就立刻在她的心里焕出异彩。她为了快速抵达希望的地方，往往坐上火车、汽车。她道路上的景物在迅速后倒，每一棵树，每一片田，每一条河，都成为推动她向前的力量。几年后，我路过她的家门，她从院子里走出来。我看见了她满脸细碎的皱纹。我惊异于她衰老的速度。我分析了她脸上的皱纹。它们与丈夫的毒打有关，与奔跑路上的风雨有关，与男人的一次次欺骗有关。美丽没能载她抵达幸福的对岸，她被一次次推了回来，搁浅在拼命离开的沙滩上。她不相信了美貌，于是她的脸开始荒芜了。

4

我的道路是4公里长，正东方，由1.5公里乡村土路（我父亲以一条细窄的田埂为基础拓建而成。这也需要由我父亲召开一个大队委员会会议。）和2.5公里火车道组成。父亲栽下的杨树已经高大挺拔，枝叶在空中相连。我每天在绿树搭起的棚架下走过，和我一同走过的还有我的10名同学。他们和我一同考入了4公里外的中学。另外10名同学则被考试减掉了。他们或因算错了一道数学题，或因作文的思路没跟老师的思路走上一条道路。

父亲的1.5公里道路是宽阔平坦的，甚至是绿荫如盖鸟语花香的，但走过这1.5公里，我就走出了父亲的势力范围，走到了父亲的权利之外。父亲之外没有人为我们铺下道路。我们走完了父亲的道路后就上了火车的道路。没有火车的时候，我们把枕木当成楼梯；火车来了时，我们就跑到路基两侧仅0.5米宽的路上去走。我们觉得这样的道路也十分有趣。让我觉得这样的道路无趣而恐怖是半年以后。中学一年级二学期刚刚开学，与我同村的10名同学中的两名女生，一边在枕木上走一边说话，她们忘记了走的是火车的道路而不是她们的。一列运煤的火车从身后开过来时，她们还沉浸在热烈的对话里。当火车的尖叫艰难地穿过她们的谈话抵达她们的后背时，火车距他们已不足30米。火车像山一样压过来，一个女孩跑下了路基，而另一个被铁轨拌倒了。她们是向两个不同的方向逃跑。向左的一个摔倒了，向右的一个则顺利地跨过了铁轨。在那一刻，生的方向在右边，左侧则由死神垒起了高墙。

铁道的左侧是一望无际的玉米田，正是灌浆的季节，浓绿的玉米叶子下露出玉米娇嫩的红缨，红缨上生着绒毛，绒毛上沾满了黄色的花粉。玉米在层层叠叠的包裹下开始发育，子粒准备好了空袋子；道路的右侧是一大片小柳树林。那里是一片湿地沼泽，养育着多种水鸟。一条蜿蜒的小河，将柳树林打散成块状。从路基向下看，看到的是柳树的树冠。路基高出地面10米，柳树长在我们的脚下。一片一片白亮的水添满了树之间的空隙。成群的水鸟飞起又落下。那是一些野鸭子。它们的蛋比家鸭小得多。蛋上的斑纹使它接近一块石头。家鸭的蛋是透亮的绿色或白色。家鸭知道自己的生命与蛋的关系，知道自己的蛋必须醒目，所以它为蛋选择了最引人注目的颜色，而野鸭则把全部心思用在对蛋的化装上。首先，它缩小了自己的蛋，小的东西更便于藏匿，然后，精心为蛋选择了接近水边鹅卵石的颜色。家鸭用的那种透亮的绿和晶莹的白，它们是想都不敢想的，那也太奢侈了。

