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汪曾祺
作家汪曾祺剪影
“很多歌消失了。”
——这是一代文学大家汪曾祺在其小说《徙》开篇所写的一句话。已经过去的2010年元宵节是汪曾祺诞辰90周年,老人已经走了十多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汪曾祺那些温暖人心的作品影响也越来越大,自称“汪迷”的读者也越来越多,评论家李陀在《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中曾说:“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把现代汉语从毛文体解放出来这样重大历史转变中做了一名先行者,我深信汪曾祺不是一般的作家,这个和蔼平易的老头儿所应该得到的尊敬,会远远在许许多多今日正声名显赫的诸般人物之上。”
汪曾祺简介
范小青:汪老是一盏照耀着我们的灯
在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的书桌上,有几本书是和工具书一样常年置放在手边,真正是触手可及的,其中就有一本1987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自选集》,范小青说:“许多年来,我无数次翻阅这本书,无数次地受到感动,受到启发,无数次地在内心深处默默地向汪老致敬。里边收有汪曾祺不同时期写作的小说散文随笔等各种文体的作品。我读其中一篇《涂白》感动不已,这是一篇写冬天为了防冻给树刷石灰的小文,只有几百字,甚至说不上是一篇散文或者随笔,差不多就是一篇说明文,却使我眼中蕴含泪水。这样的一种文字的力量,这样的一种与文字的缘分和感情,许多年来一直陪伴着我,不离不弃。”她曾经在笔记本上写过这样的话:“汪曾祺的贡献在于,他可能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使小说开始了别种的可能性,使封闭式的传统小说变成了开放式的现代小说。”
汪朗:老头未说过一句家乡的坏话
汪曾祺之子汪朗回忆说来家乡高邮参加父亲的纪念活动,已经是第3次了,而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作为他的子女感到非常欣慰。家乡如此重视他,正是因为家乡惦记着他,他有非常浓重的家乡情结,他的成长是和家乡分不开的,家乡的民风民俗确定了他的文学之路。“老头也写了很多有关家乡的文字,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未在文章中说过一句家乡的坏话。他的笔调总是充满了温情,作品中的一些人物,不是正面角色,却也非常可爱,不招人讨厌。从旁观者看,老头笔下的高邮,都是几十年前的,现在的家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是当年的时代可以比的。老头后来一直住在北京,不能知道家乡的变化,成为了他最大的憾事。今天的高邮还有丰富的底蕴,出了很多青年才俊,希望这些作家能够写出现在的高邮,满足他的心愿。”
在高邮谈汪曾祺
汪曾祺散文特质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感受汪曾祺的散文魅力
葡萄月令
一月,下大雪。
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
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
二月里刮春风。
立春后,要刮四十八天“摆条风”。风摆动树的枝条,树醒了,忙忙地把汁液送到全身。树枝软了。树绿了。雪化了,土地是黑的。
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茵陈蒿。碧绿。
葡萄出窖。
把葡萄窖一锹一锹挖开。挖下的土,堆在四面。葡萄藤露出来了,乌黑的。有的稍头已经绽开了芽苞,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它已经等不及了。
把葡萄藤拉出来,放在松松的湿土上。
不大一会,小叶就变了颜色,叶边发红;——又不大一会,绿了。
三月,葡萄上架。
先得备料。把立柱、横梁、小棍,槐木的、柳木的、杨木的、桦木的,按照树棵大小,分别堆放在旁边。立柱有汤碗口粗的、饭碗口粗的、茶杯口粗的。一棵大葡萄得用八根、十根,乃至十二根立柱。中等的,六根、四根。
先刨坑,竖柱。然后搭横梁,用粗铁丝紧后搭小棍,用细铁丝缚住。
然后,请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大的,得四五个人一起来。“起!——起!”哎,它起来了。把它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五个指头一样的伸开,扇面似的伸开。然后,用麻筋在小棍上固定住。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呆着。
上了架,就施肥。在葡萄根的后面,距主干一尺,挖一道半月形的沟,把大粪倒在里面。葡萄上大粪,不用稀释,就这样把原汁大粪倒下去。大棵的,得三四桶。小葡萄,一桶也就够了。四月,浇水。
挖窖挖出的土,堆在四面,筑成垄,就成一个池子。池里放满了水。葡萄园里水气泱泱,沁人心肺。
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真是在喝口哀!葡萄藤的组织跟别的果树不一样,它里面是一根一根细小的导管。这一点,中国的古人早就发现了。《图经》云:“根苗中空相通。圃人将货之,欲得厚利,暮溉其根,而晨朝水浸子中矣,故俗呼其苗为木通。”“暮溉其根,而晨朝水浸子中矣”,是不对的。葡萄成熟了,就不能再浇水了。再浇,果粒就会涨破。“中空相通”却是很准确的。浇了水,不大一会,它就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浇过了水,你再回来看看吧:梢头切断过的破口,就嗒嗒地往下滴水了。
是一种什么力量使葡萄拼命地往上吸水呢?
施了肥,浇了水,葡萄就使劲抽条、长叶子。真快!原来是几根根枯藤,几天功夫,就变成青枝绿叶的一大片。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
葡萄一年不知道要喝多少水,别的果树都不这样。别的果树都是刨一个“树碗”,往里浇几担水就得了,没有像它这样的:“漫灌”,整池子的喝。
喷波尔多液。从抽条长叶,一直到坐果成熟,不知道要喷多少次。喷了波尔多液,太阳一晒,葡萄叶子就都变成蓝的了。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几天功夫,就抽出好长的一节的新条。这样长法还行呀,还结不结果呀?因此,过几天就得给它打一次条。葡萄打条,也用不着什么技巧,一个人就能干,拿起树剪,劈劈啦啦,把新抽出来的一截都给它铰了就得了。一铰,一地的长着新叶的条。
葡萄的卷须,在它还是野生的时候是有用的,好攀附在别的什么树木上。现在,已经有人给它好好地固定在架上了,就一点用也没有了。卷须这东西最耗养分,——凡是作物,都是优先把养分输送到顶端,因此,长出来就给它掐了,长出来就给它掐了。
葡萄的卷须有一点淡淡的甜味。这东西如果腌成咸菜,大概不难吃。
五月中下旬,果树开花了。果园,美极了。梨树开花了,苹果树开花了,葡萄也开花了。
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有人说葡萄不开花,哪能呢!只是葡萄花很小,颜色淡黄微绿,不钻进葡萄架是看不出的。而且它开花期很短。很快,就结出了绿豆大的葡萄粒。
六月,浇水、喷药、打条、掐须。
葡萄粒长了一点了,一颗一颗,像绿玻璃料做的纽子。硬的。
葡萄不招虫。葡萄会生病,所以要经常喷波尔多液。但是它不像桃,桃有桃食心虫;梨,梨有梨食心虫。葡萄不用疏虫果。——果园每年疏虫果是要费很多工的。虫果没有用,黑黑的一个半干的球,可是它耗养分呀!所以,要把它“疏”掉。七月,葡萄“膨大”了。
掐须、打条、喷药,大大地浇一次水。
追一次肥。追硫铵。在原来施粪肥的沟里撒上硫铵。然后,就把沟填平了,把硫铵封在里面。
汉朝是不会追这次肥的,汉朝没有硫铵。
八月,葡萄“著色”。
你别以为我这里是把画家的术语借用来了。不是的。这是果农的语言,他们就叫“著色”。
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磁棒、挺括,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的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那也不够用呀!
