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头岭上风萧萧

                                                                                                                                                                           龙头岭上风萧萧

一一忆念伯父，一位奉献大时代的基层人物

刘家全

序

这是集中记叙我的伯父的一篇散文。伯父是我少年时期最难忘的亲人。在之前的几篇文章中我都曾提到过自己的特殊身世。我出生后过继给了叔父，这在农村很常见，不常见的却是我对生父和养父的称呼，从小家里人让我叫叔父为“爸”，叫生父为“伯”，也就是伯父。

其实，家乡的习俗是把父亲呼“大”，把父亲的哥哥叫“伯”，把父亲的弟弟称“爸”。这么看来，我是没有名称上的父亲了。长大后才意识到，婆婆（奶奶）这么安排，那该有多么高明啊。因为在婆婆心中，我降生到这个家，并不独属于哪个父母，而是属于一个“大家”，有着天然纽带的使命，以连起她两个儿子的小家，这和给我起名叫“家全”是一样的用心。

养父自我懂事起就在周至县城工作，而我却留在眉县老家和伯父生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伯父在我十三岁时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就成了我少年时期最难忘却的亲人。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写过，伯父四九年参与了时代的巨变，担任解放宝鸡时的支前运输小队队长，赶着自家的马车运粮到前线，因此而成为家乡最早的一名党员，担任家乡的第一任村支书，直到十多年后病倒。

虽然我和伯父同住一屋内，同吃一锅饭，但对伯父的记忆却是零零碎碎，因为伯父担任大队书记实在太忙了。每天清晨我还没有醒来，伯父就出门了，夜里我已睡去，他才回来。那时我上小学，白天在学校，三顿饭回家，但伯父却总不在家，他和干部们在大队部的大锅灶吃饭。

伯母看着我们姊妹整天见不到伯父，就给我们讲伯父的故事。通过伯母的讲述，我才知道了伯父的许多事情。当然，伯父再忙毕竟在一起生活，还是能见到他的生活片段。通过听到的故事看到的情景，就在脑海里编辑成了类似于一部永久循环播放的电影片段。

跑山创业

从伯母口中得知，我们刘家原本也是大户人家，在爷爷年轻时因遇匪祸家道衰落，爷爷因有木匠手艺，他带着全家人靠着手艺漂泊于家乡方圆三十里的一些村落，这在《婆婆树》文中已有详叙。

漂泊中爷爷又去世，婆婆真成了孤儿寡母，她带着十六七岁的伯父，八九岁的姑姑，五六岁的叔父，不能再漂泊下去，便借居在娘家一孔闲置的土窑洞里。婆婆的娘家是当地杨家湾的一个富户人家。伯父这时已成壮劳力，就给舅舅家当长工，后来一直干到长工领班，这么一干就是十七年。在这期间伯父娶了伯母，有了我的大姐二姐三姐和兄长。

在伯母眼里，伯父极能吃苦耐劳，更会筹划过日子，尤其是他在给亲戚家当长工时，数百亩田地的收种作务全由他一人张罗，所以当他不再打工而自立后，只用了短短几年，伯父就靠着勤劳吃苦会过日子，当然最重要的是进山搞副业，家乡人叫“跑山”，伯父硬是买下了一片独院地，置下了几十亩好田。

伯母常夸伯父是一位极优秀的庄稼汉，干得一手好庄稼活。同样一处田，伯父耕作粮食收成就好；同样的草料，伯父喂养的牲口就肯上膘。

伯父更会计划，啥季节干啥活，伯父门儿清。种庄稼季节性很强，一般家庭农忙时人手不够，农闲时却无所事事，伯父却把一年安排的满满当当，农忙时下地干农活，农闲时上山搞副业。

那时家乡的秦岭还没有政府林业局来管，也就是山林是无主的，家乡人只要能吃苦，农闲时往山里随便跑跑，干小点能补贴生活，干大些还能买地置房。这些副业中轻松一点的是药客进山挖药，我的本家四爷就是一位老药客，他年年进山挖药材，卖药材的钱能凑合着供全家一年的零花。

挖药材这个行当虽然轻松，但要懂行，比如挖猪苓，在地下埋着，没有相当的水平找都找不到，一般的乡民根本干不了。简单一点的就是割扫把竹子做成扫帚卖钱，简称割扫帚。要么砍木材扛出山自用或卖钱。伯父两样都干，扛木头主要是为家里盖新房备料，割扫帚则是为了卖钱，因为伯父有个梦，他要靠跑山卖钱置地盖房，让刘家再度兴旺起来。

伯父把农时季节把握得好，只要农闲，伯父就往秦岭里跑山。跑山是非常辛苦也很危险的活计，山间险径有可能一脚踩翻跌下崖去，即便顺利，扛上扫把竹或木材连续跑几十里路，那简直是要累死累活的。

关键是跑山还要有搭伴，一个人不行也不敢。那时养父虽已成人，伯父却很少带，他不愿让弟弟吃那么大的苦。伯父就找本村年轻人搭伴，但他们都嫌太苦，陪一次就罢手了；伯父又到邻村找，几乎找遍了附近村子里和他关系要好的人。

伯父跑山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扛木头多是现砍现扛出山，木头很湿，扛不了多少，大木头还要二三个人抬。伯父扛木头却是把树砍倒刮皮晒干了再扛回来。别人割扫帚往往不挑品质，而伯父割扫帚，把一大半时间花在找上品扫把竹子上。

通常，春天里伯父干完地里活后就会跑山，他找上搭伴，背上干粮和铺盖，天不亮就出门了。好在我家离太白山的北出口远门山口不太远，伯父天亮时分就能进到山里。

扫把竹是一种特殊的小竹子，长老了也只是像灌木那样一丛丛的，因为本质是竹子，所以只长在秦岭的大山深处。这里日头落得早，上山只找到有竹子的地方，天就黑了，伯父他们便找个石洞，抱些枯草铺一下，身子钻进去睡一晚上。

春天的深山夜晚寒气弥漫，但身子冷还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有危险，这里常有狼和黑熊出没。为了吓唬野兽，伯父就在洞口燃起一堆火，既能防备狼熊，又能驱驱寒气。

第二天天一亮，伯父和搭伴匆匆吃些干馍，喝点山水便上山了。这时满山的树还没有长出叶子，站在山沟向山坡上嘹望，很方便就能找到一片翠绿，那就是扫把竹林。

伯父他们赶过去察看扫把竹的品质，这时伯父往往与搭伴发生分岐，伯父没看上眼前这片扫把竹，搭伴却觉得可以，最终相持不下时，伯父就独自离开继续找，搭伴留下，自己收割了这片竹子。

    终于遇见了品质好的扫把竹，伯父马上撸起袖口动手割起来，他干活很猛又很有耐性，而割竹子是很费力气也费刀刃的，割一会镰刀就纯了，伯父用带去的小磨石磨镰刀，同时也稍微歇一下气。割到中午再下到沟里吃点干馍喝点溪水，稍微休息一下接着再割。

伯父因为把时间花在找好竹子上，他一整天便割得少，搭伴已经割够了，伯父还在忙着，搭伴已经在山沟下躺着攒劲，伯父则一人留在山坡上继续割，等割够了，打梱背着下山，和搭伴一起出山。就因为伯父挑竹子仔细，搭伴觉得和伯父一起跑山太花时间，往往下次就不愿再跟了。

伯父把背回的成梱竹子散开，靠在院墙周围让自然风干，这时满屋满院都是竹子的清香。伯母说家里人都喜欢闻这样的清香，这清香就是生活的盼头。靠在墙上的竹子风干了，伯父就抽出一些细长的竹子在火上烤软，用它把扫把竹缚编成扫把。