5

我的同学剩下了8名。我们被分在不同的班级，但我们的道路一致，我们回家的方向一致，我们的家在4公里外的同一个点上。半年后，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又有2名男生离开了学校。我们剩下了6个。这两名男生放弃上学的因由是后来知道的：叫文的男生因给同班一个漂亮女生写了一封情书。那出自17岁少年之手的情书被17岁少女转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视情书为不洁之物。她透过那些羞涩又大胆的文字看到了我的同学文的不洁灵魂。这样的灵魂是濡湿的，凉晒一下十分必要，于是她召开班会，公布了这一事件，并令文当场做检查。据说文站在那里以沉默对抗，事件的女主人公则因立场坚定明辨是非而受到了表扬。班主任号召所有女生向她学习。班会开得很成功，未及散会，同学投向文的目光已经是鄙夷的了。文选择了随着他的父亲下田里干活。农活繁重而枯燥，但泥土和庄稼不知道他的情书，黄牛和犁也不知道，那些水田里蹦跳的青蛙更是不知道。稻田和黑色的泥土在那个闷热的季节，给予了文很多安慰。后来我见过文白胖的儿子，他娶了邻村的一个姑娘；另一个男生叫立。他的成绩不好，似乎也没对女生有什么兴趣。但他可不是等闲之辈。他拉起了一竿人马，包括校内和校外。他们同镇上另一伙组织经常展开撕杀。当地派出所拘留过他三次，前两次学校还去保释，第三次就没有耐心了。但他像一个肿瘤，时时的发作，学校决定将他切除。

剩下了6名女生进入了中学三年级。我们16岁，甚至17岁了。6名中的3名突然不上学了。她们没有太充分的理由，有两个小理由：一是数学总是不能及格。无论如何努力，分数总是在60分以下徘徊。设一个未知数的方程还可以应付，设两个未知数的方程就超出了她们的理解能力。她们看似是被代数阻挡了上学的道路。但我认为这只是表面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那些粉色的卫生纸。我们仔细地折叠着那鲜艳而粗糙的卫生纸。中间部分很厚，呈丝巾的形状，但它还是从中间断裂，那是一条奋力修补还要决口的堤坝。我们尽力了。那些丝巾形状的纸条，常常不老老实实地呆在它的岗位上，它跑到身前身后，至使我们的裙子或裤子湿透。没有人告诉我们那来自我们体内的红色液体是什么。老师不说，母亲也不说。那是一个谜语，必须由我们自己来猜。我猜的第一个答案是伤口，而且伤在我的肚子里。我焦虑的原因是我没法包扎这个体内的伤口，我的血会流光，然后我就死了。但血液它不慌不忙，也不说什么话，我们还是慢慢地了解了它一些，它跟月亮的性格有些相似。至于它的意义我们还是不知道。她们的思维被代数方程恐吓，身体被劣质卫生纸欺骗。我们觉得木头椅子是那样凉，教室里是那样冷，我们渴望回家。我没有放弃上学，我较我的同学情况要好一些。我成功地驯服了方程。我仍认真地折叠那帮不了我多少忙的卫生纸，徒劳地往决口的堤坝倾倒泥土和石块，我并未绝望。

学校的花坛是圆形的。长在里面的开花植物都是草本。它们在温暖的季节隆重地开放。任何一朵花都毫不犹豫地抬起头，然后哗啦啦地打开所有门窗，让阳光照进来，让风吹进来，让雨水滴进来。它们从来不知道害羞。

6

 我还有敏和娟在继续上学。我们下定决心要把中学读完。我们是坚守阵地的最后3个。我们要努力考上高中，然后考上大学，我们要把上学的道路拓展到遥远的地方。我们忍受着不听话的卫生纸，走着染着朱凤珍的血迹的火车枕木。我们3个不是一个班的，但有时能在放学路上相遇。我们一边走，一边说笑，甚至会笑得弯下腰。但我们的眼睛不敢大意，它们在欢笑的同时密切注视着路边信号灯的颜色。红色的灯光下，我们的话语自然而欢快，绿灯闪亮时，再热烈的谈话也会突然中断。我们不用回头，我们知道火车来了，在很远的地方，但我们早早地给它让路。这是它的道路，不是我们的。我们没有道路。我们的道路只有1.5公里。1.5公里是父亲怀抱的直径。在那2.5公里道路上，我们的情绪被信号灯上的颜色左右。