可是你得快来!明天,对不起,你全看不到了。我们要喷波尔多液了。一喷波尔多液,它们的晶莹鲜艳全都没有了,它们蒙上一层蓝兮兮、白糊糊地的东西,成了磨砂玻璃。我们不得不这样干。葡萄是吃的,不是看的。我们得保护它。过不两天,就下葡萄了。
一串一串剪下来,把病果、瘪果去掉,妥妥地放在果筐里。果筐满了,盖上盖,要一个棒小伙子跳上去蹦两下,用麻筋缝的筐盖。——新下的果子,不怕压,它很结实,压不坏。倒怕是装不紧,逛里逛当的。那,来回一晃悠,全得烂!葡萄装上车,走了。
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
九月的果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宁静、幸福,而慵懒。我们还给葡萄喷一次波尔多液。哦,下了果子,就不管了?人,总不能这样无情无义吧。
十月,我们有别的农活。我们要去割稻子。葡萄,你愿意怎么长,就怎么长着吧。
十一月,葡萄下架。
把葡萄架拆下来。检查一下,还能再用的,搁在一边。糟朽了的,只好烧火。立柱、横梁、小棍,分别堆垛起来。
剪葡萄条。干脆得很,除了老条,一概剪光。葡萄又成了一个大秃子。
剪下的葡萄条,挑有三个芽眼的,剪成二尺多长的一截,捆起来,放在屋里,准备明春插条。
其余的,连枝带叶,都用竹召帚扫成一堆,装走了。葡萄园光秃秃。
十一月下旬,十二月上旬,葡萄入窖。
这是个重活。把老本放倒,挖土把它埋起来。要埋得很厚实。外面要用铁锹拍平。这个活不能马虎。都要经过验收,才给记工。
葡萄窖,一个一个长方形的土墩墩。一行一行,整整齐齐的排列着。风一吹,土色发了白。
这真是一年的冬景了。热热闹闹的果园,现在什么颜色都没有了。眼界空阔,一览无余,只剩下发白的黄土。
下雪了。我们踏着碎玻璃碴似的雪,检查葡萄窖,扛着铁锹。
一到冬天,要检查几次。不是怕别的,怕老鼠打了洞。葡萄窖里很暖和,老鼠爱往这里面钻。它倒是暖和了,咱们的葡萄可就受了冷啦!
山丹丹
我在大青山挖到一棵山丹丹。这棵山丹丹的花真多。招待我们的老堡垒户看了看,说:“这棵山丹丹有十三年了。”
“十三年了?咋知道?”
“山丹丹长一年,多开一朵花。你看,十三朵。”
山丹丹记得自己的岁数。
我本想把这棵山丹丹带回呼和浩特,想了想,找了把铁锹,把老堡垒户的开满了蓝色党参花的土台上刨了个坑,把这棵山丹丹种上了。问老堡垒户:
“能活?”
“能活。这东西,皮实。”
大青山到处是山丹丹,开七朵花、八朵花的,多的是。
山丹丹开花花又落,
一年又一年……
这支流行歌曲的作者未必知道,山丹丹过一年多开一朵花。唱歌的歌星就更不会知道了。
枸杞
枸杞到处都有。枸杞头是春天的野菜。采摘枸杞的嫩头,略焯过,切碎,与香干丁同拌,浇酱油醋香油;或入油锅爆炒,皆极清香。夏末秋初,开淡紫色小花,谁也不注意。随即结出小小的红色的卵形浆果,即枸杞子。我的家乡叫做狗奶子。
我在玉渊潭散步,在一个山包下的草丛里看见一对老夫妻弯着腰在找什么。他们一边走,一边搜索。走几步,停一停,弯腰。
“您二位找什么?”
“枸杞子。”
“有吗?”
老同志把手里一个罐头玻璃瓶举起来给我看,已经有半瓶了。
“不少!”
“不少!”
他解嘲似的哈哈笑了几声。
“您慢慢捡着!”
“慢慢捡着!”
看样子这对老夫妻是离休干部,穿得很整齐干净,气色很好。
他们捡枸杞子干什么?是配药?泡酒?看来都不完全是。真要是需要,可以托熟人从宁夏捎一点或寄一点来。——听口音,老同志是西北人,那边肯定会有熟人。
他们捡枸杞子其实只是玩!一边走着,一边捡枸杞子,这比单纯的散步要有意思。这是两个童心未泯的老人,两个老孩子!
人老了,是得学会这样的生活。看来,这二位中年时也是很会生活,会从生活中寻找乐趣的。他们为人一定很好,很厚道。他们还一定不贪权势,甘于淡泊。夫妻间一定不会为柴米油盐、儿女婚嫁而吵嘴。
从钓鱼台到甘家口商场的路上,路西,有一家的门头上种了很大的一丛枸杞,秋天结了很多枸杞子,通红通红的,礼花似的,喷泉似的垂挂下来,一个珊瑚珠穿成的华盖,好看极了。这丛枸杞可以拿到花会上去展览。这家怎么会想起在门头上种一丛枸杞?