缚扫把可是个技术活，上百根竹子缚在一起，要一根不松动不脱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伯父有办法，他先把扫把竹分成两股，头对尾用烤软的细竹子扎住，再把对着尾的头硬顺过来，在两头扎紧，最后把扫把头分开平铺地上，将扫把手把抬高，用木板平压，这样压模几天，扫把成品就好了。这么缚的扫把，单根竹子永不松动脱落，同时扫地面宽，还有一定倾斜面，自然就是优质品了。

伯父把上好的扫把成品扛到十里外的槐芽街市卖出。街市上卖扫把的不少，想买扫把的人们一家家挑，只有伯父的扫把竹量足品质好有斜面，所以伯父的扫把总是出手快，还能卖个好价钱。

再看伯父扛木头。也是在春天，因木料树长在浅山，当天进山就能当天回家，并不需要带太多的干粮，也不用带铺盖。这种情况下伯父有时会带上叔父作伴。他们天不亮便出门赶往山里，在林间挑直溜点的树，同时要选好出来的路，因为山间地形复杂，很多时候是木材很好，但运不出来。

找到了木材树，选好了下山路，伯父便抡起大斧直砍选定树的根部。空山回音大，有时伯父的斧砍下去发出“哐”的声音，周围的群山间也跟着“哐哐哐”地响起来；有时伯父的斧砍下去发出“咚”的声音，周围的群山间也跟着“咚咚咚”地响个不停，形成了奇妙的好似锣鼓的合奏声，这实在是伯父要中兴刘家的催征锣鼓啊。这声音让沉重的力气活能稍微轻松一点。

伐树是很费劲的重活，伯父砍一会，换养父砍一会，养父干不惯这么重的活，太累了就扔下斧头赌气不干了，伯父也不怪他，自己拾起斧头继续砍，终于砍倒了一棵大树，伯父只让养父削枝刮皮。他们干累了就歇一会，吃点干馍，喝点山泉。

当夕阳西下，伯父兄弟俩把已经削枝刮皮的树杆拖到一处空地，顺在一起摆放整齐，表明这是有主的木材，就结束一天的劳作，出山回家。

这些去皮的木林经过一整年的风吹晾晒，到了第二年春天已经干透，伯父俩兄弟再次进山，顺着原路找到那堆木材，伯父扛起一条檩，养父扛起二根椽，他们一起出山。由于山路崎岖，扛着很长的木料不是这头碰就是那头撞，扛出山其实很不容易。

要问跑山有多累，我倒没从伯父那里听过什么说法，养父却是一辈子念念不忘，他一生中不管遇到多么大的事，只要与年轻时跑山扛木头一比，再苦再累的事就都不算啥了。

    正因为极端的苦和累，跑山才是家乡最能吃苦的庄稼汉翻身的主要办法。对我们刘家来说，跑山也是伯父中兴家业的最好途径。看看业绩，跑山第一年，伯父就买下了一片庄基地，盖起了草房，刘家彻底结束了漂泊和借居，终于有了安身之地。跑山的第二年和第三年，伯父都是以每年十多亩的速度增买着田地。

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伯父跑山硬生生地跑出了刘家的自立和初兴。自小就听伯母讲，那时真不怕穷，也不担心翻不了身，就怕谁家不肯吃苦，又懒得不行，既不愿节俭也不会计划，那这家人受穷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洗牙

    现在不论城乡人们都讲口腔卫生，刷牙已成为每个人每天的生活习惯，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家乡的村子里，人们并不刷牙，偶尔哪个村在外工作的人回村住几天，要是刷牙被人瞧见了，就会成为村里人取笑的话题，要议论上好一阵子。作家路遥在《人生》里把是否刷牙作为文明与落后的分界线，的确是有素材依据的。

伯父自然也不刷牙，但他却洗牙。

那时候村里人洗脸，通常全家只一个脸盆一条毛巾，脸盆是烧制的陶土盆，又重又笨，很容易打碎，所以许多农家只让大人用，娃娃们的洗脸就是大人用手沾上水在脸上抹几下完事。有的家大人连给孩子抹脸也省了，上学前这些孩子每天就挺着大花脸满村跑，上学后能好一些，但仍然每天都有一些大花脸坐在教室里，以致我们上小学那阵子，有一段时间老师早上要站在教室门口查洗过脸没有。

我家却不同，伯父和伯母很重视我们姊妹的个人卫生。伯父准备了两个脸盆，一个是陶土的，大人们用；一个是铜制的，伯父专门让我们姊妹用。伯父这么安排，就是为了让我们每天早上认认真真地洗个脸。

而伯父洗脸后的洗牙是最引人注意的事。如果那一天早上我醒来得早，就能“观赏”伯父洗牙的全过程。

伯父早早起来，他在院子里洗完脸，端着盛满清水的大口茶杯，来到院子外的打麦场边蹲下，先噙一口清水，右手食指中指轮番伸进口中，在上下牙床的内外横拉竖刮，左伸右缩，如同拉锯，拉刮几下吐掉口里的水，再噙一口清水重复上面的动作，直到一杯水用完。

    那个时候公社所在地的农具杂品店里的确没有牙刷牙膏，离我们很远的大镇子槐芽，百货商店里还是有的，为什么伯父不用呢？这个我曾听伯母说过，伯父作为劳模去城里开会，住招待所后也曾用过牙刷牙膏，回来就不用了，仍然继续用他的老办法：手指头搓牙洗牙。

伯父是一位地道的庄稼人，一辈子不识字，却干得一手出色的庄稼活，虽然当了多年的大队支书，农民的本色丝毫不减。由于全家早年信了福音教，这直接带来了文明的生活习惯，所以伯父一直很重视个人卫生，自然也包含口腔卫生。

其实，伯父主要是怕脱离群众，因为用牙膏牙刷刷牙，满口的泡沫星子乱飞，让乡亲们看见了，会认为他不识字，却洋气了轻飘了，成了上等人了。于是他还是收起从招待所带回的牙膏牙刷，继续坚持他的手指洗牙的习惯。

这样的手指洗牙在当时的乡村非常少见，所以农村人的牙病便特别普遍。在我当“赤脚医生”后发现，那时村里乡亲一到五十多岁，牙齿就开始脱落，到六七十岁基本脱光。而伯父直到晚年患了重病，仍是满口白牙。在我长大学医后，才知道用手指搓牙虽然不卫生，却有按摩牙床健齿固牙的功效，这也许是伯父一直拥有满口白牙的原因之一吧。

玩具枪

伯父留给我最深印记的另一件事，就是他送给我一件正规的商品化的木制儿童玩具手枪。这么一桩小事为什么永难忘记？

那时的农村孩子，完全得不到正规的商品化的儿童玩具。一方面是因为绝大多数家庭相当贫穷，只顾吃饭穿衣都十分拮据，很少家庭有余钱买吃穿用以外的物品。二是正因为没人买，农村商店的儿童玩具一类货品就很少。

    所以，那时我和村里的娃娃们一样，没见过正规的制作精细的儿童玩具。但孩子成长又离不开玩具，尤其是男孩子，最喜欢玩枪，家里大人要是会木工活儿，就做个木质手枪之类；家里大人不会木工，就用铁丝弯个手枪给孩子。我曾经用小刀把一小块木板一刀一刀削成了手枪的样子。我们用这样的武器玩战斗游戏，尽管所持的武器土得掉渣，但大家玩起打仗来却是极为投入。

为什么当时的少年儿童喜欢玩枪呢？当然是社会环境造成的。自六十年代开始，阶级斗争和革命传统教育在全国推行起来，这些都与打仗和武器联系着。

更前一点从公社化开始，农村的行政编制也是按军事化进行的，每个自然村不叫村而叫小队，每个大行政村不叫大村而叫大队，这就是按全民皆兵进行的编制。不光是编制，实际上每个大队都有上百人的基干民兵连，大队长任民兵连长，管着枪支，大队书记任连指导员，管着子弹。