三年级的一学期，娟和敏没能参加期末考试，她们在考试的前一个月一同放弃了上学。

被减数是27的减法，到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得数已经是1了。

问题出在我们的道路上。父亲的那1.5公里有树阴有鸟雀的道路没有什么问题；枕木信号灯也没什么责任；粉色卫生纸的干扰也已微弱。问题出在一座桥上。2.5公里火车道实际上是被一条河截断的。一座高架铁桥将断开的道路连接上了。这是日本人修的铁路，也是日本人修的桥。日本人撤离满州时，炸断了桥。解放军修补了桥，但补的那块钢板薄，我们走在这块铁补丁上，发出砰砰的声响。这段约5米宽的断口，使这座桥有些吓人。桥的一侧有栏杆，有0.5米宽人行道。桥下是河水，桥距水面10米高。我们走在桥上不敢往下看，而是快速跑过去。不能同火车一同过桥，因为桥太窄了，没地方躲。火车经过时，风是那样大，离的太近，会被它吸过去。如果衣襟扣不好，头发长，都十分危险。

桥上的危险是突然出现的。传言被夏季的风托起，在低矮的积雨云下滞留不去。

娟和敏成功地克服了对枕木上血迹和尸体的恐惧，却无法克服对一个站在铁路桥上的裸体男人的恐惧。0.5米的通道实在太窄了，而一个健壮的男人又太宽了。男人用全裸的肉体将捐和敏还有我的上学之路死死地堵住了。

这不是传言而是事实。传言只是将体积小的事实扩大并复制。有人亲眼看见了。

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踏上了那条险象环生的上学之路。我们没有父母护送，父母们的孩子太多了，多得敢于把我们放牧到大地上去优胜劣汰。母亲似乎不知道我的上学道路上发生了什么，她几乎足不出户。除了做家务还喜读书，然后就是怀念我的病故的父亲。

让我坚定地迈上那座桥的原因只有一个。我的功课实在是太好了。中学三年级，我已是全学年几百人的第一名，是学校数学竞赛的冠军。我的身后，第二名、第三，甚至第五名都是男生。他们是多么想超过我。在家里，父母重男轻女，弟弟是宝，我是草。我的怨恨积压在心里，然后发泄在我的那些无辜的男同学身上。我死死地占据着第一的位置，将所有的男生压在第二名以下，垄断着几乎所有老师的宠爱。在那所中学，我的名字是与日月同辉的，以至于新调来的老师上第一节课，第一句话是，哪位同学是格致？离开学校，如同禾苗离开泥土，我的生命是在学校里找到适合我的土壤的。我宁死也不会放弃上学，虽然我没收到一封情书，但我宁死在上学的路上。

以27为被减数的运算，最后的得数是1还是0，取决于那桥上的男人是想吃了我还是破坏我。

一连几天，我都安全地过了那桥，没有碰上火车也没有遭遇裸体男人。我开始怀疑这件事，甚至想去告诉娟和敏，没有那么回事，看我不是完好无损？

与裸体男人遭遇在桥上是一周以后，就要考高中了，放学很晚，往往走出校门，一步就踏进了黑夜。天上闪着星光，地上闪着灯光，在星光与灯光的空白地带，黑夜在流淌，缓缓填满那些空隙。

天黑透了，河水似乎能够反光，桥上不是黑色而是灰色。低着头走路是我少年时代的习惯，这至使我看见他时，几乎走到了人家的眼皮底下。

我从未见过全裸的男人，只见过田里劳动的男人光着上半身。我看他们下半身的裤子也不是很凉快的布料，但谁也没有脱下去。顶多挽起了裤腿。男人腰部是个必须遮挡的部位。只要遮住了那一块，风的走向就不会发生逆转，风就会轻轻地吹。我在医院的墙上看到过男人的骨架。在被裤子死死挡住的地方，我看见了一块形状复杂的骨头。它叫盆骨。可盆里盛装的东西不知哪里去了。在墙上，那个盆可是空空的。男人的盆骨呈一个倾覆的角度。这种角度无法使任何物什停留，它们被倾倒下去了。也许被打入了地狱，至少是被打入了黑夜。墙上的骨架被阳光照耀着，光线甚至照亮了盆骨的底。光线把里边打扫得干干净净。阳光认为这是个罪恶的盆子。阳光用有力的手把它掀翻了。