槐花
玉渊潭洋槐花盛开,像下了一场大雪,白得耀眼。来了放蜂的人。蜂箱都放好了,他的“家”也安顿了。一个刷了涂料的很厚的黑色的帆布篷子。里面打了两道土堰,上面架起几块木板,是床。床上一卷铺盖。地上排着油瓶、酱油瓶、醋瓶。一个白铁桶里已经有多半桶蜜。外面一个蜂窝煤炉子上坐着锅。一个女人在案板上切青蒜。锅开了,她往锅里下了一把干切面。不大会儿,面熟了,她把面捞在碗里,加了作料、撒上青蒜,在一个碗里舀了半勺豆瓣。一人一碗。她吃的是加了豆瓣的。
蜜蜂忙着采蜜,进进出出,飞满一天。
我跟养蜂人买过两次蜜,绕玉渊潭散步回来,经过他的棚子,大都要在他门前的树墩上坐一坐,抽一支烟,看他收蜜,刮蜡,跟他聊两句,彼此都熟了。
这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高高瘦瘦的,身体像是不太好,他做事总是那么从容不迫,慢条斯理的。样子不像个农民,倒有点像一个农村小学校长。听口音,是石家庄一带的。他到过很多省。哪里有鲜花,就到哪里去。菜花开的地方,玫瑰花开的地方,苹果花开的地方,枣花开的地方。每年都到南方去过冬,广西,贵州。到了春暖,再往北翻。我问他是不是枣花蜜最好,他说是荆条花的蜜最好。这很出乎我的意外。荆条是个不起眼的东西,而且我从来没有见过荆条开花,想不到荆条花蜜却是最好的蜜。我想他每年收入应当不错。他说比一般农民要好一些,但是也落不下多少:蜂具,路费;而且每年要赔几十斤白糖——蜜蜂冬天不采蜜,得喂它糖。
女人显然是他的老婆。不过他们岁数相差太大了。他五十了,女人也就是三十出头。而且,她是四川人,说四川话。我问他: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说:她是新繁县人。那年他到新繁放蜂,认识了。她说北方的大米好吃,就跟来了。
有那么简单?也许她看中了他的脾气好,喜欢这样安静平和的性格?也许她觉得这种放蜂生活,东南西北到处跑,好耍?这是一种农村式的浪漫主义。四川女孩子做事往往很洒脱,想咋个就咋个,不像北方女孩子有那么多考虑。他们结婚已经几年了。丈夫对她好,她对丈夫也很体贴。她觉得她的选择没有错,很满意,不后悔。我问养蜂人:她回去过没有?他说:回去过一次,一个人。他让她带了两千块钱,她买了好些礼物送人,风风光光地回了一趟新繁。
一天,我没有看见女人,问养蜂人,她到哪里去了。养蜂人说:到我那大儿子家去了,去接我那大儿子的孩子。他有个大儿子,在北京工作,在汽车修配厂当工人。
她抱回来一个四岁多的男孩,带着他在棚子里住了几天。她带他到甘家口商场买衣服,买鞋,买饼干,买冰糖葫芦。男孩子在床上玩鸡啄米,她靠着被窝用勾针给他勾一顶大红的毛线帽子。她很爱这个孩子。这种爱是完全非功利的,既不是讨丈夫的欢心,也不是为了和丈夫的儿子一家搞好关系。这是一颗很善良,很美的心。孩子叫她奶奶,奶奶笑了。
过了几天,她把孩子又送了回去。
过了两天,我去玉渊潭散步,养蜂人的棚子拆了,蜂箱集中在一起。等我散步回来,养蜂人的大儿子开来一辆卡车,把棚柱、木板、煤炉、锅碗和蜂箱装好,养蜂人两口子坐上车,卡车开走了。
玉渊潭的槐花落了。
美食家汪曾祺
他有一篇小说,讲的是扬州大盐商宴请新上任的盐务道铁大人。这铁大人已经吃了几天满汉全席了,只想喝碗稀粥,就一碟香油拌疙瘩丝。盐商赶紧按大人的意思安排。扬州请客的规矩,菜单先请客人过目。凉碟是金华竹叶腿、宁波瓦楞明蚶、黑龙江熏鹿脯、四川叙府糟蛋、兴化醉蛏鼻、东台醉泥螺、阳澄湖醉蟹、糟鹌鹑、糟鸭舌、高邮双黄蛋、界首茶干拌荠菜、凉拌枸杞头……热菜也只是蟹白烧乌青菜、鲫鱼脑烩豆腐,甲鱼只用裙边,鲫(鱼季)花鱼不用整条,只取两块嘴后腮边眼下蒜瓣肉。炒芙蓉鸡片塞牙,用大兴安岭活捕来的飞龙剁泥、鸽蛋清。头菜不用翅唇参燕,清炖杨妃乳——新从江阴运到的河豚。铁大人听说有河豚,就要吃炒蒌蒿——诗云“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嘛。“有有有!”炒菜也极素净,素炒蒌蒿薹,素炒金花菜……素炒凤尾——只有三片叶子的嫩莴苣……铁大人满意地说:“这样好,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他还请陪吃的扬州一文人过目,那文人说:“一箪食,一瓢饮,一介寒士,无可无不可”。——见识了汪曾祺的讽刺,也辛辣,也谐谑。他还不过瘾,接着写那文人——尝了尝这一桌 “非时非地清淡而名贵的菜肴”,想起他一直较着劲儿的另一文人袁枚袁子才的《随园食单》,“把几味家常鱼肉说得天花乱坠,真是寒乞相,嘴角不禁浮起一丝冷笑”。
汪曾祺是美食家。不是饕餮之徒。他在小说里、散文里写吃食,不油腻,不带馋相儿;也不奢靡,很平民化,简净雅洁。这是个态度或者说是个品位问题。他写过扬州的干丝、翡翠烧卖、加蟹包子,也写云南的气锅鸡、玉麦粑粑、椒盐饼子西洋糕。经他的笔布摆出的种种美食,没有了烟火气,直接进入了审美境界。在一篇小说中,他写一个卖果子的,应季卖时鲜——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红玛瑙、白玛瑙般的樱桃。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卖马牙枣,卖葡萄。重阳近了,卖梨。菊花开过了,卖金橘,买蒂部起脐子的福州蜜橘。入冬以后,卖栗子、山药(粗如小儿臂)、百合(大如拳),卖碧绿生鲜的檀香橄榄。——不少深居简出的人,是见了果子才想起现在是什么节令了。这篇小说的题目是《鉴赏家》。
美食家遇到灾荒年份,是在1959年。那篇小说题为《荷兰奶牛肉》。农科所的工人对那头进口的荷兰奶牛很生气——因为牛吃得足,人吃不饱。铁路两旁的榆树干都被剥光了,榆树皮磨粉可以吃。总务和食堂大师傅创制出十几样粗粮细做的点心:谷糠做的桃苏,苹果树叶子磨碎了加白面做的“京八件”。几位技术员把日常研究工作都停了,集中精力鼓捣小球菌、人造肉。人们吃苹果,吃萝卜,吃大葱——大葱搁在炉盘上,翻几个个儿,就熟了。熟了的大葱很甜。但是都不解决问题。怎么解决问题?得吃肉。肉,哪儿有?食堂连炒菜也由“下搭油”(油煸锅)改为“上搭油”(白水煮白菜,菜熟了舀一勺猪油浇在上面。)必须吃肉。有一天,奇怪的事发生了。那头价钱不菲的荷兰奶牛自己走出了栅栏,溜溜达达到了火车站,恰好一辆列车进站,牛就从月台上跳下去了。据查,这次事故是奶牛自找的,谁也没有责任。那晚仿佛是个节日,人们吃着肉了。那肉非常好吃,细,嫩,鲜,香。“他们不猜拳,也不说笑,只是埋着头,努力地吃着。”
那头荷兰奶牛像一个圣徒。
据说,汪曾祺晚年很乐于下厨房,露一手,像他写的《沙家浜》里的唱词儿那样,“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文人雅集,事后也有人写文章记述尝到的滋味。
附:
小时读《板桥家书》:“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觉得很亲切。郑板桥是兴化人,我的家乡是高邮,风气相似。这样的感情,是外地人们不易领会的。炒米是各地都有的。但是很多地方都做成了炒米糖。这是很便宜的食品。孩子买了,咯咯地嚼着。四川有“炒米糖开水”,车站码头都有得卖,那是泡着吃的。但四川的炒米糖似也是专业的作坊做的,不像我们那里。我们那里也有炒米糖,像别处一样,切成长方形的一块一块。也有搓成圆球的,叫做“欢喜团”。那也是作坊里做的。但通常所说的炒米,是不加糖黏结的,是“散装”的;而且不是作坊里做出来,是自己家里炒的。
