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 赖 出 逃

达 赖 出 逃

王宗仁

这确实是很早就有的心思了，我总想写一写达赖喇嘛。写他什么呢？似乎也说不清楚。但写他的欲望一直强烈着。每次到了拉萨，我走在八廓街上，冰凉的雨水涮洗着这条并不宽阔的古街的角角落落，雨下的很大，完全是一种古老情调。我斜望布达拉宫的金顶，发现那是一个辉煌的孤岛，它隐藏着众多的值得探索的丰富内容。我就想起了要写写他；拉萨绝对不是干燥的城市，夜雨常常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就涨满了拉萨河，街路也亮亮地闪着诗意浓缩着难得的渴望。比太阳起得早的是那些磕长的匍匐在湿漉漉路面的人。我看着那些从远方来又朝着那个超现实的远方顶礼和膜拜的信徒，和他们一起享受着生活的阳光也忍受着心灵的苦难。这时我想起了要写写他。

是的，我一直想写写他。在我产生了这个想法好多年以后，我终于惊奇的发现，我要写他原来是有由缘的。冥冥之中，像一条暗河潜藏在命运的隐秘处。首先因为在达赖逃往国外的1959年那个时刻，我作为一个汽车兵正在拉萨执行平叛运输任务。我和我的战友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在那个非同寻常的时间里，有这么一个很不寻常的人物，放弃大路却在幽深的暗道里爬向异国他乡。但我清楚地看到至今仍然记得公路边构筑的那些不规则的工事和堆放的沙袋，实实在在给我们的行车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再就是从1959年以后的几十年间，我数十次地到过西藏，不仅是拉萨河畔，就连日喀则、山南、亚东以及喜玛拉雅山都留下了我汽车的轮印。我的这些经历使我对西藏有了溅薄的解读，自然对这个人也有了溅读。这些可能就是我要写他的起因吧。喇嘛庙飞檐处那铃当摇荡着摇荡着，一阵紧似一阵的飞雪在山间和旷野在昔日和现实之间扬起无法忘怀的西藏故事，于是我对许多朋友说：有一天时光停下来的时候，我要写写他。当然是说他的时光停下来。盖棺定论，可以放开写。谁知他呢，不但没有停下来，在傍晚的病床前，这位慢慢变冷的老喇嘛，一位老人，竟然不安分守已地张扬起来。中国人谁都不会忘记2008年3月14日在拉萨旋起的那股黑风。他转了个身，影子虽然拂动了八廓街上的店铺，但他依然空空荡荡地守着印度北部那个山洼里……

我写他的心愿在这个时候最强烈。对他涂抹的“3·14”这个日子的不满，就这样成了我这次动笔的动力。

谁说不满是褒渎德高望重的圣贤？

我不满卷走大昭寺前银行门脸的那把烈火。

我不满把服装店花季少女送上不归之路的那只罪恶的黑手。

我不满从一座寺庙里奔腾而出卷入打砸抢烧洪流里的那伙红衣僧人。

我就这样开始写达赖喇嘛了。

但是直到下笔的这一瞬间，我才感到真的很艰难。我忽然明白，仅仅凭着怨恨是写不好他的，还必须以宽容的眼光和气度对他做出评价。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人物。他是一个藏族同胞曾经拥有，已经被内地许多人早就遗忘了，却在西藏人的心目中依然存在着的消失不了的神秘人物；他满身尘土，却唤醒过不少虔诚藏族信徒，唤醒后虽然晕昏昏地转了向，他们还在痴心不变地伸着额顶企望他的触摸；就是在他扬起那只飘泊了多少年已经变得枯瘦的手在拉萨指点祸害的时候，据说在遥远藏地一些乡野还有人端起他的像片昭示永恒。