我猛然抬头，目光水平落到了他盆骨的位置。我看见那个被倒空的盆子里装满了物什。他一定是趁着天黑自己偷偷装满的。那盆里杂乱无章，草丛中的一条蛇，正在缓慢地抬起它的头。我开始向后退，而我的身后是铁轨。一列装满原木的火车在100米外拉响了汽笛。不远处信号灯的红光骤然熄灭，绿灯亮了！

身后是钢铁的火车，撵碎过我的同学朱风珍的火车，前边是捧着他的全部所有的陌生男人。我一时不知道应该更怕哪一个。娟和敏还有我们的父母是怕男人。火车在一个裸体男人面前已经渺小了。他们认为，火车只能撵碎孩子的肉体，却不能掠夺女孩的贞洁。男人是冲着贞洁去的，而火车是直指生命。虽然火车拿走的更多、更彻底，但我们还有我们的父母都认为在贞洁面前，生命很渺小。生命是从属于贞洁的。一个女孩的贞洁被拿走了，单单留下她的生命是个恶作剧。所以我们不怕火车，我们怕男人，所以我的身体退向火车，但那个男人的观点显然与我、我们的不同。他用行动对我的思维进行了彻底的修改：他向前迈了一步，伸手抓住了我的书包带，然后将我拖下路基。火车轰隆隆地从我们的身后开过去了。我一直清醒着，没有失去知觉。我倒是希望一昏迷了事，什么都与我无关。可要是清醒着，就得做决定，就得想怎么办。可谁知道应该怎么办？这可比代数难过许多倍。

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扭动着走远了，他松开了手。我如一只惊吓过度的鸟，绑在腿上的线松开了，也不知道飞了。他见我站在他的面前不动，就示意我仔细看一看他的身体。他忽略掉身体的其他部位，要我重点看他的盆骨的位置。他用手托住自己，以便使我在暗淡的月光下看得尽可能清晰。他很高大健壮，我刚及他的腰，我不用抬头也不用低头，只要我不闭上眼睛，他执着呈献的东西就在我的眼前。我的目光适应了他的肉体之后，恐惧锐减。我只觉得难看。但这些我认为难看的东西，却是他从地狱里一一拣回的心爱之物。他认为它们太珍贵了，太美了，他不忍把这么美的东西掩藏起来，他想让大家看看，尤其让女人或者女孩看看。他认为这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该永久地囚禁它。它是一棵树，一座山，它是一片田野，一条河。我转身跑了。我跑得很快。书包很重，那里边装着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地理、历史、政治，它们使我的奔跑速度大大减慢。一口气跑下桥，发觉他并没有追上来，但我听见了他的笑声。他的笑在追赶我。他的笑十分古怪。我从未听过这样的笑声。他的笑不加任何修饰，如他的不着寸缕的肉体。他的笑在黑暗里窜行，也没穿衣服。衣着华丽，举止优雅的笑，一般在阳光下漫漫地展开。

7

24小时后，我又走过了那座桥。四周一片漆黑。所有的东西都在发出声响。桥下河岸上的柳树林发出呜呜的哨音，玉米叶子的哗哗啦啦的声音已连成一片。我害怕，每天都害怕。路上一人都没有，我希望能在桥上遇到那个男人，穿不穿衣服都行。我已经知道他确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穿着干净的白衣服的鬼魂。他能使我在桥上的那段路不害怕深不可测的黑夜中的树林。我走上了铁桥，暗淡的星光下，我看见比黑暗更黑的他站在桥的中间。我向他走过去，我从他的身边走过去，他一动不动，靠在栏杆上。我听见桥下河水流淌的声音，水声盖住了我的脚步声。下了桥水声还一直响在我的身后。接下来的路，我已经不害怕黑糊糊的田野，眼前出现我的后座叫勇的男生的一双眼睛。这双眼睛一直跟着我走进了家门。当我走到家的灯光下，一直在黑暗中闪亮的勇的眼睛就熄灭了。但我知道，我可以随时将它点亮。