说是自己家里炒,其实是请了人来炒的。炒炒米也要点手艺,并不是人人都会的。入了冬,大概是过了冬至吧,有人背了一面大筛子,手执长柄的铁铲,大街小巷地走,这就是炒炒米的。有时带一个助手,多半是个半大孩子,是帮他烧火的。请到家里来,管一顿饭,给几个钱,炒一天。或二斗,或半石;像我们家人口多,一次得炒一石糯米。炒炒米都是把一年所需一次炒齐,没有零零碎碎炒的。过了这个季节,再找炒炒米的也找不着。一炒炒米,就让人觉得,快要过年了。
装炒米的坛子是固定的,这个坛子就叫“炒米坛子”,不作别的用途。舀炒米的东西也是固定的,一般人家大都是用一个香烟罐头。我的祖母用的是一个“柚子壳”。柚子,——我们那里柚子不多见,从顶上开一个洞,把里面的瓤掏出来,再塞上米糠,风干,就成了一个硬壳的钵状的东西。她用这个柚子壳用了一辈子。
我父亲有一个很怪的朋友,叫张仲陶。他很有学问,曾教我读过《项羽本纪》。他薄有田产,不治生业,整天在家研究易经,算卦。他算卦用蓍草。全城只有他一个人用蓍草算卦。据说他有几卦算得极灵。有一家,丢了一只金戒指,怀疑是女佣人偷了。这女佣人蒙了冤枉,来求张先生算一卦。张先生算了,说戒指没有丢,在你们家炒米坛盖子上。一找,果然。我小时就不大相信,算卦怎么能算得这样准,怎么能算得出在炒米坛盖子上呢?不过他的这一卦说明了一件事,即我们那里炒米坛子是几乎家家都有的。
炒米这东西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吃。家常预备,不过取其方便。用开水一泡,马上就可以吃。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时候,泡一碗,可代早晚茶。来了平常的客人,泡一碗,也算是点心。郑板桥说“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也是说其省事,比下一碗挂面还要简单。炒米是吃不饱人的。一大碗,其实没有多少东西。我们那里吃泡炒米,一般是抓上一把白糖,如板桥所说“佐以酱姜一小碟”,也有,少。我现在岁数大了,如有人请我吃泡炒米,我倒宁愿来一小碟酱生姜,——最好滴几滴香油,那倒是还有点意思的。另外还有一种吃法,用猪油煎两个嫩荷包蛋——我们那里叫做“蛋瘪子”,抓一把炒米和在一起吃。这种食品是只有“惯宝宝”才能吃得到的。谁家要是老给孩子吃这种东西,街坊就会有议论的。
我们那里还有一种可以急就的食品,叫做“焦屑”。糊锅巴磨成碎末,就是焦屑。我们那里,餐餐吃米饭,顿顿有锅巴。把饭铲出来,锅巴用小火烘焦,起出来,卷成一卷,存着。锅巴是不会坏的,不发馊,不长霉。攒够一定的数量,就用一具小石磨磨碎,放起来。焦屑也像炒米一样。用开水冲冲,就能吃了。焦屑调匀后成糊状,有点像北方的炒面,但比炒面爽口。
我们那里的人家预备炒米和焦屑,除了方便,原来还有一层意思,是应急。在不能正常煮饭时,可以用来充饥。这很有点像古代行军用的“糒”。有一年,记不得是哪一年,总之是我还小,还在上小学,党军(国民革命军)和联军(孙传芳的军队)在我们县境内开了仗,很多人都躲进了红十字会。不知道出于一种什么信念,大家都以为红十字会是哪一方的军队都不能打进去的,进了红十字会就安全了。红十字会设在炼阳观,这是一个道士观。我们一家带了一点行李进了炼阳观。祖母指挥着,特别关照,把一坛炒米和一坛焦屑带了去。我对这种打破常规的生活极感兴趣。晚上,爬到吕祖楼上去,看双方军队枪炮的火光在东北面不知什么地方一阵一阵地亮着,觉得有点紧张,也觉得好玩。很多人家住在一起,不能煮饭,这一晚上,我们是冲炒米、泡焦屑度过的。没有床铺,我把几个道士诵经用的蒲团拼起来,在上面睡了一夜。这实在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
第二天,没事了,大家就都回家了。
炒米和焦屑和我家乡的贫穷和长期的动乱是有关系的。
端午的鸭蛋
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百索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角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坎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寄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么?喝雄黄酒。用酒和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有一个风俗不知别处有不:放黄烟子。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点了黄烟子,常把它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
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有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腌蛋”一条。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与有荣焉”。文不长,录如下:
腌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细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夹取以敬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亦走散。
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兴挂“鸭蛋络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淡青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淡青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白嘴吃也可以。
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罗。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地亮,好看极了!
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练囊盛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么?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
咸菜茨菇汤
一到下雪天,我们家就喝咸菜汤,不知是什么道理。是因为雪天买不到青菜?那也不见得。除非大雪三日,卖菜的出不了门,否则他们总还会上市卖菜的。这大概只是一种习惯。一早起来,看见飘雪花了,我就知道:今天中午是咸菜汤!