落日从珠峰滑下山脊，耀眼的光芒从仰望中坠落。他从俯视子民到现在他仰望西藏，绝对不仅是视角的变化，而是积淤了他的多少忧伤和孤苦。

曾经有一个现象像弥漫在林间墓地的沉沉雾霭，让我胆怯、不安和怀疑。本来就对他的虚幻混浊不辩，偏偏在布达拉宫有了那次奇遇，这更使我一时失去了评断他的能力。时间并不久远，大约是九十年代之初，我在参观布达拉宫时，发现一些佛堂的神像前很不显眼地供着达赖的像片，当然只是一些小尺寸的小照。然而谁敢把他堂而皇之地放在这座神圣的宫殿里，实在让我吃惊。那是一个背叛了自己的同胞，逃离祖国，寄人篱下，应该受到人们谴责的佛教头目呀！这时我仿佛才清醒过来，印度北部那个山地离我们并不遥远！后来，在哲蚌寺还有其他一些寺庙，我都发现过这样的照片。还有朋友告诉我，在牧区一些牧民的家里也挂有达赖的像。为此，我专门安排了一次去藏北牧区的采访，证实了这一点。我问自己也问别人，为什么就不管一管呢？

最终我还是明白了。一个边活边死的人走在酷风冷雨中，其实他就是自己的掘墓人。尽管如此，我们的政府仍然给他以宽容和抱以期待。如果是一个把自己的民族放在心上又肯反思自己的有良知的人，他就该清洗浑身尘埃，回心转意。人们都在耐心地等待这个回转。当然，我们也不要忽视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达赖在藏家人心目中仍占有一定的位置。对西藏而言，达赖是西藏民俗、政治、宗教、精神和一切的需要。那是一个最高的活佛生命。就像当初藏人把他铸进自己信仰里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一样，现在要推倒他同样也需要一个过程。可以肯定，后面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当群众还没有达到自觉的程度去做某件事情时，任何强制的手段换来的必然是适得其反的结果。那张照片和照片背后的事情使我有这样的感悟：西藏是一个与我们置身的祖国内地的社会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人与宇宙、人与动物、人与人、与人宗教之间的特定关系，比我们所理解的信仰更坚韧更遥远。什么是信仰？藏家人会用自己那木讷得近乎愚昧的行动告诉你，他们为什么那么契而不舍的执著。

匍匐在地磕长头的信徒，他们用额头走路，仿佛从深潭中爬出来，身上还沾满千尺冰的寒冬，又仿佛要爬进另一个深潭。提高爬行的速度也许不是他们惟一的期愿，因为所有的匍匐者都做好了用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去亲吻大地的思想准备；

那些游牧者，像一片无根的叶子，找不到春天的门。谁能说得清，这片落了的叶子，还能不能再长到树上。然而不管游到何方牧到天涯，帐篷前玛尼堆上飘扬的风马旗永远都在祈祷他们走在黎明的路上；

在西藏，看不到真正的坟墓，那无处不在的天葬台是灵魂的居所。那里是旋转世界中最后的死寂。在人去逝的那一天，一个永恒的美好无比的灵魂将在苍鹰的嘴下显现于来生。

……

他们就是这样把自己的生活、命运和灵魂安排在这块贫瘠的雪域高原，更加沉寂，虽无法忍耐却顽强固执地承受着。谁要改变他们，难，非常之难！难怪毛主席1952年10月8日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慎重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燥，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改革。”

我想，我们，包括西藏的信徒们，正是遵循了这个教诲，达赖的照片才得以保留到他出逃后的三十多年。这是一个需要拯救的时刻，拯救的不是这张照片上的人，而是保存照片的人。

遍地的青稞在熏风中成熟了，不收割就要炸穗掉粒。

因了我的刻意安排，才有了下面这次特别的采访。我敢坦言，我的心绝对是虔诚的。对于那些磕长头的藏人，我一贯对他们崇敬有加，当然是敬而远之了。就是因为太远了，我才逐渐产生了要走近他们的愿望。愿望的愈来愈强烈，表明我的虔诚愈浓深。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面对的是一位还俗的活佛。

