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美文中的生命暖色与深情

中国散文网作者：刘宁发表时间：2014-10-02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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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美文中的生命暖色与深情

——陈长吟散文论

刘宁

山长芳色多，水吟诗意浓。中国当代散文家陈长吟的作品无论是展卷阅读，还是掩书遐思之后，都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种缠绵悱恻的情感回荡心头，有一种温暖的馨香直抵心灵深处。鲁迅先生讲：“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鉴此，本人拟以陈长吟三十余年的散文创作、特征以及其散文理论来观照一颗丰富的散文人的心灵，来展示人类多样而复杂的生命运动，以及由此而引发关于中国当代散文发展的短板与前景的讨论，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风·土·人

一方土水养育一方人，一个地域的山川地理、人文历史、古镇集市、民俗风情、歌谣俚语、杂话趣闻皆是激发作家创作灵感的出发点。陈长吟生长在陕西南部一个名叫安康的地域，在它的南部是巴山，北边是秦岭，两山夹持之间流淌着一湾清流就是汉江。真所谓“三千里汉江，三千里舟行，三千里风景，三千里流淌不完的故事。”汉江两岸的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给予了陈长吟斑斓绚丽的文学梦，提供给他渊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因此，当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他一登上文坛，便勾勒出汉水流域所特有的金橘棕树、秀竹茶园等自然景观，描画出一幅幅汉江两岸清新婉丽的画卷，展示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安详纯朴的生命样态。“站在船头远望上去，几百间小木楼整齐的排列着，并肩拉手挨挨挤挤；底层都是空的，斜坡上长着密密麻麻的木腿儿。象是孩子们在山下修垒了一排积木，又象是燕雀们在山下修垒了一排柴巢，稚气而又壮观。”这是汉江边上独具南国气质的杆栏式建筑吊脚楼。陈长吟展示出了这个地域人们的生存进取、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它是风情的骨血和灵魂，也是诗韵和旋律。这在厚重而质朴的当代陕西文学创作中是少见的，大概与贾平凹的早期作品有相似之处，然而作为汉江之子，陈长吟较之贾平凹更具有了悱恻的情调，旖旎的韵味。自然与人心相通，陈长吟在汉水流域的人文地理中寻找到了自己的情感认同，虽然《山梦水梦》《山亲水亲》《山韵水韵》这些如诗如画的早期散文作品并没有完全趋于成熟，但是却透显着生命的质感，小地域里孕育着大乾坤。

有幸的是，1991年陈长吟调入西安，从此后，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回眸故乡，又有了更多的机缘从这里起航走向新的征途。匆匆二十多年时间过去了，他蹀躞在长安街市，尽情地抒写着自己心中对这座城市的深情和感动，这个时候他的文风逐渐厚重起来了。他像波德莱尔笔下为作家在城市所定义的身份为流浪汉一样，漫步在街市，他发现莲湖巷竟然是他的最爱，《美文》是他最钟情的杂志。若干年后，逐把在这里的丰富感受写成了《莲湖巷》这篇小品文。他庆幸小小的莲湖巷里有自己的居所和位置，莲湖巷最吸引作者的是它“远离商潮的逼压，洋溢着文学艺术的专业气氛。”莲湖巷里是西安市文联办公的地方，里面聚集着一大帮编辑《美文》的文人，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贾平凹，还有老作家权宽浮、诗人沙陵、子页、作家叶广芩等都曾在这里工作过，并且写出了影响深远的作品。无疑，莲湖巷是西安一处人文胜地，古都的文化史上，它值得大书一笔。

不过，西安这座千年古都的都市文化不仅如此，还在于生活于此的文人的不断建构。上个世纪80年代陈长吟常去南院门附近收集旧书籍，南院门里有个“西安古旧书店”，在这里可以买到些古人的印章，像袁枚刻有“江山风月”的印章就是在此淘得的，陈长吟知道这是袁枚五十二岁时留下的作品，大概是想表达自己想过一种自由而随意的壮游生活。他还在这个书店淘到一些珍贵的旧书籍，如《古代十大散文流派》，法国作家克劳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农事诗》。漫步西安，陈长吟慢慢地发现了守心的城墙，指路的钟楼，案板街是一个声色味俱全的街市，西大街有民国时著名的甜水井，夏家什字街里的“督军府”是曾经藏龙卧虎的地域。……我相信文学对于文化形态及其所包含的文化关系的把握，有时比之史料的铺陈更有价值。陈长吟写西安都市更写生活在这座都市的文化人的种种生活情境。而他的野心似乎还要更大些，他在1990年代后期走进了中国的西部。西域札记、藏地随笔、心系云南等作品里书写出一片片神奇而独特的土地，于其中我们感受到作者内心深处涌动着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力。《朝圣者》讲述的是进藏的路上看不完的风景。《长长的转经路》描述出西藏的诱惑力在于长长的转经路，那是藏民灵魂超度，进入天国之路。《七月走祁连》将大西北奇特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传奇的故事融合在一起，具有豪迈之情。从古都长安的历史文化厚土到西部粗犷苍茫的裸土，大地意象在陈长吟的散文里日渐突显。

