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生死时刻

 父亲的生死时刻

刘家全

序

我有两位父亲，一位生父，一位养父，他们还是亲兄弟。由于爷爷去世早，婆婆（奶奶）年轻时就守寡持家，当然是我们这个家大事的最后决定者。婆婆在我还没有出生时就作出安排，将来大儿子如果再生个男孩便过继给她的二儿子。我出生后婆婆直把她这个孙儿当成一条红丝带，这头拴着老大，那头牵着老二，还给我起名叫“家全”。婆婆希望这个大家庭永远和美。

在我爱好上文学写作，近几年先后写出了《母亲花》《婆婆树》等纯文学亲情系列散文后，就一直想写两位父亲，我知道他们的故事既丰富又精彩，但首先涌现于脑海的却不再是亲情方面，而是关于生父的一件天大之事——生死时刻，因为这关乎到会不会还有他的后半生，能不能还有我这个生命体的降生。事实上，叙写这件大事，纯文学的亲情叙事方式也不得不放到一边了。

一

这件天大之事是在我十三岁时第一次才知道个大概。当时父亲已经重病在身，卧床难起。一天中午我给父亲端去饭，饭有点烫，便放在炕头上凉着，父亲吃力地撑起身子半躺着，深情地看着我，他说想和我说说话。

这让我有点意外，因为父亲自解放后就一直担任着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个大队的书记，平时完全忙于工作，回到家也总是一脸的严肃，我们兄弟姐妹都有点怕他，很少有面对面说话的机会，所以今天父亲这么一说，我一下子就激动起来，马上伏身在炕沿上，非常认真地听父亲讲述。

父亲说，你来到这世上真不容易呢！看看这里。父亲说着撩起胸前的衣服。我很少见过父亲脱了衣服的肌肤。这时父亲胸口皮肉上一道指头粗的疤痕一下子跳入我的眼帘，疤痕从右到左贯穿整个胸脯正中，疤痕上下的皮肤都向疤痕集中，抽成一条条皱纹，像爬了许多蚯蚓或毛毛虫，真的很不好看。父亲指着疤痕说：这是解放那年国民党中央军打的枪伤。要是再深一点，当时就没我了，也就不会有你啊！

父亲顿了一下，以最后告诫的口气说：家儿，你已经十三岁了，也该懂事了，你要好好念书，将来要有出息！说完父亲仍看着我，明显还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最后只深深地叹了口气，眼睛微闭上又慢慢躺下去，两边眼角同时流下了两行泪水。多少年后每每忆起那个情景，我总会想到父亲当时应该是有许多话想对我说的，但又觉得我还小，那些话不一定能全懂，就以叹息的方式表示一种深深的无奈与遗憾。

这就是我第一次知道父亲枪伤的事，也知道了那次枪伤其实是经历了一次极端危险的生死时刻。虽然亲眼看见了那道非常刺目的疤痕，但对于为什么父亲会挨这一枪，又为什么子弹只是穿皮而过，当时的我并不懂得社会政治人性那些大道理，也慑于父亲平时的威严而不敢再向父亲多问。至于父亲受伤的时代背景等等，那更是几十年后才关心的事情了。

不幸，就在那一年春天，父亲病逝了。父亲平静地闭上了他那疲惫的双眼，当时只有我和母亲在他身边。那时我已经懂得了大人们的一些事情，知道父亲去世固然是身体有病，但当时风靡全国的“四清运动”，让父亲遭受了不白之冤，他的疾病不能及时医治，也是很重要的促因。所以，当时的我既为自己这么小就没了生父而悲痛，也为父亲因受迫害离世而愤怒，在已经停止呼吸的父亲身旁，我放声恸哭，并且发誓今生今世一定要为刘家争光，为父亲争气。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自己成长中第一次突变式成熟。以后的我一直在思考一种关联，就是自己后来之所以有着还算强韧的进取心，并且也取得了一点成绩，恐怕与那次突变式成熟，并对父亲发出的誓言不无密切关系。

那个时候，正是中国社会政治波诡云谲之时。当然，后来才知道其时中央的毛刘两位主席对“四清运动”如何搞形成了严重分歧，导致运动忽左忽右，前整后纠。父亲去世前夕，上面已经开始纠正“四清运动”，县上派来了工作组为父亲平反。但这时已经太晚了，父亲的精神被运动整垮，身体又被病魔击倒，五十多岁的他匆匆而走。应该是上面也清楚父亲的病逝与“四清运动”中遭受迫害有关，所以在父亲去世后，县里还专门在家乡召开了万人悼念大会，也是对父亲在天之灵的一个告慰吧。

