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苍天给我一条路
王鼎钧
抗战时期,我读流亡学校,一面随着战局迁徒,一面上课。母校发生的最大事件,就是“西迁”,由安徽迁往陕西。
西迁大事,除了“过路”,应该还有“入山”。在河南省过平汉路(日军的封锁线)只消“一步”,由宛西到陕南,要穿过伏牛山脉和武当山脉,翻山越岭,那可是八百里的崎岖。
回想当年,至今捏一把汗。入山赶路,男生也不能掉队,半大不小的孩子落了单、会迷路、会遇狼。平原行军我都力不从心,入山如何得了!
后来知道,山路“一天九岗十八凹”,人烟稀少,“一人两屋即成村,百里还称是比邻”,由黎明到昏夜,没命的奔。小男生小女生从后面抓住大哥大姐背包上的绳子,大家走着走着睡着了,两眼不睁,两腿不停,路旁休息十分钟就睡十分钟,喊他上路,他跳起来走得比谁都快,他走的是来时路,是回程,你得一把抓住他,连摇带晃。男生走到脚烂,女生走得闭经。我的生命一定被山淘汰,被我的“麻烦症候群”淘汰。
内乡一个多月,我竟没有任何规划。我完全脱离了现实,思路纷乱,不能集中。苍天在上,我不早不晚突然生了一个疮,而且不偏不倚地生在右腿鼠蹊之旁,不是大病,无生命之忧,但不良于行,可以列入病号,走水路坐船。苍天怜悯我,不,苍天怜悯我一生行善的母亲。文章写到这里,我跪下祈祷。
这个疮来得突然,无声无臭,右大腿内侧靠近“鼠蹊部”起了圆形的硬块,像塞进去一个桃子。等到它熟透变软,正中央出现了小小的火山口、溢出浓血来。我赶紧到医务室找护士,问这种疮叫什幺名字,她说没有名字,中医称为肿毒。还好,我从小就听中医说“病怕无名,疮怕有名。”陈百融同学说,他在河南界首住“流亡学生接待站”的时候,他的鄢陵同乡张坤木生了一个疮,外表不红不肿,只是痛,只是有个疮口每天流血流浓。大概全身肌肉都化脓外流了罢,死的时候骨瘦如柴。那叫“贴骨瘤”,医书上有图有样。
我们的护士姓戚,她下手治疗,动作很快,先把患部包藏的脓血挤出来,再把纱布剪成又窄又长的带子,用黄药水浸透了,从疮口往里面塞。纱布和黄药水是医务室里仅有的药物。现在想想,那样的治疗简直是儿戏,可是那时候她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大约一公尺长的纱布全寒进去,镊子不会碰到疮口。每天换药一次,把沾满脓血的纱布取出来,把浸透了的黄药水的纱布塞进去,人虽长得高头大马,但是手法轻妙,我几乎没有感觉。
我们的护士实在是个好人。她本来也是学生,和未婚夫一同出来流亡,宁愿自己就业,让未婚夫去读高等学位,她用那一份微薄的收入接济爱人,养活自己,还把爱人的小弟弟带在身边,照顾他读书。这教人产生许多温馨的想象,例如,他拿到了学位,和她结了婚,他用一生的柔情来报答妻子。
多年后,我们算是懂事了,一想起来就觉得非常担心。我们渐渐能够以男人的眼光发觉她不是一个可爱的女子,她的身材、面容、性格,恐怕都不能使她的中学同学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回到她的身边。她实在不该自己原地不动,用尽力气把未婚夫推举的那幺高那幺远。一个人用生命编写剧本时,要先想想自己能在其中扮演那个角色。
又过了多年,我终于听见了不愿听见的消息。那男子果然和别人结了婚,她曾经投水自杀,幸而(或者不幸)被人救上岸来。
转述故事的人往往把故事的结局省略了,在真实的生活中,结局往往是盘中的残食。我不知道她怎样度过凄苦的晚年,或者上帝安排了补偿。也许上帝只是打发一位和尚告诉她,她不该有那幺大的野心,想为自己创造一个有高级学位的丈夫,野心才是痛苦的来源。
我们心地善良的护士对学校当局说,我不能爬山,必须坐船。此行有水旱两路行进,水路雇船溯汉江而上,承载档案、粮食、病号和年老的教职员,限制很严。我们大慈大悲的护士力争,她说武当山里野狼多,我若掉队,一定喂狼。
我于是羞答答坐板车到了老河口。那是对日抗战的年代,老河口当时是美国空军基地,河南战役中一度陷入敌手,两天后夺回。记得老河口的街道很窄,很长,也很直,两旁的房子很高,两层。多年后,看巴拿马运河,还想起这条街。我们走在街心,仿佛伸开两臂就构得着两边的店铺人家,那些人显然是非常努力地生活着,但是与我们完全无干,我们在老河口市民的拥挤与漠视中浩荡了片刻。