而在我心中，最喜欢的却是陈长吟笔下品评的千姿百态、文采斐然的文人身影，虽然他们来自不同国度，拥有不同的人生背景，甚至处于不同的时代，但是他们对文学的痴情却是相通的。在陈长吟这类文章中写得最好的是《我喜欢的十种书》，作者点评这些作家时，真可谓是字字珠玉，段段锦章，一语破的，寸铁断金。他点评袁枚时说：“亦庄亦谑，引经据典，才子文章。处处有生活，常见性情，是性灵文学的代表作。”他品评李渔是个真正的闲人，性情中人，没有官场的约束，自由散漫，天马行空。他评价孙犁是语言、文体大师，文章自然简洁质朴。品鉴汪曾祺时说那是骨子里的文人气，多年蓄养出来的。评价本雅明时讲，他的眼睛像照相机，拍摄下一个个独立的画面，每幅画面后边都藏着东西。说怀特，这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对乡野、庄稼、农舍、花果、动物都充满激情，因此，笔下弥散着温馨的烟火味儿。而在评价中国当代散文作家时陈长吟更像是老狱断案，掷地有声、干脆犀利，“烈酒是会让人醉的，醉得不知不觉难以醒来。”从写作《文海长吟》伊始，陈长吟作品里的文化意味强烈了，文笔逐渐洗练起来，思想也日渐深邃。

二、情·真·暖

对于文学批评者而言，首要的任务是发掘、品评优秀作品，之后便是对这些作品的总体艺术风格进行概括和提纯。陈长吟的作品融入了浓厚的深情，这一艺术特征贯穿他散文创作的始终。《巴教授与流浪狗》讲述的是人与狗相依为命的故事，在悲剧情节背后隐含着作者对人世间真情的呼唤。《一个书法家的爱情》描述了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遇到一位人生经历大波折的姑娘香儿，虽然两人年龄相差甚大，但是最终却因相互抚慰，结为夫妻，从而生活的幸福美满。毋庸置疑，情感是陈长吟散文里极其重要的构成部分，这种情哪怕是在为他人的作品写序时都表现的特别鲜明。“霏霏细雨中，王春撑着一把花伞走来，宛若一只高冠的、细长的花蘑，缓缓向前移动，最后，停在我的面前。”这样的文字仿佛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不像是品评别人的文字，反像是在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一旦涉及到两情相悦的爱情，陈长吟则更有感触了。他说：“有些人阅色无数，做爱无数，可一辈子没有动过真情，没有撕心裂胆的体验，到头来空空如也，他心中没有可思念的红颜，别处的女人也不可能挂念他怀想他。”两性间的爱及其审美是男女两性灵与肉的交融、身体和神态的契合、情与欲的共享、身与心的同乐，爱情当之无愧是人类情感中最美好、最富有激情和快感的活动。

至此，我们准确地说，情感是陈长吟生活的动力，为文的根本，在他的眼中，真正的情永远是赤诚的，不虚伪的，这就宛如孩子的眼睛单纯、天真，永远关注的是生命的本真。因此，散文家一定要单纯，要透出一些幼稚和天真。这样的观点和明代李贽的“童心说”是完全一致的，或者说陈长吟就是从李贽的“童心说”中获得灵感的。“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心所表现的是对人们所共同拥有的对真的向往，对美的爱恋。一旦有了这种童心，并用它去作文，便会不得不有感而发，不得不情动于衷。《两方砚台》里作者特意为一方砚台起名为“牧童砚”，在陈长吟的眼中，“一个小牧童拉着缰绳，撅起屁股趴在那儿，好像是与老水牛不听指挥与小主人顽皮抗争，乡村生活场景，情趣盎然。”能把一方砚台想象成一个小牧童，妙趣横生的描写恰是心中一份童真奔流而出形成的比喻和象征。