如果联想起紧跟在后面的“文化大革命”，恐怕又要觉着父亲去世的时间是“死得其所”了，因为仅仅在半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无数的老干部（父亲也算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基层老干部）挨整的烈度远远超过了“四清运动”，父亲肯定是扛不过去的，如果这个时候去世，就只有与全国千千万万个被整死的老干部一样，是“死有余辜”，哪里还会有万人悼念大会呢？

二

父亲因公受迫害而离世，让全家人心里头留下了永难消弥的阴影。尽管我一直对父亲当年所经历的生死时刻心存许多疑惑，但怕询问母亲让她伤心，就将所有疑惑埋在心底。这样一埋便过去了二十多年，我们兄弟都已在外工作，几位姐姐也相继出嫁，只有母亲一人仍然独守着老屋旧院。这时，她对父亲的离世已完全平静，却因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发展到了肺气肿阶段，开始有点度日如年的状态。于是，我终于在回家看望母亲时，忍不住询问了关于父亲受枪伤那件大事的来龙去脉。

母亲对这件事进行了详细的讲述。同时这时的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知道父亲枪伤时的那个蒙昧少年，而是已经成了对政治历史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中年知识分子。当我确切知道这件大事发生在解放战争解放大西北的重要会战——扶眉战役中时，我便认真查阅了《眉县志》里的“扶眉战役史”篇章，以与母亲的讲述相印证。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夏天，关中的形势是解放军五月中旬刚刚解放了西安，大军乘胜向西挺进，以解放关中西部和西北工业重镇宝鸡，而胡宗南的中央军在“二马”（甘肃马步芳、宁夏马鸿逵）所谓“马家军”的配合下，则从宝鸡方向涌过来，企图重新夺回西安，两股军流就在西安与宝鸡的中间地带，也就是我的家乡眉县与扶风南部相遇了。双方都非常清楚，决定西北地区未来走向的一场大决战不可避免。

眉县当时的情形是东半驻扎着解放军，西半驻扎着中央军。我的家乡小法仪（属于槐芽乡）和东边的横渠乡，西边的金渠乡，还有渭水以北的常兴乡，这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地方，处在两军犬牙交错与大规模对垒地带。这个村子驻扎着中央军，几里外的村子就驻扎着解放军。他们也都互相知情，只是防备对方侦察，并不直接交火，双方都为最后的大决战作着充分的准备。

我的家乡先来了一支解放军小部队，这就是当时家乡的第一次解放，解放军只了解了各个村子的基本情况，做了一些宣传工作。很快，中央军就打了过来，解放军主动撤走了。中央军一到，却在附近村子驻扎下来。父亲和村里的青壮年怕被拉夫做苦力，一群人在中央军进村时藏进了村东边的柿子沟里。对于柿子沟我在《婆婆树》那篇散文里专门提到过。沟深约两丈余，两岸是父亲栽植并排列整齐的柿子树，沟底和坡上长着茂密的野草，藏个把人是可以的，要藏几十个人且面对职业军人的搜索，那就难了。

在当时，如果不躲藏也许没什么大事，一躲藏就被中央军怀疑上了“通共”，因为解放军刚刚从这里撤走。他们在沟里搜出父亲和其他人，同时发现是父亲指挥着躲藏，中央军就怀疑父亲是解放军发展的地下党。由于第一次解放时间很短，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显然，也是父亲碰上了一个草菅人命的中央军底层当官的，应该是个连长吧。他对父亲进行了简单的审问，还没有任何结果时，只凭猜疑就决定对父亲就地“正法”。

父亲和十几个村民被押到我家庄子后的卧龙岭上，他们把父亲单独叫出去让站在不远处，中央军那个连长给一个士兵下命令，虽然叽哩哇啦说着外地话，但父亲还是听出来是命令这个当兵的枪毙自己。父亲挺胸走出去就那样直直站着，一句话也不说，等着那一枪的到来。

这时，中央军那个当兵的对当官的说，还是押下去由执法队审问了再枪毙不迟，当官的却大声训斥当兵的，让马上执行。当兵的就让父亲侧过身去。他既不愿在父亲背后打黑枪，又不好面对父亲开枪，就只能让父亲侧过身子。凭这一点看，这个当兵的的确是个好人。他对父亲说：你也不要怪我，这是打仗，每天弟兄们都死好多，我明天也可能和你一样，只有在来世相见吧！