羌塘草原。

我已经悄悄地跟随他两天了。每天东方天际一吐出鱼肚白，他就漫不经心地从他住宿的地方（有时借宿牧民家，有时是他自己撑起的轻便帐篷）走出来，手遮额头看看高天的云彩，然后到河边或泉边洗脸净手。随之一个女人上前给他穿戴好护膝额套等，他就开始了磕长头，一步一个等身长头，不知疲倦地朝着拉萨方向磕着。在他身后约半里路的地方那个女人推着架子车，满载着家当慢慢地跟着他，总是保持不变的似乎相等的距离。我想那该是他的妻子吧！直到天黑，他认为磕到一个适合他们住宿的地方，才停下磕长头。如果这个地方是没有人烟的荒原，他就和妻子一起撑起帐篷。很快，帐篷顶上就飘起了炊烟。次日清晨他们再起程……

我知道我在白天是万万不可干扰他的，在他的心目中他做的事情是至高无尚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虽然他根本无法预测他这一路会遇到什么想象不到的困难甚至险情，可以这么说吧，他这长头能不能顺心地磕到拉萨去，他都说不清楚。但是他仍然要坚持下去，坚持就是他的信念。他丈量的是埋在心里希望的长度，怎能不是愉快的坚持呢？

这天傍晚，当他的妻子在藏北谷露这个地方撑起帐篷后，我走近了他。我没有想到我们谈得很投机，他告诉了我想知道关于他的一切。但是他拒绝通报自己的名字和住址，我能理解。

“当初为什么要出家，后来为什么又要还俗？”

“这个问题在你那里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要我说来其实很简单。出家，是为了一个祈愿，一旦发现这个祈愿不能实现时，那还不如还俗，做个平平常常的人更自由。”

我对这样的回答当然不会满意，便问：

“你有什么样的祈愿，为什么不得实现？”

“做个干干净净的无灾无难的人，可是我没有得到。我走进寺庙的头一年，也就是我刚满15岁的那一年，西藏就发生了叛乱，我们这些僧人也卷进去了。寺庙成了叛军最后坚守的碉堡。就是在拉萨的僧人在寺庙里乱乱哄哄的夜晚，我的信仰动摇了。后来我听说我心中神圣的佛主也跑到国外躲起来。此后，他总是传旨要西藏的僧人不必甘心眼下的平静，等待他的归来。可是，我的父母在我出家的第三年都先后离开了人世。我要等待到什么时候？”

“等待总会是漫长的，因为你将得到的也是漫长的吉祥如意。”我说。这是藏家的谚语，他不会不知道。

“我不想有这样的等待了，就怕等下去什么也没得到，到头来大祸临头。我确实有这样的预感。再说，我心里的她已经成老人了，我这一生做不了爸爸，还想当个好丈夫呢！”

说着，他指了指正在忙着做饭的妻子。一股香甜的牛羊肉味在山野浓浓淡淡地弥漫，飘散。妻子正快活地为他做着晚饭。

接着他给我讲了他的爱情故事。在他讲的过程中，看起来虽然已有五十开外却很美丽的妻子，总是不时地投来多情的眼神，示意他讲下去。好似在说：为什么不讲呢？美丽的故事要传遍全西藏才好哩！

“说起我和妻子的爱情，那真太有意思了！”他就这样开始给我说起了他们的故事。

那年，他刚14岁，即进寺庙的前一年，他死缠硬磨地爱上了邻村一个姑娘（就是他现在的妻子），没有想到姑娘的父母双双反对。怎么办？抢婚！其实抢婚是他们地区的一种婚俗，哪怕是男女双方都愿意结婚，双方父母也同意，也不能自由过门，要通过抢婚来实现结合的愿望。怎么抢？男方或女方约上一帮哥儿们去抢心上人。那是实打实地抢呀，如果抢不到人，活该，这门亲事告吹！最有趣的是还有姑娘父母约定未来的女婿把女儿抢走的情形。抢到了人，还得举行结婚仪式，喝酒、跳舞，乐乎通霄。这种粗野而浪漫的婚俗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后仍然延续了好些年。他呢，抢婚未成，原因是对方父母把守得太严，久攻不下。他灰心丧气，不久就出家了。没有想到佛堂的事也不顺心，一气之下他就返俗回家。二十多年过去了，姑娘还未出嫁，苦苦地等着他。继续抢婚。这回大功告成。