伯父一直担任着大队民兵连的指导员，为了安全，他还把几箱子弹带回来放在家里。基干民兵那是要持枪的，也就是那种老旧的步枪，听大人们说有的还是“汉阳造”。民兵连平时要扛枪训练，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围观的就是民兵训练。

不光身边有这样舞枪弄棒的活动，在农村巡回放映的电影，也多是打仗的故事片，像“小兵张嗄”“地道战”“地雷战”“冰山上的来客”“虎胆英雄”等等，至今都记忆犹新。这样的环境熏染，在我们年少的心田里，种下的是枪杆子是武力是革命是斗争的根苗，而我和小伙伴们的游戏自然也是以舞枪弄棒为主。

这样的氛围也影响了伯父。这一年他被选为基层党支书的代表，到省城开会，这还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进城。大约过了一个礼拜，伯父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提着个布包回家了。一进门顾不得喝口水，就喊我到身边，说带回了好东西，话音刚落就从布包里掏出精美的纸盒子给我。当时兄长已经上中学不在家，弟弟还小。

    我接过纸盒走到一边急切地打开看，原来是一把木制的手枪。手把和枪身就是一块木板，但做工相当精细，所有棱角都打磨得很圆滑。关键是这枪还有一根薄铁皮卷成的枪管，枪管后有枪栓和弹簧，随枪带了一袋塑料球当子弹，向后拉枪栓，从枪口装入子弹，扣动扳机，就能打出一颗或几颗子弹到几米远。

这可真是一件宝贝啊，不仅外形逼真，还真的能发出子弹，而发出子弹时声音也很大，就是“啪”的一声。

伯父从省城回来的消息马上传到了村里，村里爱热闹的叔伯们来家里听伯父讲省城的趣闻，因为他们一辈子离开村子没超过三十里地，没见过汽车，没坐过火车。我的玩伴们也跟着大人们来了，来看我的洋枪，我让他们一个个装进子弹射击，随着“啪，啪，啪”枪声的不断响起，大家的热情立时被激发，很快就分成两个阵营，玩起了攻防游戏，而我自然成了进攻方的“司令”。

此后在我的带领下，我们村的孩子们还和邻村的娃娃们“开战”，当然也是我挥着这把手枪“发令”。直到有一次和邻村小伙伴“开战”时，踩倒了邻村一片麦子，邻村的大人们前来交涉，我们的“战事”才告一段落。

不要小看这把精制玩具手枪对我的影响，正如我在《母亲花》一文里把伯母种下的蜀葵花看成激励我走向成功的原初心理潜质因素之一一样，在这里我还要把伯父送的这把玩具枪看成激励我走向成功的另一个原初心理潜质因素。

由于这个物件的精制，让我从小有了人造物品审美认知的觉醒。在见到它之前，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大自然的野性之美，人造的物品却都是粗陋的，比如农村土木匠做的家俱农具。而手枪的发弹功能，则诱发了我对机械的好奇心，虽然最后没有走向工程师职业。还有一点最为重要，因为有了它的加持，让我一直有机会当娃娃头，这又使我从小形成了不甘人后，总想担责负任的一把手心态，这也许才是我创业做事最大的内在心理潜质因素。

公家人

伯父是一位极能吃苦又很能干的庄稼汉，他通过种地与跑山，只几年就买下了独庄院落，盖起了新房，还置下几十亩良田，照这样下去，可想而知要不了多久，刘家便会成为当地的富户人家，复兴几十年前刘家的家业。

但历史的长河在一个特殊的年份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向。

四九年七月，中国社会发生巨变，扶眉战役中伯父被国民党兵当作“共谍”差一点打死，还有他所信仰的福音教本身也是追求大同世界，这和当时中国社会巨变所宣示的大目标一致，所以当扶眉战役结束，宝鸡战役开始，伯父就主动加入到了支前小队中，赶着自家的马车为解放军送军粮。伯父的这一经历，我在《伯父的生死时刻》一文中有详细着笔，这里不赘述。

宝鸡解放后，工作组来到家乡，目标就是找到伯父这样的人。工作队找到了伯父，希望他入党，参与到新社会的建设中。伯父和全家已经信福音教多年，在工作队的劝说启发下，伯父毅然退教入党，担任家乡大村最早的一任党支书。此后，他几乎是以浑身热血，满腔赤诚，把自己的全部心力献给了公家。

那时，给公家干事可不像后来，那时所有公家的工作归为一点就是集体化，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最大的特点是集体化，而且是从小集体到大集体。然而集体化却是逆着历史所形成的习惯进行的，可想而知，那样的党支书该有多么难当！

就从土改算起吧。土改运动，那是要把村里大户人家的地分给小户人家的，这事虽然由上面派的工作队完成，但本村的党支书在运动中要发挥骨干作用。

原本都是一个自然村的乡亲，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被分地者和拿地者许多还是本家，上推几十年是一个祖爷爷，现在却要突然变脸不认人，分了人家的地。尽管当时是大势所趋，大户对分地也不敢说个“不”字，但天荒地老传下的信条却在刺激着小户：那地若不是人家祖上传下，也是后人千辛万苦置下，别人凭什么白拿？

    但是，这地必须分下去，而且有时间要求，可以想见伯父主持这项工作有多么困难。为了推动这项工作，伯父提出先分了自家的地。这就是伯父，为了推动工作，他首先从自家下手。后来经土改工作队测算，我们家的土地亩数达不到分地程度，也就没有分，但拿大户人家的地，伯父却要带头。就这样我们家还分到了上齐马寨一户地主人们叫马保长家的二亩地，这二亩地离我们家五里路远，收种极不方便，为了带头伯父还是积极地接受下来。

分了地没几年，又一场运动来了，就是合作化，具体为办农业合作社。之前上面推广过互助组，因为是自愿原则，结果搞得很不顺。当时土地刚分下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刚刚调动起来，粮食开始丰收，却突然要合在一起种地，不要说农民不愿意，就连农村干部也想不通。

    但这又能算什么，要看大方向，集体化才是“正道”。

这次运动可没有过去那么柔软了，合作化的动作大多了，要办合作社，上面直接下令限时间，把分下去的地一律收上来。

土改分地，在农民心里要克服的是“人不能白吃白拿”的观念，但毕竟是上面要分，自己得好处，所以阻力并不大，大户人家的地很快被分了。这次要反过来收地，不仅和千百年来的传统相反，也是从农民手里夺财，可想而知这场运动的困难有多大，工作有多难做。

伯父仍然知难而上，这次他能带头办一件大事了，就是把自家的几十亩地直接交出来。在伯父的带头下，家乡的合作社很快搞起来，甚至比外乡都要顺利。由此，伯父成了乡村基层干部的示范人物。当然了，在这同时伯父也让周围的乡亲们不满，但伯父不以为意，更加积极地投身到后面的集体化事业中。

意外的是，这场合作化运动在我们邻村却出了一个例外，就是上崖村的一个农户，只有老两口，土改前家里有几亩田地，属于自耕农性质，互助组时他就拒绝入组，合作社时他更是铁了心不入社。听村上人传“野百姓”的故事，才知道了一些细节。

当时，在伯父的带头下，在工作队的推动下，家乡的合作化很快就要完成，只剩下上崖村的那个犟老头。伯父亲自上门劝他，他只说一句：那几亩地是祖上传下来，他不能当败家子，就再不说话。

工作队的人对他做思想工作说：“合作化了你不是没地了，而是地更多了啊！”他反问：“那种啥咋种我说了算吗？”工作队的人又说：“地合在一起用机器收种，你不用操心人还轻松。”他却说：“那等机器来了再说吧，我就知道种地要下苦的。”

     村里一些青年积极分子见他不吃软的，就上门威胁说要抓了他判刑，他却哈哈一笑说：“这不更好了吗，有人管饭了！”工作队没有办法，伯父也只好作罢。从此这位乡民就被大伙叫“野百姓”，他一直单干着。