父亲眼睛一闭，片刻后一声枪响，结果父亲却好好地站着，原来是子弹打飞了，连衣服都没挨着。当官的一看这情况，冲过去一脚踢向那个当兵的，大骂笨蛋，训斥说再这么打就是通共，等着一块收拾！当兵的借装子弹又磨蹭了一会儿，显然他是实在下不了手。

这时，又一枪响了，父亲只觉得胸口火烧火燎的疼，但人还是站得直直的，这正是那穿皮而过的一枪。那个当官的又冲到当兵的身边一脚踢去，因为踢得太重，当兵的一个踉跄跪在了地上，当官的用手枪点着他的头大叫：这是最后一次，再这样你就和他一个样！当兵的缓缓站起身，又慢慢地装起了下一颗子弹。其实，在这种场景下枪杀人，通常用的都是排枪，即十几个士兵一齐朝一个人开枪，这样就能避免一个人不忍心下手的问题。而在枪杀父亲时为什么没有这么做，也可能是那个当官的与那个当兵的有什么矛盾，就用杀人这个恶行故意惩罚当兵的吧。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就在那个中央军士兵已经装好了子弹，第三枪肯定不能再打飞的当口，远处河滩突然传来大喊声：“停下，马上停下，不许开枪，不许再开枪！”原来是河滩的小路上快速跑来一小队中央军士兵，领头的手里摇着小三角旗朝这里大喊。枪杀父亲的岭上行动者突然被严厉的喊声喝止，大家一齐朝喊声望去，从特殊的衣着与配枪一眼就认出来，那可是谁也惹不起的督察队，枪杀父亲的行动立时就被停下了。

督察队很快跑上卧龙岭，问明了情况，就让把父亲他们押到下面营地里去再审。父亲就这样经历了一场极端危险的生死时刻。

当天晚上狂风大作，大雨倾盆，好像天公也要以愤怒来清洗人间的血污似的。这个时候，全家大人谁还能睡着觉呢？母亲在自己的房间里暗泣，婆婆虔诚地笃信基督教，按照教义是不能哭的，她也不让别人哭，只在不停地祷告。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父亲肯定是不在了，两声清脆的枪响那么真切，还能打不死一个人吗？

直到后半夜仍是风雨交加。这时，家人隐隐听见有人敲门，并有喊开门的声音，仔细听听好像是父亲，大家都不敢相信，甚至还联想到了鬼魂叫门。婆婆信基督不信鬼魂，她提着马灯掂着小脚顶着风雨开了门，父亲光着上身踉踉跄跄走进来，在马灯的灯光下，只见他胸前直到肚皮已经被血水糊住，雨水又冲着血水浸透了整个裤子。

婆婆把父亲安顿到炕上，母亲取来干衣服，端来热水给他擦去身上的血污和雨水。父亲就这么与死神擦肩而过，重新捡回了一条命，也正因为这样的结局，才有了他后半生汇入时代洪流，为新社会工作的精彩人生，才有了四年后我不安分地来到这个世界。

三

父亲的生死时刻似乎有点神奇。显然，刚开始完全取决于中央军那个当兵的，那样近的距离，只要他存心真打，第一枪就要命了。第二枪更是个奇迹，居然子弹只是穿皮而过。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据母亲猜测，那个当兵的是个苦出身的好人，看到父亲正直有骨气，而他的长官却以上凌下，明显是草菅人命，他当然不忍心下手，这就为后来的突然反转留下了一丝机会。那么，在那千均一发之时，河滩上忽然冒出一队人制止了杀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很快就知道，这一小队人来头可不小，是“扶眉会战国军总指挥部”直属的督察队。因为这里刚刚发生了一件轰动乡里的大事件，中央军专门派出督察队来检查军风纪了。

这件大事件就是，我的邻村上齐马寨一个大户人家（解放后划为地主）的新媳妇那天走娘家，被中央军一伙人盯上了，这伙人就住在本村里。媳妇的公公还是国民党最基层组织的保长，姓马，人称“马保长”。正是他给驻村的中央军安排吃住等后勤事务，而他的儿媳妇恰是这十里八乡最有名的大美人，不光人长得漂亮，也因为小时候裹脚裹到半路，大概是父亲受了新思想的影响，又不让宝贝女儿裹下去了，结果就成了所谓的“解放脚”，不大不小，既没有完全不裹的大脚片子那么野性，也没有完全裹成“三寸金莲”那么忸怩，就这一点也常被乡里的男人和女人们夸赞。