抢婚，它是漫长黑夜中的一盏酥油灯，亮在西藏冬季的深处，凄美，温馨，独具诱惑。那摇曳着的微小的光芒，洞透了多少恋人的梦幻与怀想，包括此刻站在我面前的这位还俗的活佛和他的妻子。世界就是这样大，许多人试图通过一些刻板的语言组成的信条拯救不了的疑难杂症，却被这盏吐着微小光亮的酥油灯幻化成明亮！

抢婚。我真不知要多少遍去诅咒它，又想多少次去亲近它！我继续问他，这位在我面前突然变得可亲可爱的昔日的僧人：

“你既然还俗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庄重地去拉萨朝圣？”

“朝圣和还俗是两回事。我这一生难免会有罪过，这不是还俗对我的惩罚，也许我的罪过在我爱上姑娘那时就附在我的身上了。谁能没有罪孽呢？在我走出寺庙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会有人用一种避邪的眼光看待我。没关系，我要走我的路，顾不得这些了。我承认我有罪过，我的罪过是用脚量不出距离的，只能用身体去量。为了我和我妻子今生、来世的圆满，吉祥如意，我必须要用我的身体去叩响大地。我只有爬在地上才能看见暗暗地黑下来的天空在尽头之外的辉煌。我到拉萨以后，还要去大昭寺、布达拉宫、哲蚌寺转经进香，还准备步行到藏南的桑耶寺和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然后就走着回家。”

我的感动绝对是由衷的。我问他：这样下去，你要耗去多少时间，而且……

他打断了我的话：而且我能不能活下来，你是不是要说这一句话？当然我是做好了最坏结果的思想准备，很可能回不去了。不过，我是准备要回家的！在一年以后吧！

谁如果把他讲的这话当成忧伤的最后表露，那肯定就错了。我是当事人，我完全能佐证他是用十分轻松的口气告诉我他面对的“可能一去不复返”的境遇。这确实让我惊讶，当然更多的是敬重。为了宗教的信仰，可以坦然面对死亡，这是另一种无畏的勇士！

我的采访不能算结束，因为我似乎还没有得到他真正要说的还俗后为什么还要用身体丈量西藏大地的动由，起码是还没有什么十分清晰的说明这个动由。阳光只为我洞开了一道虚掩的门，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吗？不，我看到了！毕竟是在1959年的那场叛乱中动摇了他对寺庙的神圣向往，寺庙的佛堂不是成了叛军最后坚守的碉堡吗？不是他的目光腐蚀了西藏的那个夜晚，而是有人确实接受了这样践踏、撕咬和冷冰冰的背叛。死亡是一种典型的迟钝，降低死亡的海拔只能是人民手中的石头。

那几封信上的手印证明了这一切，那是谁也无法掀掉的一页历史！

正是那一夜，达赖趁着朦朦月色逃往国外。奇怪，拉萨那夜明明飘洒着珍粒小雪，为什么会有月色？

自己最熟悉自己。有的人把自己掩闭得很紧很紧。六月照样飞寒雪。

我在这里回述达赖从拉萨逃走的前前后后，涉及到的那些人物，也许他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个世上，也许有的已经在另一个世界里游荡着不安分守已的灵魂。我不管今天也不管后来他们的变化，只管那一刻。真实是第一位。

1959年3月的拉萨，是一个砒霜杀伤阳光的日子。一把蓄谋已久的大锤砸在布达拉宫疼痛的心脏。八廓街成了一块烧红了的铁，柔软、灼烫，近乎透明。柔软——是被沉重的藏靴踩踏；灼烫——是火对疾的渴望；透明吗？夜自身的黑最能显露微亮，那怕是鬼火。