这里的“野百姓”当然是指农村集体体制外的人，农村体制内的人叫“社员”。当然，如果以是否吃公粮为标准，社员仍属于体制外，而城镇以上的工人和干部，才真正属于体制内。

记得在史无前例的大运动中，我参加大队组织的“农业学大寨”修梯田运动，一次路过上崖村时，正巧碰见了这位“野百姓”，他正赶着自家的毛驴向原上驮粪，我看到那么重的粪土把毛驴背压弯了，毛驴驮得非常吃力，就问他为啥不换个车拉粪。

谁知“野百姓”一张口就怼了我一句：“我要用上车拉粪，还不把×××气死了 ！”这×××可是“四个伟大”啊，“野百姓”还知道谁是坚决要合作化的，竟在大运动最盛时说出这样不知深浅的“反动话”。当然他是在我面前说的，我虽然感觉突兀刺耳，却也不会向上打小报告，即便打了也应该没人管，他就是一介体制外的“野百姓”，不伤谁不碍谁，谁去管呢？

在伯父的“治下”居然隐藏着一个“野百姓”搞单干，这在当时并没有成为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好像大家都把他的存在遗忘了，这实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更有意思的是，当历史的脚步来到了一九八一年，农村居然要解散生产队，真的分田单干了，人们这才发现原来在伯父多年当书记的地方，居然有一个人从来就没有入互助组，没有入合作社，也没有入人民公社，而是一直单干着。尽管那时我的伯父和“野百姓”老俩口都已经去逝多年。

结果，这个时候“野百姓”反而出名了。一时间，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去了调研，官方的媒体记者也去了要报道，甚至省里有位著名作家也去了。为了创新作深入生活，他在我的家乡县挂职当副县长。后来我还见到了这位作家，他来学校为同学们开文学讲座，我请他吃饭，席间聊起“野百姓”的事，他说那个“野百姓”的原型已经成了他下一部小说里的一位人物。

这位作家说，为了这件事他还查阅了有关资料，到所在村去调研，发现“野百姓”的事在全省极其罕见，最多也就是个位数的存在。这么特殊的情况当然是上面批准的，但主要与当地的干部冒险犯上包容有关。

    据作家讲，一般情况下，如果当地干部向上打报告说硬逼某人入社可能要出人命，上面通常会放过这个不入社的“野百姓”，然后重点查处当地干部的政治立场坚定不坚定，称职不称职。

这可是个大问题。想想看，谁愿意冒这个政治风险放过一个“野百姓”，还不是想方设法逼他入社吗？只要政治正确那怕逼出人命呢！可是伯父居然冒着被上级不信任并随时查处的风险，包容了这位“野百姓”。而最神奇的是伯父居然没事，一直稳稳地当着书记，看来让“野百姓”存在，也不是伯父一个人的“功劳”，还需要开明的上级啊！这位上级至少应是县委书记，或者更大的地委书记，甚至省委书记吧。

接下来，五八年搞大跃进，城里要招大量工人，那时的家乡人居然没有人响应，他们对进入体制内吃公粮完全无感，甚至认为离开了土地就失去了根。这种情况下伯父又得带头，就让我的养父报名出去工作，养父自小就在家乡的齐镇当过香烟手工作坊的学徒工，当然很高兴，当下就被招工到了周至县城，当时周至眉县已经合县。

从后来的结果看，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养父和我的命运，养父一辈子生活有保障，退休后住老家，同样的小时伙伴，就他有退休金，这当然是不错的，但对我来说则是根本性的改变。

我从小有机会进城，见识和感受城市的社会生活，让我在农耕文明和工商业文明之间激荡，这对于开阔我的眼界，拓展我的观念，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也许正是我后来还能干点事的原初潜在动力。对此我在之前的《第一次进城》文中已经详叙。

不过在当时的家乡，村里人却掀起了一阵口风狂潮。有的说，伯父是为了自己的工作业绩“耍积极”，不顾弟弟的意愿硬逼他外出；更甚者有人还议论是伯父不想让养父分出家产，逼着养父到外面参加工作。实际上人们不久便发现，“吃公粮”才是最好的正经前途，结果后来又成了同地区一些人羡慕嫉妒恨的对象。

与大跃进同样火红的是公社化运动来了，原来的乡改为公社，行政大村改为大队，自然小村改为小队。伯父继续担任家乡的大队党支书。公社化运动的目的之一是种地也要有大计划。所以公社化后，农民种地受到了更多更细的管束，比如上面说粮食要大增产，必须密植，小麦过去一亩地用三十斤种子，现在就用六十斤。

有经验的老农对这个没有信心，但在上面统一指令下，伯父还要督促下面执行。执行的结果可想而知，待成熟的麦子一遇风雨大片倒伏，结果只能收个稗子麦粒，好在我的家乡属丘陵地，麦子倒伏也只是一块块，造成的是部分减产而不是大片绝收。减产就减产吧，反正是集体的，又是上面让密植的，但伯父却免不了让大家在背后议论。

让伯父真正难熬的是“三年困难”时期，先是大跃进，各级政府为了争政绩，粮食产量层层夸大，好在当时家乡夸大产量还没到亩产万斤这样离谱的程度，但即便按夸大的亩产量缴一部分粮，也给各生产队造成了严重的缺粮，于是，一些生产队就悄悄藏点粮食，以让村里的公共食堂在野菜饭里多一点点主粮。

很快，上面怀疑下面私藏粮食，派出工作组到各处反“瞒产”。伯父所在的大队个别小队的确有瞒产现象，伯父也隐约感觉到了，但到底查还是不查，这让伯父非常为难。查下去，这些村的公共食堂只能全是野菜和玉米芯淀粉了，如果不查，又怎么向上面交代？

伯父最后还是选择了回避。现在想来，伯父能做到这一点，那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因为之前多年，他对上面的指示和安排，执行起来从不打折扣，向来老老实实认认真真，现在却要他打破已经固化的坚守，想想这该有多难？

在这件事上，等我长大反观那段历史时，才意识到伯父的不作为后果是什么，那几乎是必然的，这就是对社员群众来说，饥荒只导致了浮肿病流行，并没有造成饿死人的严重后果；而对伯父来说，却因此给自己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这正是他在后来的“四清运动”中挨整的主要原因。

“集体树”

    伯父干公家的事特别繁忙，我那时年岁又小，而伯父平时又很严肃，所以在我儿时的印象中，与伯父发生交集的事情非常稀罕。但有一件事却终身难忘，而且每每想起，内心总是五味杂陈，这就是还在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挨过伯父一顿很凶的训。

那时的孩子们，自小要帮大人干活。小到什么年龄？最起码是从有记忆时就开始了。这个年龄还不能用工具，便干一些徒手活儿，比如拔猪草拾麦穗一类。再大点到上小学时，就要用农具干活了，比如用铁锨铲土一类。就像我们家，伯父在大队忙公家的事，叔父在外县工作，兄长上中学在外住校，弟弟还小，我当时也只是个小学生，却长了高个子，论男劳力，刘家就数我了。

所以，我自小就在家里干着力气活，而最多的力气活是铲土垫猪圈。那时家家都养着猪，一是养大能卖点钱，一年的里外开支就靠这个；二是能攒点猪粪给自留地里上肥，要攒就要用土盖住，这活每天都要干，就是先从土崖上挖下土，用籐条笼转运到猪圈，再用铁锨撒开土盖住猪粪。

干这活要利索，就要用得心应手的铁锨。而家里大人们用的铁锨太大，我用着很吃力。听大人们说公社的供销合作社里有小一点的铁锨，我就一门心思想买回来。

这天我带着攒了一年也舍不得花的零钱，到公社所在地小法仪的供销社去，在农具柜台里边的墙上，果然发现了小铁锨头，比大人用的小了近一半，明光锃亮的，锨形非常好看，虽然没有带把还不完整，但正是我心里那种理想的样式，我赶快掏了钱让售货员取下，提着这心爱的东西赶回家。