这伙中央军早就对她垂涎三尺。这下看到机会来了，就远远尾随她到了荒河滩，前面横着一条大河，他们加快了追逐的脚步。女人发现了后面的情况，开始用还能给上力的“解放脚”小跑起来。当时她肯定想到，只要再跑一段村这头到村那头远的路，就能抢先过了河上的独木桥。这桥是临时架了几根细长的木椽栓在一起而成，她只要在桥那头把木椽掀翻，围猎她的人也就只能口水流到河水里了。

中央军这伙人也知道前面有个独木桥，不久前他们在河对岸村子搜粮时就走过。于是，他们分出两个人放弃追赶女人，抄近道直接朝那桥奔去。到底还是男人跑得快，他们抢先占住了通向桥头的岸边，朝正跑过来的女人大声奸笑。后面的追兵一看这情形，知道猎物已成必得，便停止了猛追，只以散兵战术围住女人慢慢一步步逼近。

女人看到三面被围，桥头被占，知道今天肯定要遭受奇耻大辱，十里八乡的知名美人是决不能接受这个现实的。她转过身便冲向近在眼前的那条大河。女人跑到岸边站定，望了望对岸正在地里干活也向这里张望的父老乡亲，望了望从上游到下游奔腾而去的汹涌河水，只顿了片刻，突然一纵身跳了下去。她为了自己的美丽和清誉不被玷污，选择了以命相搏，宁可魂归自小就在岸边长大，嫁为人妇又常在浅水处洗衣的这条大河。

这条河就是我的家乡最险相毕露的河流——远门河。远门河发源于太白山，从秦岭北麓最为狭窄陡峭的峪口——远门口流出。远门口以慈禧太后来西安躲避八国联军战乱时曾经到过而闻名，同时也是当时登上太白山最近的峪口。所谓远门口正指的是进太白山的“门口”，为了与乡民自家的近门口相区别，就称为“远门口”。

远门河本来就河道里怪石兀立，发大水时更是恶浪翻滚。六月份正为雪化水涨时，加之河床在这里变窄，水流变急，女人一跳下去，立即被大浪卷走冲向下流。那些中央军一齐跑到岸边，看到这惊悚的场面，顿时瞎眼。他们在原地呆望了半天，女人的影子迅速不见，便悻悻离去。对他们来说，这也不算什么，他们不在乎女人的一条命，他们知道这个战乱的社会更不在乎。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一次可不同往常，后果将极端严重。况且，他们刚刚所做的一切，全被河对岸地里干活的一群乡民看得清清楚楚，其中就有马保长的几个长工。

当天下午，在远门河下游七八里的地方，女人的尸体被发现，她身上的衣服已被河道里的乱石荆棘剥得一丝不剩，赤条条白生生仰面朝天，飘浮在河岸边形成的静水潭水面上，既吓人又有着刺眼的艳色。由于围观的人很多，光这一点已经足够成为当地一件轰动性新闻了。

马保长当然非常难过又极为气愤，他一定要讨个公道。自中央军驻扎这半个多月来，他耗尽心力物力财力侍候，现在居然得到了这样的回报。他越想气越不顺，就组织亲友抬棺到中央军当地一个指挥部，眉县的国民党县长居然也带了一些官员来“为民请命”，并反映其他军风纪问题，另有当地不少被中央军官兵欺负过的乡绅和读书人亦纷纷加入这支上访队伍。要知道，这可是国民党最广大的社会基础啊。

扶眉大战正在紧锣密鼓准备中，中央军虽然一向不顾民心与社会影响，但这次的事件闹得也太大太恶心了，据说直接惊动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扶眉会战国军总指挥”胡宗南，胡长官以雷霆之怒下派督察队到中央军各驻防地检查军风纪，重点是中央军与解放军犬牙交错的地方，也就是我的家乡一带，这就发生了父亲马上要被第三枪杀害的时候，突然出现那一幕“刀下留人”情景的背后原因。

这样的情景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谁编出来的故事，有意制造个跌宕起伏的悬念一样，怎么会是那么奇巧呢？但事实的确是这样，父亲胸前的枪伤疤痕就在那里明摆着！