一场山洪即将怒暴，有人体内的河流终于找到了出口。立即，一些人改换了行头，一些门脸改变了态度。

这天，刚刚脱胎而出的噶厦（西藏地方政府）部分官员和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的首领等人杂合的西藏叛乱武装总部，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的名义发出的命令，在拉萨街头四处宣传，张贴。命令说：“为了反对共产党和获取西藏独立的武装斗争的胜利，所有18岁到60岁的人都必须自带武器、弹药、食物等，立即赶到拉萨，不得怠慢。”

这个命令展示的日子对许多人会是千里万里远，但是风风雨雨跟上来的人也不会太少。很快，由西藏各地闯进拉萨市的叛乱武装就达到7000人。他们集中盘踞在罗布林卡及其周围。那里是达赖的“皇宫”。随之西藏地方政府就慷慨地打开布达拉宫的武器库，公开向叛乱分子发放枪支弹药；

三大寺的1400武装喇嘛进入市区，进了布达拉宫。修建了不少地堡，堆放了大批沙袋。还在市区的大昭寺、小昭寺和一些贵族宅院设立据点；

藏军主力第二团占领了药王山，控制了拉萨市制高点。居高临下，直接威胁西藏军区大院和西藏工委的安全；

叛乱武装在青藏公路管理局一线构建工事，还修筑了炮兵阵地；

大批叛乱武装分子、武装僧人和康区叛乱武装骨干分子，继续往罗布林卡开进。他们割断了拉萨西郊与市区的联系；

整个拉萨的叛乱武装与驻拉萨的藏军进入了临战状态。

……

山的尽头不再是山，而是枪弹。

路的尽头不再是路，而是工事。

满城的惊慌，满城的阴云。不是一触即发，而是箭已离弦。

那个“西藏人民代表会议”派出12名代表，前往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表示西藏正式“独立”，要求印度政府给予支持和保护。印度驻拉萨总领事蔡伯尔接见了这些代表，答应要转告其政府。

叛乱分子纠集近千名群众手执小白旗，绕八廓街游行，高喊“西藏独立了！”“汉人滚出去！”

这个颠复的日子被那些叛乱者加上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名目：保护达赖。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

此刻，达赖呢？

罗布林卡，达赖宫殿左边一间平房里。

他坐在椅子上，双手扶着前额，满脸愁容。

一枚落叶，难道就这样开始追逐自己的末日？

他的侍读江措林活佛把一封信递上来。他接信。这是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写给达赖的亲笔信，已译成藏文。

敬爱的达赖喇嘛：

你表示愿意来军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但是由于反动分子的阴谋挑拨给你造成很大困难，故可暂时不来。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

1959年3月10日

读完信，达赖的忧虑增加了。他自言自语：保护我？他们说是为了我的安全，实际上是危害我！

这时候的达赖并不以为自己已经失去了行动自由，但有点身不由已他是感觉到了。到军区去看演出是他自己定的事，却由不得他了。

达赖对江措林活佛说：你能不能到军区去把我的处境给他们谈一下。

达赖没有想到，江措林也没有想到，他们的行为已经受到了限制。江措林被人挡住了罗布林卡的门口，不准外出。

此后，直至被劫持，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罗布林卡一步。

达赖到西藏军区看文工团演出的动意，始于2月7日。那天西藏地方政府在布达拉宫举行一年一度的“破九跳神”宗教仪式。达赖与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和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应邀前往观看。他们在交谈中，达赖主动提出：“听说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邓少东和郭锡兰当即表示欢迎，并且说，请达赖喇嘛确定时间，军区随时可以派文工团到罗布林卡演出专场。达赖说，演出要舞台和布景，在罗布林卡演出不方便，就在军区礼堂演出，他去顺便看看新建的大礼堂。之后，军区、西藏地方政府以及达赖本人三方经过几次商定，达赖看演出的时间定于3月10日下午3时，军区礼堂。