看着亮光灿灿的铁锨，心里真高兴，想着这下可有得心应手的铁锨了。那种心情，大概比现在的年轻人第一次得到苹果手机还惬意。小铁锨没带手把，那就自己安一个形状窍道比较好的。家里并没有这样的木棍，我就到庄子周围各处的土坎上找野树。赶巧，很快就在我家东边柿子沟边找到一棵野椿树。

这棵树长在沟坡的两棵大柿子树之间，有一丈多高，小孩胳膊般粗，关键是它的形状在靠近根部有点自然弯，用它安在铁锨上，应该特别能用上劲。好，就是它了，我挥起提着的斧头，一阵急砍砍倒了小树，扛着它回家，放在大门外的打麦场上开始砍枝削皮。不一会就把小树削得光溜溜，截取中间的一段，拿来小铁锨头，比划着削出插头插进手把安装进锨套里。

其实安手把的木材是一定要阴干的，就这么湿着安进去，要不了几天就会因木材干缩而脱把，但我怎么能等下去呢？顾不了那么多了，先让这心爱的小铁锨飞舞起来吧，我好垫猪圈盖猪粪，为家里攒更多的肥，让自留地里的收成更好一点。

正在我拿着安好的铁锨比划时，伯母从大门走出来，看见我忙着安铁锨把，夸赞说：“家儿长大了，要干大人的活儿了。” 话音刚落，她又看见伯父从龙头岭坡上走下来。伯父通常白天都在忙工作，他一整天也不回家，伯母看见伯父这时候回来，有点意外也有点高兴，就对伯父说：“看看咱们家儿自个安铁锨把了，真是长大了。”

伯父边走边跟着夸：“好，好，是长大了。”当他走到近处看见满地的树枝树皮树叶，脸色马上阴沉下来，他以威严的语气问：“这锨把树在哪儿砍的？”

    我顺手向柿子沟一指说：“在沟边。”

伯父快步走到我刚砍树的地方一瞧，马上转回来，一脸怒气地朝我发起了火。

    他瞪着眼睛大声喊着：“谁让你砍那棵树的？那是队里的你不知道吗？队里的一棵苗都不能动你不知道吗？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要是大家都乱砍队里的树，那不无法无天了吗？”

我被伯父突如其来的发作吓懵了，脑子一迷糊，呆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甚至连委屈的哭都忘了。因为长这么大，伯父虽然一直很严肃，孩子们都不好接近，但还从来没有这么凶过。

我后来也想到，按着当时伯父的情绪，放在任何一个其他家庭，他肯定会动手打人的，他那么凶的态度，就是典型的为肢体暴力的铺垫和配合。

但伯父没有动手，甚至连动手的迹象也没有。因为伯父自年轻时就入了福音教，这让他革除了乡村普遍存在打骂孩子的陋习，尽管按当时他的情绪已经到了该动手的程度，但那个无形的约束却捆住了他的手脚。这当然是我们姊妹们的幸运，而老家的农村这样没有暴力的家风，的确少见。

伯父的发作让伯母有点意外，她很是不平，就在一旁替我辩护：“那棵树是野长的，长大了会遮柿子树的光，砍了就砍了，再说砍了又不是当柴禾烧了，是干正经事了。”

伯父一听马上就朝伯母发火：“娃都是你惯的，这么小就拿着斧头砍队里的树，这叫侵占集体财物，要是大人干那是犯法的。”伯父说着说着就上纲上线到了法律层面。伯母也不好说什么，就把我拉到怀里以示支持，不再啃声。

伯父这时候可能意识到他对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突然发这么大的火似乎有点过了，就缓下来一点口气说：“你们不知道现在保护集体财产事有多大？！说重点队里的一根草都不能动。我天天忙公家的事，最要紧的就是保护集体财产，这下倒好，带头搞破坏了。”

伯父深深叹了口气，接着说：“我给队长去说，该罚该扣就让队里处理。”说完从我手里抽走了铁锨把，连着那个小铁锨头，大步向村子走去。不大一会，伯父又提着那把小铁锨走了回来，新木把还在上面安着。

伯父把小铁锨往墙上一靠，说：“刚给队里说好了，扣我半个月的工分。”说完，匆匆走进院子又匆匆出门，转身快步走上了龙头岭，又忙公家的事去了。

其实，我家是独庄，树从柿子沟砍来，砍树的事伯父不说，村上人不会知道。这就是伯父，他对公家的赤诚容不下一丝的掺假。

伯母走过去拿来小铁锨递给我说：“你伯是个直性子，他当个书记也不容易，啥事都要带头，都得管。算了，这事就过去了。”

伯母希望这事尽快过去，但给我内心留下的震动和阴影却久久难以退去。只要一想到这次挨训，心里就有许多的委屈，因为当时的我觉得那就是棵野树，长大了要遮住柿子树的光，柿子树也是队里的，柿子沟的柿子树才是正树。但是，我砍的树的确长在集体的地里，按理确实不该私自砍掉。

这件事在村子里也没有马上过去。有一天我拿着小铁锨在大路上拾牛粪，村里一位长辈正好路过，看见了我手里的新木把铁锨，就顺口说：“家儿，你伯骂你了吧，娃娃为了劳动干活，砍棵野树做锨把这有啥嘛，你伯太认真了，你看看咱这野河滩，年年长新树，又能留下多少呢，还不是都被人砍了吗？”

听到这样的话语，刚平静下来的心绪又被搅动起来，对伯父的怨气又在滋长。最终伯母发现了我的心事，就问是不是村里有人说了砍树的事，我承认了，把村里人说的话原模原样说给了伯母。

伯母听了，脸上露出异样的神情，现在想起来那就是无奈、痛苦又生气的样子。伯母对我说：“你伯为了公家的事，一直在得罪人，有些是上面让他管，他肯定要管，有些确实是他太认真，总想着把集体搞好，但祖祖辈辈都是各家种各家的地，过各家的日子，这会儿都要放在一起种地，一起过日子，实在是难啊！”

伯母稍微停了一下又继续说：“天底下最爱孩子的还是自己的父母，别的家里父母有时还打孩子，大人有时候也有不得已。

伯母没有直接说村里那个叔叔为我说话是在挑拨，但我已经明白了伯母的意思，那个叔叔就是在挑拨我们的父子关系。后来我还知道了更多的情况，他和村里一些人对伯父一直有着深深的怨气，其实那全是伯父为了集体的利益才得罪了他们。

知道了这些，我对伯父的怨气渐渐消退，也理解了伯父。再大点，我更对伯父既钦佩又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因为伯父所干的事业，大多是逆着人性反着历史在开展在进行，而伯父为了这份事业几乎献出了一切，却得罪了大家也伤害了亲人，这是需要后人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的。

送子当兵

如果说伯父让我的养父到周至县城工作“吃公粮”，很快被证明是件难得的好事的话，而伯父让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兄长去参军，却实在是一大奉献。当时中印边境自卫战刚刚结束，许多家庭并不希望儿孙去当兵冒险。

作为大队书记的伯父，他要做出表率。正好他的大儿子中学毕业了，伯父毅然送他去参军。后来听说，当时兄长年龄和身高都差那么一点，而为了让大队书记当好表率，起到示范作用，征兵部门还是给予了批准。

然而村里那些对伯父不满的人却传起了另一个议论，他们说伯父是为了表现积极才把不够标准的儿子送去当兵，估计录不了，结果却真录了。这样的诛心之论，要是传到伯父的耳朵里，不知会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

不过，兄长在伯父心中的地位决不一般却是事实。只说一点吧，伯母也就是我的生母从生下我的大姐开始，一直到第四个才有兄长这个男孩子，伯父该有怎样的疼爱都是应该的。

尽管伯父和家人入了福音教，受这个教的影响，从情感上不会轻视女孩子，但从理性上说，一个男孩子对于农业家庭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后来伯父又有了我和弟弟，但从我的兄长出生就形成的特殊身份，由这特殊身份形成的特别关爱也是没有办法淡化的。