后来的事情真的让人感叹不已。也就只过了几天，扶眉大战爆发在即，中央军居然由一个团长带着军医和一大群随从来看望父亲，团长让军医给父亲用最好的药疗伤，并且送了几块大洋，连说对不起，让老乡受惊了。他还告诉父亲，那天下令开枪的人已经被枪决了。

父亲觉得自己又没有死，伤也不是很重，枪决那人也有点过分了吧。但追逼马保长儿媳妇的那伙人，却真的没有被轻饶，全被中央军的督察队枪决了。执行那天还召集了附近几个村子的乡民到现场观看，一下子枪毙了七八个，还有一个当小官的。另外，中央军也给马保长作了巨额经济赔偿。

然而，很快扶眉会战结束，中央军大败，死的死，俘的俘，逃的逃，散的散，余下的残兵一部分向汉中败走，另部分向宝鸡退去。而解放军大队人马则从家乡的许多村子经过向西进发。留下的工作队了解了父亲的身世和不久前的遭遇，就把父亲当成本乡里的重点依靠对象。

父亲伤好后，马上被动员做了支前队的小队长。他赶着自家的马车，带着村民为正在解放宝鸡的大军运送军粮。很快，宝鸡又解放了，解放军这次派来了正式工作队，给父亲做工作，先慎重其事地让父亲脱了基督教，再把父亲发展为本乡的第一位党员。此后，父亲就开始了他在新社会轰轰烈烈的奉献人生。

四

父亲生死时刻的故事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但我却在母亲讲述的当年和以后多年都没有写出这个故事，而是到了父亲去世已经过了五十周年，母亲去世也将近三十周年的现在，有了要写出来的强烈愿望。这也许与近年来社会上流行一些匪夷所思的历史讲述的刺激有关。为了让这个故事更清晰准确，我向年已八十有二的大姐请教。大姐因在老家生活不便，在我的支持下儿女们把她接来古城，和我住在一个大院子。

我多次询问大姐，核实当年父亲遭遇那场灾祸的情景细节。大姐当时的年岁与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胸前疤痕时一般大，也是十三岁，她对整个事件记忆犹新。因为这件事太大了，许多细节已经刻进了她的心底。

当然，现在再问这件事，除了一些细节需要核实外，我还有特别的疑惑应该弄清，比如父亲马上就要被枪杀，他为什么不替自己喊冤辩护，就那样一言不发直挺挺地站着等死？还有国民党中央军先是草菅人命，逼人逃河，后来又对犯事者进行严厉的惩处，对受害者给予相当的安抚与赔偿，那国民党中央军到底怎么样呢？

大姐的讲述有的让我感慨，有的让人沉思。首先，大姐认为父亲生死时刻的表现和意外结局，是因为婆婆带领全家人虔诚信仰基督教的结果。大姐说，人有信仰，心有上帝，就活得有志气，不怕那些魔鬼小人，即便死也要死得有骨气。只要信得心诚，就有上帝的保佑，也会有意想不到的神迹显现。据大姐讲，当时在打第二枪时，父亲身子不由自主地突然转了一下，才使子弹穿皮而过。

对于大姐解释父亲当时整个精神状态的信仰原因，我完全相信。这就像中外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那样，他们视死如归，都是因为心中有信仰，这一点我们在许多历史记载中已经见得非常多了，不必赘言，区别只在历史记载的先烈，往往事关民族大义、政治主义等“高大上”的问题，而父亲当时事关的只是自己的尊严与人格这些个人化的问题。至于打第二枪时父亲不由自主转身的情况，尽管我对基督教一直心存美善之念，在《婆婆树》那篇散文里我曾大段讲过婆婆带领全家信教，在民国十八年关中大旱灾时得到教会救助的故事，但在这件事上，仍然觉得大姐讲得还是有点神化了，真正可能的原因，恐怕还是那个中央军当兵的不忍心下手吧。

对于国民党中央军整体到底是个什么情况的问题，大姐讲了许多事实，完全不合现时我们的社会对国民党总是评功摆好的流行观点。我的这篇散文应该是按文学路数写的，本不想涉入太多政治，大姐也从来不关心政治，但父亲的“生死时刻”是当时中国的政党争斗所造成，大姐又讲了社会巨变中两种势力较量的许多细节，这里就不得不关联一点政治。