这不是黎明的边缘，因为黑暗还沉默地笼罩着每一颗善良的心。

就是在这时候，西藏上层爱国人士阿沛·阿旺晋美获悉，西藏地方政府的几个主要官员和达赖的副官长帕拉·土登维登正阴谋策划挟持达赖逃走。此时，1959年3月9日。

这天傍晚，谣言卷着烈烈西风在拉萨街头传开：“达赖喇嘛明天要去军区赴宴，汉人准备在席上毒死达赖喇嘛，每家要派一个人去罗布林卡请愿，要求达赖喇嘛不去军区赴宴。”

一座旧生活的阳台，正被有些人出卖着阳光。

3月10日上午，西藏军区大院打扫卫生，路面洒水，张挂彩旗。军区大礼堂为达赖安排绒布软椅，准备了招待的茶点。文工团员在后台忙着化妆。观看演出的藏汉族干部提前入座。谭冠三等军区负责人，等候迎接达赖喇嘛前来观看演出。

谣言，威胁，煽动，抢购，骚乱……数千人在街上拥挤，叛乱分子歇斯底里地吼叫着，他们用石块和木棒打碎国营商店的橱窗和国家机关的门窗，在大街小巷设置路障，砍倒电杆，割断电线，袭击军车，打冷枪……奔跑闹事的人身影越来越小，喧嚷声却盖过了奔跑。

那是谁，大汗淋漓地跑着，蹬着自行车？

索朗降措。他是自治区筹委会委员、藏族爱国人士。满城的谣言传入他耳中后，他立即骑上自行车上街去探询。索朗降措心急腿慢地蹬着车子，把时间交给了两个脚蹬。他刚到罗布林卡门前，就被叛乱分子用石头砸死。血浆溅在脚蹬上，两只脚蹬还在空空地转着……

一个血腥时代的开始是没有开场白的。

下午，大体是达赖约定看演出的时间，叛乱分子用一匹马拖着索朗降措的尸体在拉萨市游街示众，惨不忍睹。按季候这已经是走进春天的日子，为什么拉萨却是阵阵泛骨之寒？

这是毫无疑意的，冬天还没有化完的雪已经舔尽了布达拉宫金项上最后一缕阳光。拉萨河沉浸在呜咽之中。

……

达赖读完谭冠三的信，久久不说话。

风马旗在罗布林卡的围墙外绾着天空中的乌云。他沉思后，简简单单地，稍事掩盖。次日，3月11日写了回信：

亲爱的谭政委同志：

昨天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您毫不计较，送来的信出现在我眼前时，顿时感到无限的兴奋。

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几天以后，情况安定了，一定同您见面。您对我有何内部的指示，请通过此人^①坦率示知。

达赖喇嘛亲笔呈

    ① 指阿沛·阿旺晋美。谭冠三写的信都是通过他传递。

谭冠三接信后，又立即给达赖喇嘛写了第二封信：

达赖喇嘛：

现在反动分子竟敢肆无忌惮，公开地狂妄地进行军事挑衅，在国防公路沿线（罗布林卡北面的公路）修了工事，布置了大量机枪和武装反动分子，已经十分严重的破坏了国防交通安全。

过去我们曾多次向噶厦谈过，人民解放军负有保卫国防，保卫国防交通安全的责任，对于这种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实难置之不理。因此，西藏军区已去信通知索康、柳霞、夏苏、帕拉等，请他们通知反动分子，立即拆除一切工事，并撤离公路。否则由此引起恶果，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特此报告，您有何意见，亦请尽快告之。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