这种情况在伯父整天忙工作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但当伯父遭受了一场运动的打击，从多年大队书记的位子退下来，接着老胃病又加重，回到家养病时，对当兵的大儿子的思念就没法挡住了。

我的家乡地理地貌是一滩两塬，一滩是由从秦岭远门口出山的沙河改道后遗留下的荒河滩，两塬是荒河滩之东的东塬和之西的西塬，两塬从秦岭脚下蜿蜒而北，犹如两条巨龙，家乡人把东塬叫东龙岭，把西塬叫西龙岭，我们村正在东龙岭的北尽头，相当于龙头犄角的地方，而我家是独庄，在相当于龙的右眼的地方。

我家门前有一条很陡的小路，出门向西走就出了龙的眼窝，翻到了龙头上，这里地势高，家乡人把这里叫龙头岭，这里正好有一条土坎，坐在土坎上向东西北三面望去，远处的景色尽收眼底，尤其是向北一直望见了渭河，河北的黄土高塬。

    伯父在家养病，只要天气好，他就会拄上竹杆走上龙头岭，坐在岭坎上向北张望，一坐就是半天，一望就是半饷。

    我曾好奇地想，伯父在望什么呀，静静的半天不转头。直到有一天雨过天晴，能见度极好，渭河之北的高塬下传来一声声火车鸣叫，一条长长的列车黑影冒着白烟轰轰隆隆地驶过来，又哐里哐当地驶过去，伯父在远望中顿时打起了精神，我才想到伯父每天坐在这里是在看火车。我的兄长正是坐着那里的一列火车去了远方，而伯父现在所期盼的，不正是大儿子能坐着又一趟火车，再回到自己的身旁吗？

那时候部队要求很严，新兵去是不能回家的，伯父也不愿把自己的病情告诉儿子，怕影响他的进步。这样的情况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难以理解，但那个时候就是那样，个人在政治上的进步压倒一切，个人给国家体系的奉献超过一切，因为个人只是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伯父仍然拖着衰弱的病体，每天在龙头岭上一坐大半天。后来伯父走上龙头岭的坡道吃力了，为了方便上坡，他拄上了一根竹杆当拐杖。拄起拐杖对普通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对一生要强的伯父来讲，却是一次心理挑战，这意味着他向客观事实低头了，承认自己不那么强了，要借助拐杖了。

为了每天顺利爬坡，听到火车汽笛的嘶鸣，看到轰轰而过的火车身影，伯父也不在乎别的了。

伯父就这样拄着竹杆，每天挪移到龙头岭上，长时间坐在那土坎上向远方眺望，他的身体在眺望中继续衰弱，直到爬坡十分吃力了才停下来。

卧病养病

伯父一直有老胃病，有时我会看见他手捂着胸口打嗝，这时就听见他对伯母说自己老毛病又犯了，饭菜里别放辣子。在他还风风火火当书记时，听了公社领导的建议，曾去县医院检查，诊断是胃溃疡病。这种病很难治愈，会时轻时重，但不至于病倒。

不幸的是，伯父在患病中又遭遇了一场闻名六十年代，曾被认为是后来十年大运动预演的那场“四清运动”。当时我上小学三年级，并不懂时政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意识到这场运动对伯父的伤害有多大。

首先伯父是家乡最早的党员，为了入党他不顾家人的感受退了福音教。而福音教有大恩于我们家。民国十八年陕西大饥荒，正是福音教堂每天给教民的一升高梁米救了我们全家。其次伯父的确把全部心力献给了集体，起早摸黑，废寝忘食，硬是把在农村千百年传统中形成的个人生活，往另一条集体生活之路上拉，想想这有多难！

再者就是伯父受福音教的影响，他把人格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气节论，但伯父不识字，受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主要是民俗文化，而民俗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主张“好死不如赖活着”那一套，当然也有“人活脸树活皮”的说法。作为伯父这样的低层人物，肯定是中式脸面和西式尊严的观念都影响了他，不过后者的影响应该更大一些。

    但那场运动让伯父完全失去了中式脸面和西式尊严。等我长大了点，村里的人半遮半掩地告诉我实情：伯父在那场运动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那些被伯父因工作而得罪的人利用了这个机会，他们把那段伯父在困难年份没有追究一些小队私留粮食的旧账翻出来，诬告为伯父授意各生产队截留公购粮。

伯父被逼要交待这个问题，他当然不承认，结果就开批斗会批斗。一群运动积极分子围坐成一圈，让伯父站在中央的空地上，周围人全朝他喊口号。伯父十多年来一直以大家长的身份主持一方工作，许多社员的矛盾、社队的纠分就靠他主持公道，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咋能接受这样的羞辱，于是当周围积极分子朝他再吆五喝六时，他大声喊：“我让分什么？是我直接把粮运回家了，埋在后院了！”

那些积极分子哪能认他这个态度，他们一拥而上把伯父架到一个长条凳子上，让他端正态度交待问题，而伯父仍是那句话：“我把粮运回家了。”这时，周围的积极分子狂喊口号“对抗运动，罪加一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口号阵阵，营造了暴力氛围，突然一群人冲上去，用力蹬倒伯父站着的长条凳，伯父一个仰面朝天重重地摔在地上。

伯父顿时昏了过去，下面的人也不管伯父摔成什么样子，继续喊着口号，过了一会伯父的身躯开始抖动，突然“哇”地吐出了一口血水，这时批斗会组织者才感觉到伯父的情况不好，赶忙让人把伯父抬出会场，当天就送回了家。

那天我放学回来终于见到平时白天很难见到的伯父。伯父躺在土炕上，闭着双眼，面色灰白，十几天没见，已经消瘦了许多，两颊和眼窝深深地下陷，伯母坐在炕边抹着眼泪。伯母让我过去唤伯父，我叫了几声，伯父微微睁开眼看着我，用微弱的气力问：“放学了？”我点点头。伯父说：“你要好好学习，不要过来看我，我不要紧。”说完就又闭上了眼睛。

当天晚上，接替伯父大队书记的那位张伯来了。他和伯父的情况很像，也是当地老党员，也不识字，也一直在他们大队任书记，和伯父关系很好。这次伯父被安排进了运动会，上面就派张伯过来代理大队书记。他还没轮上参加运动。今天伯父被斗倒回家的情况有人告诉了他，他趁着夜色赶来看望伯父。

两位老友在一起，我和伯母就离开了。过了好大一会，这位张伯出了房门对伯母说：“我看老刘的身体很不好，要赶快去医院看看。这样吧，我回去给你二女婿捎个话，让他拉个架子车过来，先到槐芽医院，这里近一些。”伯母一时也没有主意，就说：“好，好，麻烦你了。”

那时候家乡还没有乡间公路，没有公交车，家乡人连汽车影子都没见过，所有的道路都是土路，下雨天踩出的坑凹，天晴太阳晒干后，就成了疙瘩路面。所有的交通不是人拉架子车，就是牛拖木车。像伯父看病这样的事情，用架子车就行。架子车是牛车的缩小版，一个车箱下面左右两个充气的橡胶轮，前面是牛车样的辕，只不过窄小一点，驾辕的不是牛马而是人。

第二天一大早二姐夫来了，他在邻村借了辆架子车，车箱铺好麦秸杆，放上被褥，他把伯父从屋里背出，放上架子车就出发了，我也跟着去，可以帮着推车。当时兄长在部队，姐姐已出嫁，弟弟还小，我要当个大人陪伯父看病了。我家离槐芽镇十多里地，去时是下坡土路，倒也不费力气，但路面坑坑洼洼，为了减轻颠簸，我们走得很慢。