大姐说，国民党中央军的确不行，这可不是像过去电影上演的不行就说不行，也不是像现在电视上演的又那么好。大姐从来不爱看电视，年轻人看了近年来的电视剧，里面的国军总是衣着光鲜整齐，人也是男帅女靓，便说给大姐，大姐才知道现在的电视剧居然这么演中央军。大姐特别强调，真实的情况就是中央军整个不行。当然和过去电影里演的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中央军不光对穷人不好，其实对富人也好不到那里去。

大姐讲，就在那年父亲受枪伤之前，中央军已经到附近各个村子搜过几次米面油盐。富人家粮多爱面子，就自己把小麦磨成面粉主动给人家送去，这也有个好处，就是中央军那些当兵的不会到家里乱抢。穷人家没多少粮，也不那么顾及面子，中央军就直接到家里搜，看见米面油盐全部拿走，也不管乡民会不会断顿挨饿。中央军还特别爱吃鸡，看见谁家有鸡就去抓，那些大户人家（相当于解放后说的地主富农）养的鸡多，照抓不误，抓不住就用枪打死，两腿一绑挂在枪杆上扛走。所以，中央军一进村总是鸡飞狗跳。

我插话说，这可是过去电影上演的。大姐十分肯定地说，实际就是那样！我还把大姐讲这段话的过程用手机拍了个小视频，以留下“民间口述历史”的真实影像资料。

大姐又具体讲了她的一次经历。就在那段时间，中央军搜过几次粮后（他们只搜磨好的面或舂好的米，并不要仍是麦粒或稻粒的粮食，所以过几天就要搜一次），家里人就有了经验。有一天她听见村里（我家是独庄，离村子有半里路远）有鸡狗乱叫的声音，就赶紧把家里的面缸盐罐油瓶搬到屋外深草堆里藏好，只在厨房留下一碗面粉，一碗底盐。不一会中央军来了，进屋就翻箱倒柜，实在没找到什么值钱东西，最后拿走了那碗面粉和一碗底盐。其实这是婆婆让故意放的，因为如果他们找不到面粉，就知道藏起来了，肯定要抓人打人。

还有更没法提的情况，就是中央军在一地驻扎下来，那些当官的就到附近村子找长得好看一点的媳妇或姑娘，也不管媳妇的男人怎么样，姑娘许人没许人，直接拉去当小老婆（其实也不是什么小老婆，因为队伍开走时又将人放掉）。那次逼死马保长儿媳妇的事，并不是偶然的。糟蹋女人是中央军的家常便饭，只不过那次碰上了个火烈女，加上人家公公和县里关系熟，结果才闹出了大事情，才有了后来那样的处理。当然，也可能是扶眉会战在即，中央军为了整肃军纪吧。

大姐认为，中央军搜粮是上面安排，当官的抢女人，当兵的抢物品都是私行。由于搜粮范围最广，几乎要进每个家庭，百姓遭害便非常普遍。实际上他们进屋搜粮只是一方面，看见稍微值钱的小东西顺手牵羊才是更重要的方面。因为搜了粮要充公，抢了物品归自己。

对于这个，大姐讲了下面的细节，真的是让人一听便无语了：扶眉会战进行中，只要中央军在一个阵地败下去，解放军总要动员乡民去掩埋中央军死亡士兵，结果乡民们发现，这些刚刚死去的军人，许多人的军衣口袋里居然装着抢来的戒指、手镯、银耳环、银簪子，甚至还有女人绣花用的花丝线。乡民们对这样的死者往往是气愤大于同情，所以就匆匆挖个浅坑拖进去草草盖上点土了事。

大姐还对照着中央军夸了解放军一番，这也和当下社会上流行的总是贬损共产党军队的说法大不一样。

据大姐讲，就在父亲差点被杀害的那个月的后半月，距我们村子西北方几里路之外的杨家湾村开进了解放军。父亲的舅舅家是这个村子的大户人家（解放后划为富农），人多锅大，解放军每顿饭都在他们全家吃过后，借用家里的锅给部队做饭，米面油盐全是自带，做饭用了他家的柴火，解放军也付给大洋，家里人不要还不行。解放军不论当官的还是当兵的，平时把父亲的当家舅父大叔长大叔短很亲热地叫。他家兄弟多，所有年轻媳妇都在家里出出进进正常生活，根本不用躲避。解放军有时还帮家里人干点活，结果这一家逢人就说解放军好。大姐还特别强调，这可不像电影里演的，解放军与富人都是仇对子，其实也不一定。大姐最后下结论：像这样，中央军怎么能打过解放军呢？打过了连老天都不答应！大姐虽然虔诚地信着基督教，她却没有说“连上帝都不答应”，可能她觉着中国社会的“变天”大事，还是中国人认为的“老天”管着较好。