1959年3月11日

几乎是在谭冠三写这封信的同时，中央在电示西藏工委《关于西藏反动上层公开暴露叛国面貌之后应采取措施》中指出：

“对达赖本人仍多方做争取工作，但是不要怕反动派把达赖劫走，敌人这样做，不论是否达赖本人的决定，对我们毫无坏处……对拉萨四周的反动武装进入拉市，不要阻挡，因为增加一两千人，并不可怕。如先阻挡，则在形式上是我们先打，这样政治上不利。至于药王山，目前不要控制，只在正式打开之后再行占领。”中央还指示要切实保护爱国上层人士的安全，“可劝他们靠近军区，或迁入自治区筹委会内。”

拉萨这个大湖，哪边是柳岸，你就会在哪个草墩上撒网。文成公主亲手栽下的唐柳遥指军区机关大院。仅仅三两天时间，就有六七百人迁入到那里，包括自治区筹委会几位著名爱国人士和他们的家属。阿沛·阿旺晋美提出仍住在他自己的宅院中，以便对达赖和噶伦们进行工作。

3月12日，达赖喇嘛见到谭冠三的信函后，立即作了回复：

亲爱的谭政委同志：

昨天经阿沛转去一信，想已收到了。今早您送来的信收到了。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的人民会议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今天早晨北京时间8点半钟，有少数藏军突然在青藏公路附近鸣了几枪，幸好没有发生大的骚乱。关于您来信中提的问题，我现在正打算向下属的几个人进行教育和嘱托。

您对我有何指示的意见，请知心坦率的示知。

达赖

12日呈

在这几封信中，达赖越来越流露出了一种无可奈何、莫精打采的姿态，犹如秋阳夕下的光辉，淡出田野。真实吗？

他的背后分明是气势汹汹的队伍，秋天完好无损，何谈秋阳淡出？

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此时的达赖好似一条鱼，一条老得快游不动的鱼！

不对了！说是鱼，也许是吧。但绝不是岸上的鱼。他依旧在水里游来游去，只是一时找不到倾诉的空间。他当然有委屈的眼泪的，如果擦掉这鱼的眼泪，就会让人类的淡水枯竭吗？

我们自然而然地要把高瞻远瞩这四个字送给毛泽东主席。就在许多人为达赖的委屈抱以同情的时候，当时正在武汉的毛主席看了西藏工委关于西藏叛乱的几份电报后，于3月12日指出：“中央的方针，完全正确。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这种‘被迫’是很好的）早日解决的可能。看来，达赖是和其他人同谋的……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1）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2）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毛泽东还指出：“达赖及其一群，他们的心理是矛盾的，觉得胜利有望，又怕打而不胜，逃不出去。他们逃走时，我以为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不服不行！惟他透析到“达赖是和其他人同谋的”。大雪封山后，什么是最好的途径，达赖能不知吗？看人看事就是要透进本质！

这使我不能不想起这位伟人1933年写在战场上的诗句：“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村庄不可避免地成了战场，刚刚平静下来，硝烟还在村子上空缭绕。墙壁上的弹洞在诗人眼里是从来没有过的美好景观，宁静而清翠。这感恩的大自然仿佛也懂得了诗人此刻的愉悦心情。这是战争、还是美景？毛泽东的战争审美观！战争使该死的死去了，值得归来的都会如其归来。属于生命的最终将属于生命。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阶级本质决定了西藏上层少数反动分子要闹事。不必阻拦，达赖爱上哪儿就让他去吧。这样西藏问题有早日解决的可能性。

毛主席的预测在西藏发生叛乱、达赖外逃之后很快就兑现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烧毁了千年的农奴制度。从一定意义讲，是达赖的外逃催生了一个新西藏！

所有的石头都会因了一条河而生动，栩栩如生的生动。但是再大的巨石却无法穿过一个伟人的身体，因为他就是一座石堡。毛泽东！

反动分子加紧筹划劫持达赖出逃的工作。

15日，他们拟定了一个150人的随行人员名单；物色了7名年龄、相貌同达赖相似的僧人作替身，准备了与达赖喇嘛相同的衣服；选定了出逃路线。有4名叛乱分子到拉萨河热玛岗渡口做了具体安排。