咸菜是青菜腌的。我们那里过去不种白菜,偶有卖的,叫做“黄芽菜”,是外地运去的,很名贵。一般黄芽菜炒肉丝,是上等菜。平常吃的,都是青菜,青菜似油菜,但高大得多。入秋,腌菜,这时青菜正肥。把青菜成担的买来,洗净,晾去水气,下缸。一层菜,一层盐,码实,即成。随吃随取,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
腌了四五天的新咸菜很好吃,不咸,细、嫩、脆、甜,难可比拟。
咸菜汤是咸菜切碎了煮成的。到了下雪的天气,咸菜已经腌得很咸了,而且已经发酸,咸菜汤的颜色是暗绿的。没有吃惯的人,是不容易引起食欲的。
咸菜汤里有时加了茨菇片,那就是咸菜茨菇汤。或者叫茨菇咸菜汤,都可以。
我小时候对茨菇实在没有好感。这东西有一种苦味。民国二十年,我们家乡闹大水,各种作物减产,只有茨菇却丰收。那一年我吃了很多茨菇,而且是不去茨菇的嘴子的,真难吃。
我十九岁离乡,辗转漂流,三四十年没有吃到茨菇,并不想。
前好几年,春节后数日,我到沈从文老师家去拜年,他留我吃饭,师母张兆和炒了一盘茨菇肉片。沈先生吃了两片茨菇,说:“这个好!格比土豆高。”我承认他这话。吃菜讲究“格”的高低,这种语言正是沈老师的语言。他是对什么事物都讲“格”的,包括对于茨菇、土豆。
因为久违,我对茨菇有了感情。前几年,北京的菜市场在春节前后有卖茨菇的。我见到,必要买一点回来加肉炒了。家里人都不怎么爱吃。所有的茨菇,都由我一个人“包圆儿”了。
北方人不识茨菇。我买茨菇,总要有人问我:“这是什么?”——“茨菇。”——“茨菇是什么?”这可不好回答。
北京的茨菇卖得很贵,价钱和“洞子货”(温室所产)的西红柿、野鸡脖韭菜差不多。
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
我想念家乡的雪。
虎头鲨、昂嗤鱼、砗螯、螺蛳、蚬子
苏州人特重塘鳢鱼。上海人也是,一提起塘鳢鱼,眉飞色舞。塘鳢鱼是什么鱼?我向往之久矣。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未能如愿。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
塘鳢鱼亦称土步鱼。《随园食单》:“杭州以土鱼为上品,而金陵人贱之,目为虎头蛇,可发一笑。”虎头蛇即虎头鲨。这种鱼样子不好看,而且有点凶恶。浑身紫褐色,有细碎黑斑,头大而多骨,鳍如蝶翅。这种鱼在我们那里也是贱鱼,是不能上席的。苏州人做塘鳢鱼有清炒、椒盐多法。我们家乡通常的吃法是氽汤,加醋、胡椒。虎头鲨氽汤,鱼肉极细嫩,松而不散,汤味极鲜,开胃。
昂嗤鱼的样子也很怪,头扁嘴阔,有点像鲇鱼,无鳞,皮色黄,有浅黑色的不规整的大斑。无背鳍,而背上有一根很硬的尖锐的骨刺。用手捏起这根骨刺,它就发出昂嗤昂嗤小小的声音。这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我一直没弄明白。这种鱼是由这种声音得名的。它的学名是什么,只有去问鱼类学专家了。这种鱼没有很大的,七八寸长的,就算难得的了。这种鱼也很贱,连乡下人也看不起。我的一个亲戚在农村插队,见到昂嗤鱼,买了一些,农民都笑他:“买这种鱼干什么!”昂嗤鱼其实是很好吃的。昂嗤鱼通常也是氽汤。虎头鲨是醋汤,昂嗤鱼不加醋,汤白如牛乳,是所谓“奶汤。”昂嗤鱼也极细嫩,鳃边的两块蒜瓣肉有大拇指大,堪称至味。有一年,北京一家鱼店不知从哪里运来一些昂嗤鱼,无人问津。顾客都不识这是啥鱼。有一位卖鱼的老师傅倒知道:“这是昂嗤。”我看到,高兴极了,买了十来条。回家一做,满不是那么一回事!昂嗤要吃活的(虎头鲨也是活杀)。长途转运,又在冷库里冰了一些日子,肉质变硬,鲜味全失,一点意思都没有!
砗螯我的家乡叫馋螯,砗螯是扬州人的叫法。我在大连见到花蛤,我以为就是砗螯,不是。形状很相似,入口全不同。花蛤肉粗而硬,咬不动。砗螯极柔软细嫩。砗螯好像是淡水里产的,但味道却似海鲜。有点像蛎黄,但比蛎黄味道清爽。比青蛤、蚶子味厚。砗螯可清炒,烧豆腐,或与咸肉同煮。砗螯烧乌青菜(江南人叫塌苦菜),风味绝佳。乌青菜如是经霜而现拔的,尤美。我不食砗螯四十五年矣。
砗螯壳稍呈三角形,质坚,白如细磁,而有各种颜色的弧形花斑,有浅紫的,有暗红的,有赭石,墨蓝的,很好看。家里买了砗螯,挖出砗螯肉,我们就从一堆砗螯壳里去挑选,挑到好的,洗净了留起来玩。砗螯壳的铰合部有两个突出的尖嘴子,把尖嘴子在糙石上磨磨,不一会就磨出两个小圆洞,含在嘴里吹,呜呜地响,且有细细颤音,如风吹窗纸。
螺蛳处处有之。我们家乡清明吃螺蛳,谓可以明目。用五香煮熟螺蛳,分给孩子,一人半碗,由他们自己用竹签挑着吃,孩子吃了螺蛳,用小竹弓把螺蛳壳射到屋顶上,喀拉喀拉地响。夏天“检漏”,瓦匠总要扫下好些螺蛳壳。这种小弓不作别的用处,就叫做螺蛳弓,我在小说《戴东匠》里对螺蛳弓有较详细的描写。
蚬子是我所见过的贝类里最小的了,只有一粒瓜子大。蚬子是剥了壳卖的。剥蚬子的人家附近堆了好多蚬子壳,像一个坟头。蚬子炒韭菜,很下饭。这种东西非常便宜,为小户人家的恩物。
有一年修运河堤。按工程规定,有一段堤面应铺碎石,包工的贪污了款子,在堤面铺了一层蚬子壳。前来检收的委员,坐在汽车里,向外一看,白花花的一片,还抽着雪茄烟,连说:“很好!很好!”