如果说情与真是陈长吟散文鲜明的艺术特色，那么暖则是他作品里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对于生活的苦难，在陈长吟看来，不逃避，不抱怨，惟有接受才是正理。这是一种豁达的人生观，是面对苦难时一种游刃有余的生存哲学。就此而论，陈长吟和汪曾祺的散文精神是一致的。他们皆能在苦难人生中捕捉到生活的阳光，在悲伤之里寻找到化解的良方。的确，在我们的生活中会有相当多的苦难，有人视其为悲惨，而有人则视为磨难，视为后者者则触摸到人类灵魂深处的暖色。而这种生命的暖色，有很多时候在陈长吟的散文里又表现为一种禅性，一种佛理，它让你看到生命的圆润和平和，体会到超越世俗的胸襟与无所顾忌的自由的人生态度，抑或说就是一种天真烂漫的童心与童趣。人间自有真品，而世上自有公论。陈长吟的散文又是入世的，他爱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书法音乐、饮茶弄玉、旅游摄影，所有的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在他的点染之下皆都能变成审美的因子。可以吟赏烟霞，也可以品味饭食，因为将这种人生平和的心态带到作品里来，陈长吟的散文就显得不急不徐、“前进而不激进”，标举着一种智情合致的思维范式，一种清明平和的精神气质，从而最终也能达到以散文来温暖人生，让散文做自己一生不离不弃的情妇。

黑格尔曾经讲，当自然形象见之于生命关注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时，就呈现出自然美来。动植物的灵魂只能停留在自然的状态，不是自为的，而人的生命之所以高于动物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具有心灵意识，而人的心灵意识只有从有限的漫游的迷途中解脱出来，即不受任何形式的羁绊，才是真正美的开始。把写作看作是一种违反动物原则的行为，是件自然不过的事情。陈长吟用生命在写作散文，或许在他的意识里，个体不免死亡，但是文学作品是可以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留存于世的。文学作品要发挥的作用就是引领人向善，让读者在作品中体悟人生，在苦难中看到光明，从而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不惮前行。这便是陈长吟散文的价值。

三、诗性·美文·现代性

至此，我们不禁要追问：为什么陈长吟的散文如此深情，又为什么阅读起来这么隽永？这大概源于他文本的诗性。所谓诗意就是不同凡响的，富有创造性的一种美文品质。陈长吟的散文是一种“诗性美文”，即是从“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所倡导的小品文而发展来的一种散文文体。不必追溯太远，在明清小品里就可以寻到踪影，到了“五四”之际又兼容了西方的Essays，于是，中国新散文里便有了作家的创作个性，融入了社会生活，引车卖浆者流，村妇骂街诸事皆入文中，真正是“不拘一格，独抒性灵”，讲究意境、韵味，并且一般来说采用分题合咏的结构方式，无论尺牍、序跋、游记、杂感“片语只字”皆可，故而，兴之所至，情之所至，随性挥洒，自能令人感动。陈长吟是从这个路子上发展而来的一位散文家，他有一个长长的书单，里面有：《闲情偶记》《小窗幽记》《随园诗话》《陶庵梦忆》《沈从文文集》《孙犁全集》《汪曾祺全集》《单行道》《重游缅湖》等书目，这些书目绝大多数是明清两代著名的小品文作家的代表作，还有一些是中国当代著名散文家的作品，以及西方文风灵动作家的杰作，沿着这样一个古今中外“性灵派”的谱系来剖析，便自然证实了陈长吟继承了中国传统小品文的精髓，又兼容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思想和创作手法，于是，他把中国古代的游记、小札、尺牍演绎地淋漓尽致，充分展示着中国传统诗性美学在小品文里的灵性。

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小品文之所以兴起，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小品文这种形式最能表现中国人的传统感性。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诗学文化精神是蕴涵在中国的现代小品文，抑或说美文里的。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所倡导的“诗当废律，文当废骈”的文学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几近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诗性魅力。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更在强调推翻一切传统。而在小说一跃成为文学的主体之际，小品文的写作仍不乏人。周氏兄弟最为著名，此外，还有朱自清、俞平伯、郁达夫、郭沫若、冰心等作家辛勤耕耘。这些作家为了自觉地反抗培育他（她）的传统，或许容易接受一种新的信仰和哲学，但是他们绝不肯仅凭意志去改变他们的感性。因此，当中国文人的传统感性在严肃的文学中受到压抑时，小品文对许多作家来说，就变成了一种帮助个人思想解脱的途径。即就是今天，散文的这种功能仍没有改变，所以在小说家铁肩担道义的时候，抒发自我情怀，表现自己情趣的任务就托付给了散文。这种现象有好的一面，即在中国新散文中更多地保留了中国的抒情文学传统，保存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但是也有坏的一面，那就是中国当下的散文创作越来越走向了窄胡同。