山近了,山脚的人家也近在眼前。全是石板屋,像梯田那样一级一级排列起来,那由人走出走进的门,你可以说是洞窟。山东人说“河边出财主”,郧阳推翻了这句话,他们穷,甚至不能供给我们一杯清洁的饮水。在这里很难找到“文明”,即使是一张月份牌;这里却可以找到“文化”。那就是鸦片烟!我上岸乱步,望着没有历史的老人,没有前途的孩子,更难过的是他们没有现在……这时,我忽然闻到一阵阵鸦片的“芳香”!我把船上的人都叫过来,一同为这意外的发现而惊愕而悲酸。
我们逆水行舟,地势越走越高,江面宽阔水势舒缓的地方可以凭借一帆好风,越过激流浅滩就是依赖“纤夫”。纤夫的职业是像拉车一样的拉船。这时为减轻船重,乘员都上岸步行,这就给我们一个机会,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们的工作。在竹纤的末端,他们一个工作群前后错落的分布着,为了节省鞋子,他们赤足,为了节省衣服,他们裸体。不知从那一代起,纤夫的先进发现劳动最容易损坏衣服,而他们这些荒山在野流血流汗的人穿衣服也毫无意义!在这些梯形的小村庄里,纤夫是主要的生产者,是全村的精英分子,他们的需要先被视为特权,后被视为当然,所以,他们从洞窟里走出来的时候已一丝不挂,根本省略了穿衣服脱衣服保管衣服之类的麻烦。在有工可以做的季节里,他们赤条条来来去去,俨然是自以为穿了新衣的国王。
这个工作群的最前端,有一个衣履整洁的人,他一面走一面唱歌,纤夫是依歌声的节拍用力或换步,把各个分散的力量一致集中。在那歌声里,我无法安顿自己的思想感情,二十世纪!人兽不分的生活!管教养卫的国民政府!但是,据说,这般意见不是侮辱了劳苦大众,就是破坏了政府的威信。
我或者可以说,这不是风景,一切不是风景二字所能概括。为甚幺,到底为什幺,这样优美的山水,这样龌龊的生活?土地不是为人民而设吗,为什幺只看见骄傲的土地、猥锁的人民?“厌看人寰且看山”,没有办法,眼睛看的是山,心里想的是人。山在两岸夹峙,像看护临床那样守望着水,水是果断的也狡狯的从她们的臂弯里逃脱,逝者如斯,而把我们的纤夫牢牢地拴在纤索上、拖着那个肮脏的破旧的奇形怪状的东西,世世代代,生生死死!
纤夫有他的不得已。山地比农村更落后、更劳苦,每座山都是一张脸,愁纹深刻,肌理僵硬。每个山地人的脸也是一座山。
就说我们的船家吧,他从来不用卫生纸,每天蹲在船尾方便,事后伸出手指收拾一下,两把手放在江水冲洗。他也从来不用肥皂。正是这双手,每天还为我们煎鱼煮饭。我们又何尝得已?
恕我直言,我实在无法爱他,我们和他共处,出于“一时的不得已”。推想由国民政府委派到此山此水“为民父母”的人,他们是否爱那些鱼腥刺鼻的石板屋?是否爱那些出生以后从不刷牙的儿童?是否爱那脱光衣服拉纤、穿上衣服抽大烟的男子?我看他们心里也没有爱,他们来到这块只生石头不长五谷的土地上,也是“一时的不得已”。天不时,地不利,匹夫夜呼“人民的军队爱人民”,江水沸腾。
即使是踏着高低不平的石板路长大的年轻人,心里恐怕也有个“不得已”的念头,看他用什幺样的眼睛注视悠悠江水,又用什幺样的眼睛打量这些匆匆过客!他们一定觉悟只有远走高飞,只有化成蛾丢弃了茧才可以自救。“人挪了活,树挪了死!”走吧,门外就是东去的大江。顺流而下,易,溯江而上,难,离家的人一去不归,留下来的人断奶,含着一个又一个奶嘴,忍受永远的不得已。
想起两千里的长程,一路上听各地民谣小调胡琴洞箫,风味不同,总起来都是愁苦。想河南的旱灾,千万灾民到阜阳就食,男童女童头上插着草标,待价出售。淮上水灾,灾民牵着儿女的手沿街叫卖,男孩无人问价,壮汉抢吃抢喝,为一个馒头遭人用扁担打死。想那场瘟疫,多少人走路摇摇摆摆,扑通倒下去,再也起不来。妇人坐在墙角里,死了,怀里的婴儿还在哭哭啼啼寻找奶头。那时是热血青年,钢铁肝肠,现在回想,椎心般的痛。有人说,这算什幺,你见识少,大惊小怪!我不敢反驳。李自城攻破北京的时候,崇祯皇帝问女儿“汝何不幸生于帝王家”,他不知道在他治下有无数百姓早已问过自己的女儿“汝何不幸生于百姓家!”他何尝明白“不幸生于百姓家”是因,“不幸生于帝王家”是果。
政府,也是老百姓的另一种“不得已”吧?如果他们有声音,他们也会说,“请恕直言,我实在无法爱你。”一九四九年机会来了,国民政府和人民互相遗弃,不必争论谁先遗弃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