我的家乡富水产。鱼之中名贵的是鳊鱼、白鱼(尤重翘嘴白)、鮕花鱼(即鳜鱼),谓之“鳊、白、鮕。”虾有青虾、白虾。蟹极肥。以无特点。故不及。
野鸭、鹌鹑、斑鸠、鵽
过去我们那里野鸭子很多。水乡,野鸭子自然多。秋冬之际,天上有时“过”野鸭子,黑乎乎的一大片,在地上可以听到它们鼓翅的声音,呼呼的,好像刮大风。野鸭子是枪打的(野鸭肉里常常有很细的铁砂子,吃时要小心),但打野鸭子的人自己不进城来卖。卖野鸭子有专门的摊子。有时卖鱼的也卖野鸭子,把一个养活鱼的木盆翻过来,野鸭一对一对地摆在盆底,卖野鸭子是不用秤约的,都是一对一对地卖。野鸭子是有一定分量的。依分量大小,有一定的名称,如“对鸭”、“八鸭”。哪一种有多大分量,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卖野鸭子都是带毛的。卖野鸭子的可以代客当场去毛,拔野鸭毛是不能用开水烫的。野鸭子皮薄,一烫,皮就破了。干拔。卖野鸭子的把一只鸭子放入一个麻袋里,一手提鸭,一手拔毛,一会儿就拔净了。——放在麻袋里拔,是防止鸭毛飞散。代客拔毛,不另收费,卖野鸭子的只要那一点鸭毛。——野鸭毛是值钱的。
野鸭的吃法通常是切块红烧。清炖大概也可以吧,我没有吃过。野鸭子肉的特点是:细、“酥”,不像家鸭每每肉老。野鸭烧咸菜是我们那里的家常菜。里面的咸菜尤其是佐粥的妙品。
现在我们那里的野鸭子很少了。前几年我回乡一次,偶有,卖得很贵。原因据说是因为县里对各乡水利作了全面综合治理,过去的水荡子、荒滩少了,野鸭子无处栖息。而且,野鸭子过去是吃收割后遗撒在田里的谷粒的,现在收割得很干净,颗粒归仓,野鸭子没有什么可吃的,不来了。
鹌鹑是网捕的。我们那里吃鹌鹑的人家少,因为这东西只有由乡下的亲戚送来,市面上没有卖的。鹌鹑大都是用五香卤了吃。也有用油炸了的。鹌鹑能斗,但我们那里无斗鹌鹑的风气。
我看见过猎人打斑鸠。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午饭后,我到学校后面的野地里去玩。野地里有小河,有野蔷薇,有金黄色的茼蒿花,有苍耳(苍耳子有小钩刺,能挂在衣裤上,我们管它叫“万把钩”),有才抽穗的芦荻。在一片树林里,我发现一个猎人。我们那里猎人很少,我从来没有见过猎人,但是我一看见他,就知道:他是一个猎人。这个猎人给我一个非常猛厉的印象。他穿了一身黑,下面却缠了鲜红的绑腿。他很瘦。他的眼睛黑,而冷。他握着枪。他在干什么?树林上面飞过一只斑鸠。他在追逐这只斑鸠。斑鸠分明已经发现猎人了。它想逃脱。斑鸠飞到北面,在树上落一落,猎人一步一步往北走。斑鸠连忙往南面飞,猎人扬头看了一眼,斑鸠落定了,猎人又一步一步往南走,非常冷静。这是一场无声的,然而非常紧张的,坚持的较量。斑鸠来回飞,猎人来回走。我很奇怪,为什么斑鸠不往树林外面飞。这样几个来回,斑鸠慌了神了,它飞得不稳了,歪歪倒倒的,失去了原来均匀的节奏。忽然,砰,——枪声一响,斑鸠应声而落。猎人走过去,拾起斑鸠,看了看,装在猎袋里。他的眼睛很黑,很冷。
我在小说《异秉》里提到王二的熏烧摊子上,春天,卖一种叫做“鵽”的野味。鵽这种东西我在别处没看见过。“鵽”这个字很多人也不认得。多数字典里不收。《辞海》里倒有这个字,标音为(duo又读zhua)。zhua与我乡读音较近,但我们那里是读入声的,这只有用国际音标才标得出来。即使用国际音标标出,在不知道“短促急收藏”的北方人也是读不出来的。《辞海》“鵽”字条下注云“见鵽鸠”,似以为“鵽”即“鵽鸠”。而在“鵽鸠”条下注云:“鸟名。雉属。即‘沙鸡’。”这就不对了。沙鸡我是见过的,吃过的。内蒙、张家口多出沙鸡。《尔雅释鸟》郭璞注:“出北方沙漠地”,不错。北京冬季偶尔也有卖的。沙鸡嘴短而红,腿也短。我们那里的鵽却是水鸟,嘴长,腿也长。鵽的滋味和沙鸡有天渊之别。沙鸡肉较粗,略有酸味;鵽肉极细,非常香。我一辈子没有吃过比鵽更香的野味。
蒌蒿、枸杞、荠菜、马齿苋
小说《大淖记事》:“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我在书页下方加了一条注:“蒌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粗如笔管,有节,生狭长的小叶,初生二寸来高,叫做‘蒌蒿薹子’,加肉炒食极清香。……”蒌蒿的蒌字,我小时不知怎么写,后来偶然看了一本什么书,才知道的。这个字音“吕”。我小学有一个同班同学,姓吕,我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蒌蒿薹子”(蒌蒿薹子家开了一爿糖坊,小学毕业后未升学,我们看见他坐在糖坊里当小老板,觉得很滑稽)。但我查了几本字典,“蒌”都音“楼”,我有点恍惚了。“楼”、“吕”一声之转。许多从“娄”的字都读“吕”,如“屡”、“缕”、“褛”……这本来无所谓,读“楼”读“吕”,关系不大。但字典上都说蒌蒿是蒿之一种,即白蒿,我却有点不以为然了。我小说里写的蒌蒿和蒿其实不相干。读苏东坡《惠崇春江晚景》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此蒌蒿生于水边,与芦芽为伴,分明是我的家乡人所吃的蒌蒿,非白蒿。或者“即白蒿”的蒌蒿别是一种,未可知矣。深望懂诗、懂植物学,也懂吃的博雅君子有以教我。
我的小说注文中所说的“极清香”,很不具体。嗅觉和味觉是很难比方,无法具体的。昔人以为荔枝味似软枣,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我所谓“清香”,即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这是实话,并非故作玄言。
枸杞到处都有。开花后结长圆形的小浆果,即枸杞子。我们叫它“狗奶子”,形状颇像。本地产的枸杞子没有入药的,大概不如宁夏产的好。枸杞是多年生植物。春天,冒出嫩叶,即枸杞头。枸杞头是容易采到的。偶尔也有近城的乡村的女孩子采了,放在竹篮里叫卖:“枸杞头来!……”枸杞头可下油盐炒食;或用开水焯了,切碎,加香油,酱油、醋,凉拌了吃。那滋味,也只能说“极清香”。春天吃枸杞头,云可以清火,如北方人吃苣荬菜一样。
“三月三,荠菜花赛牡丹”。俗谓是日以荠菜花置灶上,则蚂蚁不上锅台。
北京也偶有荠菜卖。菜市上卖的是园子里种的,茎白叶大,颜色较野生者浅淡,无香气。农贸市场间有南方的老太太挑了野生的来卖,则又过于细瘦,如一团乱发,制熟后强硬扎嘴。总不如南方野生的有味。
江南人惯用荠菜包春卷,包馄饨,甚佳。我们家乡有用来包春卷的,用来包馄饨的没有,——我们家乡没有“菜肉馄饨”。一般是凉拌。荠菜焯熟剁碎,界首茶干切细丁,入虾米,同拌。这道菜是可以上酒席作凉菜的。酒席上的凉拌荠菜都用手抟成一座尖塔,临吃推倒。
马齿苋现在很少有人吃。古代这是相当重要的菜蔬。苋分人苋、马苋。人苋即今苋菜,马苋即马齿苋。我们祖母每于夏天摘肥嫩的马齿苋晾干,过年时作馅包包子。她是吃长斋的,这种包子只有她一个人吃。我有时从她的盘子里拿一个,蘸了香油吃,挺香。马齿苋有点淡淡的酸味。
马齿苋开花,花瓣如一小囊。我们有时捉了一个哑巴知了,——知了是应该会叫的,捉住一个哑巴,多么扫兴!于是就摘了两个马齿苋的花瓣套住它的眼睛,——马齿苋花瓣套知了眼睛正合适,一撒手,这知了就拼命往高处飞,一直飞到看不见!