8

几天后，站在铁桥上，站在哗哗的水声之上的男人被公安抓了去。听说他被打得遍体鳞伤，然后被强行穿上了衣服。在打他时，他没有反抗，只是护住自己的盆子，而自己的头则放到那些坚硬的皮鞋的围攻里。他认为盆里的东西比头更重要，也比头易碎。它们是一些玻璃杯，里边装满了稍一倾斜都要流淌的稚嫩的生命。它们不但易碎而且极容易掉落。在给他穿衣服时，遭到了他的反抗，但他已受伤，又没什么力气了，因此他的反抗十分徒劳。

9

几个月后，我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看见了他穿着衣服的样子。

短短几个月，小镇就抓捕了一大批犯罪分子，凑够了开一个公审大会的人数。这个裸露男人的抓获，使计划中的公审大会的人数进一步接近那个规定的数目。我数了一下，共有五辆大卡车，每辆车上都有5个被绳子捆住的人。他们每个人身边有两个公安。公安一左一右，牢牢地抓着被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的犯人。公安的神态绝对是对绳子十分地不放心。公安也在证明，使这些不老实、干坏事，扰乱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生命的犯罪分子变得如此老实的不是那条粗硬的麻绳，而是从公安制服里伸出的手。

我们在操场上站好了队。我们有上千人，充满一个大操场并不难。犯罪分子的车还没有开进来，会场的气氛已被我们的人数烘托了出来。其实，我并不知道那个我认识的男人也在其中。只是在宣读他的罪行的时候提到了他作案的铁桥，于是我把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他的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名字的下边三个十分大的毛笔字：流氓犯。字写得足够大，但字迹十分难看。只是笔画不少而已。也许写字的人认为不应该把一个罪行的名字写得端正好看。罪犯都是些不在秩序里好好站立的家伙，那么给予这个罪行的名字也不配太工整。

他看上去十分难看：没有了头发的遮挡，脸被阳光直射。脸上的汗水正缓缓地冲开尘土和血痂。他穿着黑或蓝色的衣裳，一个衣袋脱了线，垂下来。捆在身上的绳子把破旧的衣服弄得褶皱不堪。他穿衣服的样子真是太难看了。在桥上，我只是感到害怕，不觉得他丑陋；在这里，在阳光下，在卡车上，在一件衣服的包裹里，在流氓罪的后边，我看见了他的丑陋，脏，他像一堆垃圾。

他被判了5年徒刑。有一辆车上5人都是死刑。宣判会后，他们就被减掉了。为了减掉他他们，搞了这样一个隆重的仪式。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个数里被减去的。那个数字是几？

我无意间看了一下天空，正看到一排大雁飞过。它们掠过我的头顶，向南去了。不久之后，这里的气温将降到0度以下。我们不仅要穿衣服，而且要穿棉衣服。这是秋天，我常听屯子里的老人说，最好自己能在秋天里死去，因为秋天的尸体不会变臭，会在一天比一天凉爽的环境下一点一点地从容地被泥土吃掉。秋天是个赴死的好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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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几个月后，我毕业了。以全学年第一的成绩考入了一所师范学校。我放弃了上高中，虽然我的成绩高出重点中学几十分。我妈说砸锅卖铁供我上大学。上大学就必须砸掉我们家的饭锅，那这个大学我还要不要上？我认为饭锅是最重要的，我要保住我们家的饭锅，于是我去了那所百里之外的师范学校报到。这所学校免费，可以不带一分钱，但我带了我的衣服，还带了我的户口。我的户口被我从父母的泥土里用力拔出，寻到了新的落脚的地方。我的书里需要演算的已不是减法加法、乘法除法这样简单的算题，我的计算越来越复杂。那些算题，往往先告诉我结果，然后让我找到通向这一目的地的道路，也就是我不需要思考往哪里去。为了能够抵达，我铺设虚假的桥梁，然后在不存在的正确道路上通过。

（赏析：格致的散文一贯的新锐、细节盘桓，思想深刻独特。这篇散文发表于《人民文学》2004年10期 并获当年茅台杯人民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