快到中午时赶到了槐芽医院，医生检查得很认真。那时槐芽医院已经有了X光机，给伯父喝了一种糊状药剂，照了一下X光，和县医院诊断的一样，叫胃溃疡，这次是溃疡面出血了，所以人才特别的虚弱。最后大夫开了些药，特别强调要静养，不要受情绪刺激，慢慢会好起来。医嘱毕就让我们回家。我们拉着伯父出了医院门，二姐夫打听到槐芽镇的南塬上有一个土大夫，传得很神，说是扎针治胃病，二姐夫和伯父商量了一下决定去看看。

    没想到路虽然不太远，却要上一个非常陡的高坡，姐夫在前面拉着架子车，我在后面推，直拉得姐夫满头大汗，我也推的气喘吁吁，。车到半坡实在拉不动了，差点倒溜下去，我赶忙捡来路边的破砖块把车轮垫住，我们才稍微歇口气。看来今天我是来对了，我要不来，姐夫还真没有办法上这样的陡坡。

好不容易找到村子里的那位土大夫，他看了看伯父，却说身体太虚，不敢扎针，等以后身体恢复了再来。虽然费了大劲却跑了空，但大夫实话实说，的确是负责任的，我们就告别土大夫，原路返回。由于回家是上坡路，走得很吃力，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

二姐夫把伯父背上炕，对伯母说，医院检查得很细，还是胃溃疡，大夫开了一个月的药，叮咛一定要静养；要是想到山里养，香山庙那里特别清静，空气又好，过些天接过去吧。二姐夫匆匆吃了饭，天已经黑实，他拉着架子车走了。

伯父就在家养病，伯母这下一整天都能见伯父了，也终于有机会服侍丈夫了，她总是那么细心。我放学回来就给伯父端饭端水，难得有这个机会和伯父近距离相处。虽然伯父因我砍集体树严厉地训斥过我，但我知道了伯父在运动中遭的罪后，不再埋怨伯父，而是为伯父愤愤不平，所以我只要放学回来，就会给伯父跑个腿。

    经过伯母的精心照料，尤其是在饮食方面的细心调理，伯父的身体恢复了许多，。他开始下炕拄起竹杆走到院子外，常常就走上了龙头岭，在岭上一坐就是老半天，他当然仍在看火车，思念大儿子。但当我又长大了一点，开始了解社会时，我就想到他长时间地坐在龙头岭的高处，一定不会只想自己的儿子。

龙头岭地势高兀，周围的一滩两塬，九里河川尽收眼底，这就是伯父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热土。前半辈子为了自家，从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到独门独院一片良田；后半辈子为了公家，从夙夜奉公废寝忘食到遭批挨斗病痛缠身。

当然这些都是个人遭际，一颗螺丝钉锈了换掉就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这片热土上，河滩的树木再也长不起来，已经严重的荒漠化，两塬上的庄稼一茬比一茬弱，正在明显地低产化。

想想这些，伯父一定会有无尽的忧虑。我放学回家吃午饭，伯母让我到岭上唤伯父回来一起吃，有时就遇见伯父正唉声叹气，开始我还以为他在哀叹自己，但听见他自言自说前年收成多少，去年收成多少，我才知道他还在操心着集体的事。

原野上的油菜花开了又谢了，田垅里的麦子开始吐穗。天气渐渐热起来，地里的农活多起来，社员们一群群下地干活。伯父当干部从来都是带头，像现在这样别人干活他在地边看，伯父是受不了的。还有一点就是他在运动中挨斗的耻辱，也无法面对乡里乡亲，当然这只是后来我猜测的。不管什么原因，反正他是不愿多出门了。

这一天代理书记张伯又来看望伯父，他带来了好消息。张伯告诉伯父，最近上面有指示，说前段运动搞过头了，要纠正。上面要他代向伯父致歉，并说要是伯父身体还可以的话，希望继续任职。

伯父听了先是一愣，问：“真的？”张伯说：“真的，刚开了会，会上说的。”伯父听后深深地叹口气：“那么伤人一改就能扳过来？你看看那些年轻人，他们咋成了那样？！这身子啥也干不成了。”显然，伯父的确伤了心，他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与上面的希望相反，伯父不但不会任职了，还要住到大山里去。伯父对张伯说，上回女婿说香山的庙里能住，想住过去。张伯说那里好，庙师傅很熟：“你收拾一下，我给二女婿捎个话，让他来送你进山。”两位老友现在心情大好，张伯提出中午要吃伯母做的汤面条，伯父听了少见的笑了笑，随即吩咐伯母做手工汤面。

第二天，二姐夫赶过来送伯父进山，他要再借一辆架子车拉伯父，伯父说这一路全是上坡，拉不动的，还是走吧，走慢点，天黑前到了就行。二姐夫就背上面粉和伯父的衣物上路了。

伯父拄着那根竹杆，一步步上了龙头岭，我和伯母也跟着出门，他们没有走村里的那条大道，而是从龙头岭十字路口踏上了通向西南方向的小路。这条小路绕过了几个村子，斜穿过荒河滩，尽是一脚宽的荆棘路，路两边长着一丛丛野酸枣，枣刺常常划伤行人的腿。

我们目送着伯父，伯父脚力还好，他又是个急性子，虽然走起路摇摇晃晃的，但似乎又像往日跑工作一样，风风火火地向前飘去，直到消失在远处的树林里。

我问伯母：“他们为啥不走大路啊？”伯母说：“唉，还不是运动把人害的，你伯不想见熟人啊。”

    那时我还小，对成年人的心理缺少共情，长大后真正了解了人性，才知道古人说的“士可杀不可辱”是多么的重要和难得。

地里的麦子黄了，收割了，原野上的玉米起苗了，长高了。伯父进山已经有两个月了，学校也放了暑假。我多次给伯母说想去看伯父，伯母总说我还小，一定要有人进山才能跟着去，但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这一天我又对伯母说了想进山，伯母再也不好以年龄小限制我的成长，就答应了。伯母把给伯父的换洗衣物装进布包，又装进一个早几天备好的布袋子，袋子里装着几十棵嫩核桃。伯母说：“你伯捎话说他想吃嫩核桃，这是咱家树上的，退掉了青皮，再过些天就不嫩了，正好带上。”

伯母把我送到龙头岭上，她把带来的一根竹杆塞进我手里，说：“拿上这个，遇到狗挡一下，进山了要打打前面的草，别碰上长虫。”长虫就是蛇，是家乡人最忌讳见到的东西。我也没有走经过村里的大路，而是顺着伯父走过的那条绕过村子的小路出发了。这还是我一个人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并且还是进山。走了老远，回头看伯母，她还站在龙头岭上目送着我。

我背着物品走啊走，因为走得急，直到浑身流汗湿透了衣服，口渴得不行，刚好路过家乡的那条沙河，爬下来口对着水面就是一阵狂饮。

快到中午时分终于进山了，大山一面的坡上有条小路通向山谷深处，小路上没有一个人影，只有空旷的山野，草蔓的曲径。一阵恐惧袭来，头皮发麻，心里打鼓：会不会突然窜出一只狼，还有黑熊之类。想到这里就握紧手里的竹杆，给自己壮着胆小跑起来。

终于看见了远处的炊烟，烟柱下的庙宇。腿困得不行，先坐在小路边石头上歇一会儿。山风吹来，一阵凉爽，顿时又打起精神，那就继续小跑。庙宇的轮廓越来越清，还看见了庙门前坐着一个人，正好就是伯父，他朝这里张望着。我加快脚步赶了过去。

伯父拄着竹杆站起身子，面色还是那样灰白，但精神很好，看见我显然有点意外就问：“你咋来了？”我说：“大妈（伯母）说您想吃嫩核桃，再不送来就放蔫了。”伯父马上喜不自禁地夸我：“家儿长大了。”伯父把我领进庙宇的侧房，他就住在这里。伯父从电壶里倒一杯开水，让我先歇歇。