三年自然灾害,我在张家口沙岭子吃过不少马齿苋。那时候,这是宝物!
汪曾祺的小说
本书精选出汪曾祺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小说作品,使读者能集中体味他“京派小说”的独特艺术风韵。本书包括《复仇》、《受戒》、《异秉》、《八千岁》、《七里茶坊》、《故里三陈》等经典短篇。
汪曾祺小说语言的突出的特点是“淡”,这种“淡”,不是庸俗平淡,而是作家高远的人生境界与艺术上的炉火纯青相结合的产物,包含着浓郁的韵味。它是一种本然的真实,诗意的绚美,深蕴的含蓄,内在的和谐。
老舍先生写了话剧《茶馆》,除了北京人艺,没有别的话剧团敢演,因为它太经典了。《沙家浜》则是京剧现代戏的绝唱。也许再过一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上,谈到汪曾祺的代表作,不是《受戒》或《大淖记事》,而是京剧
剧本《沙家浜》。
“琴棋字画诗书茶”,茶排在最后,“柴米油盐酱醋茶” 茶还是排在最后。汪曾祺说:“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汪曾祺的作品,平淡如茶,淡而有味。
汪曾祺走了,他留给我们的茶,香飘不散。
(结束)
我和高邮是有感情的,首先是和高邮人有感情的。和汪(曾祺)老结交最早,与汪老结交还年轻,刚才看到(大幅喷绘画上)与汪老的照片还瘦哩,现在又胖又老了。看到了汪老的像,像是汪老的灵魂到了这里(掌声)。到高邮,尤其是到赞化学校,不说到汪老不行,也是绕不过的话题,马上想起和汪老的几次接触。当时我很年轻的时候,和汪老见识,汪老才出现在中华文坛上,他到陕西去,当时和刘心武、孔捷生、林斤澜。那时我还不是文联主席,没有权力可以动用公款请客,是私人在家里邀请汪老他们,那个时候,在家吃饭的时候,拿了一瓶酒,很快喝完了。当时记得刘心武问我还有没有酒(笑声),说是汪老能喝酒哩。那次后来又拿了一瓶喝了。汪老能喝酒,也是那次知道的。
然后,过了几年以后,又一块到了南宁去了。在南宁做文学讲座,那次来的人也挺多。汪老说,你先讲,我推不掉,我讲了一个小时以后,问问大家讲得可以不可以,大家说一句话也不听懂。汪老说我给你当翻译,汪老的口齿比较好,他当不到5分钟的翻译,我说你也别翻译了,你自己讲吧!下面就是汪老讲。第二次和汪老长时间呆了一段时间。
接着就办杂志,办《美文》杂志。其实,汪老对这本杂志是很关注的。在初期创办的时候,汪老在文坛已经是很厉害的了。我就到北京找他,凡是找他,他都给你写稿子。
在中国文坛上,当代作家里,老一辈作家里和我关系好的有两位作家,一个是河北的孙犁,一个就是汪曾祺先生。因为这两位作家,在艺术上气质上有相近的地方,也合乎我的心理。再一个我对沈从文老师是很敬重的,汪老又是沈从文的学生,咱虽不敢说也是汪老的学生,但也是走的沈从文、汪老和《红楼梦》线上的路子。总归中国作家有两大趋势,一种是文气性作家,艺术性比较强的作家,一种是政治性浓厚的显赫的刚烈的,那是以志趣来划分的这一部分,而对汪老、孙犁、沈从文这一路作家,两位先生生前自己有幸见到他们,确实是两位很伟大的作家,实实在在。当时汪老最后一次见到是在北京开文代会,那时见到后,发现汪老脸皮比较黑,当时心里就好像格登一下。过了不长时间就去世了。后来就给这纪念馆写一些东西。这是我和汪老交往的经过。
当时在南宁的时候,还没有给当代作家出选集的风气。那时当代作家还没有出自选集,只有一个漓江出版社,出了两本自选集,我的散文自选集,后来汪曾祺的小说自选集。当时中国出版界出版当代作家选集极少,最后才这样选。那样选,这样编那样编,才有这样的选集。那样的文集。其实,作为汪老他享有极高的声誉,我们和汪老又谈得来,我们这一块特别敬重他。这一类作家生前不一定很红火,他们不一定得了很多奖,不一定做什么官,偏偏是只有这一类作品很长久。汪老的创作是这样的,我想汪老的作品一定会留在世上。
总的来说,到这里来,心情很激动。本来以为到赞化学校就开个会,我说开个什么会,最害怕见人,不会说话。就七八个人吧。到这来,这种场面,一到大门,把我吓坏了,队伍那么长,那么多人欢迎,我从来没有经受过,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还有点害怕,自己也不善于这种场面的事情,所以一方面感谢,一方面也不敢当。尤其是在汪老的母校,在这里太张扬,汪老会骂的(笑声)。就像有一年到曲阜后,正好曲阜有一个小书店,一定要我在那儿签名,打死我也不在那签名。在孔夫子面前卖书(笑声),你贾平凹在那儿卖书,不是作践我吗!坚决没有在那儿签名卖书。在这儿,我觉得到汪老的母校,咱也是个学生,是个小学生,年龄虽过了的小学生。但是,今天我在高邮见到这么多人,被学校这样的欢迎,基本上我永远记在心上。欢迎大家到我们那儿,到西安,到美文杂志社来做客,我好再回报大家。
谢谢大家!