陈长吟深切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在各种艺术门类中，手法上表现最先锋最新潮的首先是美术，然后才是音乐、建筑，文学中散文最滞后。确实如此，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其他文类，关于这一点，台湾散文理论界早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1963年余光中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中说现代诗、现代小说都在接受现代化的洗礼，做脱胎换骨的蜕变，只有散文仍恪守着那根保守的传统“辫子”而陈陈相因。1995年林燿德在其《传统之轴与前卫之轮》一文中则提出了散文界要以现代性的方式大胆地创作足以美学震惊的新问题。王鼎钧则以“越区行猎”来强调散文的越界问题。显然，在散文现代化方面的研讨，两岸明显存在着不均衡，在大陆，散文发展的陈旧现状确实需要一种现代化革命。

对此，陈长吟说，当下中国散文（大陆），其一，是思想精神不够。缺少直面生活、反思历史、给人以震撼力的作品。其二，是文化学养不够。对散文的创作，文化观照、宗教情绪、哲学意味、通世思考尤为重要，而当前散文创作则出现流俗、流于表面和简单的现象。其三，是厚重大气不够。描写生活琐事、行走游记、家庭亲情、个人哀乐的小品式、随感性、印象式太多，而关注人类变化、生存环境、社会实践的较少，喜欢在田园牧歌声中散步，看不见暴风骤雨的地方，特别是那种即时的、信息量大的、包含面宽的长篇散文更少。其四，是艺术个性不够。泡沫式的泛滥比比皆是，有的浮皮潦草；有的淡若白水；有的满纸俗语，有的油滑取乐；有的高深卖弄，有的以翻炒古人的牙慧为本事。总之，在写作手法上没有大的突破，又缺乏新的坐标和出轨气象。而要解决的办法是，第一，要散文题材现代化；第二，要视角现代性；第三，要结构现代性；第四，要语言现代性。写一篇好散文就宛如要经过作曲时的音乐阶段，经过筑瓦造屋的构建阶段，以及宛如织布时的编织阶段。散文家创作首先要有音乐感，而这个问题实际上最终是落在散文的语言问题上了。任何一篇文学作品都要依靠词句来谋篇布局，所以散文语言要特别的讲究，尤其要追求现代性，就是要反对那些文白夹杂，半生不熟的语言；反对那些油嘴滑舌的语言；反对那些当街煎炸的臭豆腐式的方言土语；反对那种像锅里的沙子没淘尽的欧化式语言。真正的散文好语言应该是纯正优美、生动流淌、丰富形象的现代汉语，读起来朗朗上口，也就是符合音律。

“五四”把散文的正统地位改掉了，可是，今天我们又重新回到了散文的大时代，然而，我们今天的散文再也不能回到过去的老路子上去了，“破文类”是极其重要的新径之一。散文包容和超越于其他文类，因此，它是文类之母，它不应当是任何文类的附庸，这是目前散文界已经逐渐达成的共识。对此，陈长吟明确指出：现代散文已形成艺术与思想日渐严肃的趋势，这种事实的趋势是：一是独立的艺术性的严格要求；二是沉思的结果，扩展广度与深度，击破了时间与空间，更具立体性；三是一种心灵的自然流露，在笔法上极端自由；四是加重内涵的诗质，文字更趋于压缩；五是形式上走向不同角度的抽象。就陈长吟所列的五项散文发展事实来看，诗性美文应该是精短、简约、凝练的艺术。美文之所以浑身上下散发着魅力是在于它主体的精神状态上，故此，它的艺术风格无论是闲适冲淡，明快通达；还是沉郁质朴，或者睿智通脱，都应该追求直逼人的心灵，在精神层面上达到高度的自由，在思想层面上获得高度的哲学思考。

写到这里，不禁掩文而叹，陈长吟的散文从汉江发祥，之后溯流而上，在长安古都孕育了芳香，在大西北风情中砥砺了人生的风霜。岁月蹉跎，人世浮沉，不知觉三十余年过去了，但是却有一个声音不断在呼唤，那就是一个在诗性美文中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有情的人生。在个声音的引导下，我们可与陈长吟一起浏览汉江两畔的童话；一起观赏流淌汉唐风韵的长安书画；一起向西行，在那一片裸露的土地上畅想大西北的豪情和神秘。望青山绵绵，碧水潺潺，看悠长的莲湖巷，以及那失却不能再拥有的彩陶女的神光，陈长吟的散文竟是如此深情，如此温暖，如此真诚。……

2014年9月29日写于长安雁塔旁

2014年10月1日改定于长安

（作者简介：刘宁，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及当代文化、文学地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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