    伯父出门我也跟着，他给庙师傅打招呼：“这是咱的娃，来送点东西。”庙师傅似乎也有点意外，朝我看看说：“这么小就敢进山？天阔地方，一脸正象，以后会有出息的。”长大了我才知道，庙师傅是道教中人，给人看面相是他们的基本功夫，只是正统的道教师傅并不以此来讨生活。

吃了午饭我到庙宇各处转转，居然发现这座庙宇实际是在一片核桃树林中，这片核桃树林整整占居了一面山，庙宇周围全是大核桃树，有些树足足有大人一抱粗。再抬头向高处看，核桃树上硕果累累，有些枝条垂下来，伸手就能摘到核桃。伯父住在核桃林中，却捎话要从家里带嫩核桃，这里的核桃不是更新鲜更脆嫩吗？随便让庙师傅摘几个尝尝鲜又有啥事啊？

    但是，伯父却让人从家里带来核桃，这就是伯父，一个公心永存的伯父，一个对集体财产始终神圣保护的伯父。尽管他在运动中受了那样大的伤害，但对集体财产的保护似乎已经成为本能。

转着转着进到了庙宇的大殿，殿中央供着慈眉善目的主神，到底是哪位已经忘记，但大殿两边排列着的凶神恶煞却是记忆深刻，他们五官夸张，要么怒目圆睁，要么呲牙咧嘴，手里拿的不是利剑就是重锤。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人造形象带来的恐惧，这一心理阴影长期不退，也许是少年时的脑子里空白多，留下了印迹就很难抹去吧。同时也让我初次发现了庙宇里的主神形象一般都比较友好，而侧神却总是凶相毕露这一现象。等长大了才知道，童年发现的这一现象，其实是一条规律，主神负责精神感召，当然要慈善，侧神负责威吓，自然要凶恶。

    午饭后和伯父坐在庙宇院子里，开始我们都沉默不语。因为伯父过去忙工作很少和孩子们说话，我还不习惯和伯父主动搭腔。过了片刻，伯父先打破了沉默：“那年你砍了队里的树，我发了脾气，过后就感觉过头了，你还小啊。那些天我不停地处理在河滩偷砍集体树的人，正在气头上。”

    没想到伯父会提起这件事，我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就低头不语。伯父继续说：“我不识字，只会在家门口把公家交给的事办好，你们识字了将来能出远门，就能干更大的事了。”

听了这话，我突然冒出一句：“干好事也不一定有好报吧！”伯父脸上闪过一丝不安。他说：“可不能这么想，人常说善有善报，我干公家的事，都是为了大伙好，走集体化，一起种地一起生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多好啊！可大伙心不齐，给队里干活不用劲，地里收成总是不好，社员口粮不够，队里收入少，许多人穷得很，这样下去咋得了？”

    我问：“那要咋办呀？”伯父说：“还是要靠干部操心带头，就是太累了。”我又大胆问伯父：“您不是一直带着大伙吗？”伯父认真地回答：“我不识字，讲不出道理，只能实干，带不起大伙啊！”

这是伯父最近距离的一次给我启示。伯父不识字，讲不出大道理，但他这段话表达的意思很清楚，用现在的认知解读一下就是：一是集体化从主观愿望上是好的，但客观上人心不齐，大家不给集体出力；二是干部要有公心要带头要组织大伙，稍微松懈一点集体就撑不住了；三是伯父认为自己不认字没文化，所以没有带好大伙。

伯父当年的这些话语，有的摆出了真实情况，有的列出了问题原因，但要有真正的答案，只能等到十多年后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次重要会议的召开。这是后话。

当天下午我要出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伯父。伯父送我到出山小路的路口。太阳西斜没入了山后，我快步向山外小跑，已经走了好远，回头还见伯父朝这里望着。路走二遍熟，出山回家是一路下坡，天黑前我就赶回了家，又远远看见伯母站在龙头岭上向我这里张望。

伯母并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她应该等了好长时间。我快步赶过去，到了伯母身边，伯母说：“家儿呀，你走了一会儿我就后悔了，不该让你去，一天都心神不宁。现在好了。”

我把伯父的身体说给伯母，伯母听了轻松了许多，但伯父脸色灰白没有说，而恰恰这才是不祥之兆。等我长大学医后，知道那是溃疡病慢性出血造成的贫血，也正是这个并发症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

地里的秋收了，天气渐渐凉下来，山里越来越冷。又是二姐夫把伯父从山里接出来送回家。伯父回来，我看他的第一眼就觉得又比几月前面色更白了，也更瘦了。

此后伯父就在家里养病，伯母托人请来了西医中医草医等各式各样的乡医，乡医给了各式各样的药，用了各式各样的办法，伯父的病却仍然越来越重。到了年底，伯父已经瘦得不成样子，脸像纸一样白，眼窝深深陷下去。

伯父感觉到自己的病没法治了，就劝伯母别再折腾大家和自己了，让他安静一下。伯父安静下来那是一定要回忆自己一生走过的路的。像伯父那代人所经历的事，我怎么想都觉得他有无尽的困惑和不解。

伯父也许会在回忆中发出疑问：自己为了公家为了集体，那么操心那么带头，但大集体的基层工作却越来越难做，社员们一起干活就是混，出工不出力，队里的牛越养越瘦，地里的庄稼越收越少，春荒时多半人吃返销粮，一些家里一床被褥，冬天男女老少睡一个被子下，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伯父也许会在回忆中发出疑问，自己赤胆忠心地为公家办事，吃饭饥一顿饿一顿，热一次凉一次，患上了胃病，而自家的事很少顾得上，结果为啥却有那样的运动等着，运动中为啥没人讲理，直接就动粗，枪毙了都行啊，为啥那样糟蹋人，为公家干事的人就不要脸了吗？

    伯父也许会在回忆中发出疑问，自己那样把最疼爱的长子送去当兵，社员们却在背后议论他是为了争个“革命军属”的面子。当兵打仗可能的牺牲先不说，和大儿子同班的中学毕业生都在县里公社里当了干部，难道“革命军属”这个虚名能让儿子更有前途吗？

当然最让伯父心里难受的却是，这都是因为自己的干部身份，因为自己对这个身份的赤诚担当，因为自己对集体利益的竭力维护！事实是，普通人家的“革命军属”反而没有负面议论。

伯父还会有许许多多的疑问，他应该有这些疑问，但对于这些疑问的答案，却要等到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后才有结果，这就是由一九七六、一九七八和一九九二这三个年份中发生的大事所形成的历史逻辑！

还是回到伯父的病。后来我长大学医后才知道，胃溃疡的慢性出血只能手术切除病灶，否则很难止住出血，病人通常会因为不断内出血造成严重贫血，严重贪血造成全身衰竭最后病亡。伯父就是这个结局。这年寒冬腊月，伯父终是没能抗过病魔，不幸离世，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这正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

伯父病重时，县委县府派人来慰问，公社领导亲自上门看望。伯父去世后，上面指示公社在我们村子召开了号称千人的追掉大会，附近几个大队的社员和几所小学的师生前来参加悼念活动。伯父若地下有知，也会得到些许的安慰吧，也会觉得自己当了半辈子公家人，受了那么大的委曲和伤害，只要有了这最后的盖棺论定就值了吧？！

更进一步说，如果伯父还知道自己走后几个月，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风暴从城市狂刮到农村，自己将被不由分说地挂上沉重的大木牌，戴上几尺高的纸糊帽子，押送到曾日夜操劳的各个小队去游街，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伯父会不会觉得自己早走一步是走对了呢？

这就是我的伯父，一位赤诚奉献于大时代的基层人物！一位把为大时代忠心奋斗的生命遗产留给后世子孙，让后人不断品味细嚼深思那生命遗产背后时代内容的好伯父！

2023年4月11日于终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