亲爱的读者，你千万不要把我的这些描写当小说读。不是的，绝对不是！我在这篇散文里写到的所有事情，包括人名、地名、时间，每个细节都是真实的，可据可查。你可以在1995年8月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息西藏叛乱》，还有2008年3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解放西藏史》里找到。其实，谭冠三和达赖喇嘛来往信件，早在1959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就公布了。达赖的藏文亲笔信的照片，亦于当年4月8日《人民日报》公布。

达赖出逃在即。这时他仍然坐在那间平房里的椅子里，阴云满面。也许他这会儿真的有些身不由已了吧！

赶在叛乱分子在热玛岗渡口探查、安排出逃的前一天，即3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自拟定给达赖的第三封信。这封信仍以谭冠三名义又送给了达赖（《邓小平军事文选》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

敬爱的达赖喇嘛：

您11日、12日两信均敬悉。西藏一部分上层有力分子所进行的叛国行为，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这些人勾结外国人实行反动叛国的活动，为日已久。中央过去一向宽大为怀，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处理，而西藏地方政府则一贯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实际上帮助了他们的活动，以致发展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局面。现在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国分子。否则，中央只有自己出面来维护祖国的团结和统一。

您来信中说，对于“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对于您的这种正确态度，我们甚为欢迎。

对于您现在的处境和安全，我们甚为关怀。如果您认为需要脱离现在被叛乱分子劫持的危险境地，而且又有可能的话，我们热忱地欢迎您和您的随行人员到军区来住一个短期，我们愿对您的安全负完全的责任。究竟如何措置为好，完全听候您的决定。

另外，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决定于4月17日举行。特此告诉您。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

                                         1959年3月15日

毛泽东看到邓小平拟定的以谭冠三名义给达赖的信后，于15日下午批示：“答复达赖的一封信，很好，政治上使我处于主动。看他反应如何。如有复信，不论态度怎样，均应再复一信。以后礼尚往来，可再给信。这些信，准备在将来发表。为此，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

毛主席以上批示，可见《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

3月16日，达赖给谭冠三回复了第三封信：

亲爱的谭政委同志：

您15日的来信，方才3点钟收到。您对我的安全甚为关怀，使我甚感愉快，谢谢。

前天藏历二月五日（公历3月14日）我向政府官员等的代表70余人讲话，从各方面进行了教育，要大家认真考虑目前和长远的利害关系，安定下来，否则我的生命一定难保。这样严厉地指责之后，情况稍微好了一些。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线。一旦几天之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之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届时先给您去信，对此请您亦采取可靠的措施。您有何意见，请经常来信。

达赖

16日呈

这是达赖留在中国大地上最后的足迹。

他这么说了，但却那么做了。

此刻，1959年3月17日晚，这个世界依然静静的无风有浪，微动的碎浪。月亮高悬，拉萨河在月下似不平静，又似有闪烁其辞的话语。河面辽阔，却不想沉默。

几个叛乱首恶分子携达赖喇嘛及其全家人，在数百藏兵的“护卫”下，仓促地从罗布林卡南侧的热玛岗渡口渡过拉萨河，在南岸牛尾山下登岸，向山南方向逃去。印度……

夜风拍动拉萨河。

流得安静。

北京有话，对达赖不加阻拦。

达赖出逃，毛主席指示：

“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为此，保留了达赖喇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的职务，直至1964年。此举表明中央对外逃达赖的处置是留有余地的。

这么多年了，就在人们应该彻底忘掉他是一个异乡人的时候，他出尔反尔地突然在拉萨又摇控操纵了一场骚动。

是的，会像40年前一样他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壳，无灵魂的躯体。

这个沉重的日子，他还会有当年坐在罗布林卡一侧那间平房里椅子上的那个心情吗？

日渐衰迈的身体，独自而去。

（王宗仁的西藏题材的散文和报告文学，在全国多次获奖，影响很大。现刊出这篇写达赖喇嘛的新作，以飨散文网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