汪曾祺先生说过:“沾了元宵节的光,我的生日总不会忘记。”2010年2月28日是元宵佳节,也是我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汪曾祺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日。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安徽等多个省市的60多位著名作家、教授学者、新闻界朋友和“汪迷”代表,以及汪老子女,千里迢迢会聚高邮,隆重纪念这位已故高邮籍文化名人、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人物。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还特地发来书面讲话,对汪曾祺的作品与人品给予高度评价。“九十汪老”相关纪念活动为期两天,内容包括汪曾祺诞辰90周年座谈会,《高邮民歌》、《文游台丛书》发行仪式,汪曾祺作品音乐朗诵会暨第四届汪曾祺文学奖颁奖晚会,汪曾祺生前照片暨书画作品展等。
附: 相信生活,相信爱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
汪曾祺老离开我们13年了,但他的文学和人格,他用小说、散文、戏剧、书画为人间创造的温暖、爱意、良知和诚心却始终伴随着我们。
汪曾祺先生总让我想到母语无与伦比的优美和劲道。他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尤其是对中青年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大而深刻的。一位青年评论家曾这样写道:“在风行现代派的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他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因而又显出特别的‘新潮’,让年轻的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他像一股清风刮过当时的中国文坛,在浩如烟海的短篇小说里,他那些初读似水、再读似酒的名篇,无可争辩地占据着独特隽永、光彩常在的位置。能够靠纯粹的文学本身而获得无数读者长久怀念的作家真正是幸福的。
汪曾祺先生总让我想到“真性情”。这是一个饱含真性情的老人,一个对日常生活有着不倦兴趣的老人。他从不敷衍生活的“常态”,并从这常态里为我们发掘出悲悯人性、赞美生命的金子。让我们知道,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窃以为,当一个人不能将真性情投入生活,又如何真挚为文?有句俗语叫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但在汪老这里却并非如此。他的人生也坎坷颇多,他却不容他的人生如“戏”;他当然写戏,却从未把个人生活戏剧化。他的人生就是人生,就像他始终不喜欢一个说法叫做“作家去一个地方体验生活”,他更愿意说去一个地方生活。后者更多了一份不计功利的踏实和诚朴,也就说不定离文学的本质更近。一个通身洋溢着人间烟火气的真性情的作家,方能赢得读者发自内心亲敬交加的感情。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境界呢。能达此境界的作家为数不多,汪老当是这少数人之一。
汪曾祺先生总让我想到“相信生活,相信爱”。因为,他就是相信生活也相信爱的,特别是当他在苦难和坎坷境遇中。他曾被迫离别家人,下放到坝上草原的一个小县劳动,在那里画马铃薯、种马铃薯、吃马铃薯。但他从未控诉过那里的生活,他也从不放大自己的苦难。他只是自嘲地写过,他如何从对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竟然达到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他还自豪地告诉我们,全中国像他那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人,怕是不多见呢。这并不是说,汪曾祺先生被苦难所麻木。相反,他深知人性的复杂和世界的艰深。他的不凡在于,和所有这些相比,他更相信并尊重生命那健康的韧性,他更相信爱的力量对世界的意义。我想说,实际上汪曾祺先生的心对世界是整个开放的,因此在故事的小格局里,他有能力呈现心灵的大气象。他曾在一篇散文中记述过他在那个草原小县的一件事: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带回宿舍精心晾干收藏起来。待到年节回北京与家人短暂团聚时,他将这朵蘑菇背回了家,并亲手为家人烹制了一份极其鲜美的汤,那汤给全家带来了意外的欢乐。
2009年5月17日,汪曾祺先生忌日的第二天,我去福田公墓为汪曾祺先生献花。那天太阳很好,墓园十分安静。我随着立在路边的指示牌的引导,寻找汪老的墓碑。我终于在一面指示牌上看见了汪老的名字,那上面标明他的位置在“沟北二组”。沟北二组,这是一个让我感到生疏的称谓。我环顾四周,原来一排排墓碑被一行行生机勃勃的桃树环绕。几位农人模样的男子正散站在树下仔细地修剪桃枝。从前这公墓说不定就是村子里的一片桃园吧?而此时的汪老,就仿佛成为了这个村庄被编入“沟北二组”的一名普通村民。记得有一篇写汪老的文章里说,汪老是当代中国最具名士气质的文人。以汪老的人生态度,以他的真性情,“名士”、“村民”或者都不重要,若硬要比较,也许汪老更看重过往生命的平实和普通。我在汪曾祺先生与夫人合葬的简朴的墓碑前献上鲜花,我再次确信,汪老他早就坦然领受了头顶上这个再寻常不过的新身份,这儿离有生命的树和孕育生命的泥土最近。走出墓地时我才发现进门处还有一则“扫墓须知”,其中一条写道,“有献鲜花者,务请将花撕成花瓣撒在墓碑四周以防被窃”。但我没有返回“沟北二组”把鲜花撕成花瓣——心意已经在那儿,谁又能真的偷走呢?
今天,在汪曾祺先生的家乡,怀念他、热爱他的人们以这样的规模和如此的隆重,来追忆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人物,这一方水土的文化财富,使我感受到高邮润泽、悠远的文化积淀;我也愈加觉得,一个民族,一座城市,是不能没有如汪老这样一些让我们亲敬交加的人呼吸其中的。也因此,这纪念活动的意义将会超出文学本身。它不仅让我们在21世纪这个竞争的压力大于人与人之间美好情感相互赠予的时代,依然相信生活、相信爱,也唤起我们思索: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当怎样珍视和传承独属于我们民族的优雅的精神遗产,当怎样积攒和建设理性而积极的文化自信。
汪曾祺出生于1920年(与张爱玲同岁),江苏高邮人。汪家是一个士绅世家,祖父是清朝末期拔贡,开过药店,作过眼科大夫。父亲汪菊生是一位熟读经史子集的儒生,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花鸟鱼虫无所不爱。汪曾祺在气质、修养和情趣上较多地继承了他父亲的基因,从小受到正规的传统教育和父亲的宠爱,又聪颖过人。不仅有一个与沈从文一样无忧无虑的小学时代,而且还有一个沈从文和张爱玲都无法相比的天真浪漫、幸福快乐的金色童年。
在家乡读完小说和初中后,考入江阴县南普中学读高中。1939年(19岁)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入(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接触到大量的新文学作品和国外的翻译作品。1940年开始小说创作,最初创作的《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等,主要受到弗吉尼亚?伍尔芙、阿索林、纪德和普鲁斯特的意识流手法的影响,后得到当时在西南联大任中文系教授的著名小说家沈从文的亲自指导。1943年毕业后,先后在昆明和上海当中学教师,出版有小说集《邂逅集》。1947年(27岁)写于上海的短篇小说《鸡鸭名家》,在小说题材和创作风格等多方面都受到沈从文小说的极大影响,并显露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1948年到北平,失业半年,后经沈从文推荐任职于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第四野战军工作团南下,在武汉参加文教单位的接管工作,被派到一女子中学任教。1950年又调回北京,在北京市文联工作(1951年曾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到江西进贤县参加土改),1954年调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在此期间,参加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等文艺刊物的编辑。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长城外张家口地区的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1962年,调回北京,在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参加京剧现代戏《沙家浜》(《芦荡火种》)的改编,同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还参加了“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
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在80年代以后,进入创作的高潮期,创作出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风俗人情的小说,出版有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散文集《蒲桥集》、《孤蒲深处》、《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和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1987)、《汪曾祺文集》(四卷,1993)、《汪曾祺全集》(八卷,1998)等,受到很高的赞誉,曾掀起一个“汪曾祺热”。1997年在北京病逝。
怀念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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