当然，我这里也要客观地替中央军说几句话。中央军在家乡呆的时间那么短暂，表现却那么不堪，应该是把那里当成共产党的解放区了，因为中央军到来之前，家乡的确被解放军短暂占领过，前后不到半个月时间，中央军又打过来，解放军便退走了。如果这也算是解放的话，那就算是解放区吧。既然认定了是解放区，中央军在这样的地方必然有非同一般的表现，但实际来看，在我的家乡那些天，中央军再怎么不堪，比起红军时期和解放战争中，国军进到苏区或老解放区的表现，那已经好到能让人感动的程度了。

最后，大姐还给我证实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临解放时，我们家已经有了五十多亩田地，而且是由父亲在短短三年时间置下的（其中许多抽大烟的上门硬要卖地给父亲，以换取一点烟资），同时父亲还添置了大马车，养上了骡子，那可是“高脚”畜力，这些都是传统农业上了一个层次的体现。

所以，就按现时流行的否定“四九解放”的观点，我也可以这样推演：假如不解放，照父亲的雄心壮志和持家本领，要不了几年，刘家就会成为当地的大富户。我们兄弟三个，老大也就是我的兄长通常会在家协助父亲持家，当上父亲这个大财东的接班人；老二也就是我，父亲肯定会全力供养外出读取功名，以后保不定不在官场就在大学；对于老三也就是我的胞弟，父亲一定会提供资金让他去经商，最后成为一代名商也未可知。这样的话，在我们这一代，兄弟们就都是“人上人”了，家庭也将跻身于中国的上流社会，至少也是个“土豪”式的吧。但是，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的社会会怎么样？我们的国家又会怎么样呢？

尾声

父辈们没有想那么多，他们只凭着几十年的苦难经历，凭着心中良知的直接感受，就义无反顾地迎接大解放，拥抱新社会，投入时代洪流，为此献身，因此遭罪。父亲因为早逝，他还没有经历“改革开放”对自己参与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完全否定。大姐却目睹了近七十年中国社会的巨变，尤其是农村早已分田到户，但她却没有像许多专家精英那样反思：“既然现在分田，何必当初共产”！也就是“四九解放”还有什么意义呢？

直到现在，大姐仍然认为四九年的解放是应该的，她甚至通过自己的直觉观察，认为解放不仅穷人高兴，不少富人也拥护。别的地方不好说，至少我的家乡就是这样。因为当时的社会的确烂透了，八百里秦川的“白菜心”，村村白天满是抽大烟的，晚上许多人摇身一变又成了土匪。在那种情况下，穷人过得很艰难，富人活得却危险，谁也好不到哪里去！

记得父亲的当家舅父，也就是我的舅爷在我小时候与大人们议论新社会时就常说，还是新社会好，虽然地被分了，但日子过得安稳，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怕土匪了。但我也知道，进到六十年代中期重抓阶级斗争后，他们的心情才变得不好起来。这也许成了八十年代以后历史讲述大变脸的原因之一，因为比舅爷资产损失更大，遭罪更深，却更有影响力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们大都“人还在心不死”（应该是“心不平”），而他们的子女都在受难中成长起来，通过大规模“落实政策”与接受高等教育，许多人又进到了具有话语权的社会与国家管理的各个层面。这的确令人感慨又感叹。我常想国是如果一直按照五十年代初那样走全民和解之路，不再斗争已经失去土地的地主富农与失去资产的资本家，大家团结一心奔新生活该有多好！但历史却走了另一条路，结果就为我们今天面对“四九巨变”出了一道极难的考题，这道考题不要说谁想答满分了，恐怕答个六十分都是很不容易的，包括我这篇拙文。还是先不讨论这些弦虚的问题，赶快结束已经太长的这篇散文吧。

自从听了大姐多次讲述那段经历后，我感觉自己得到了许多额外的历史知识，这样的知识说好点就是“人民的微历史”，说不客气点，就是所谓的“野史”。这样的历史知识，当然不可能从专家精英那里得到，但这样的“微历史”或者“野史”，难道不能给我们的“肉食者”“锦衣者”一点别样的启示，以提醒他们评价历史、藏否政治时，是否也参考一下普通百姓的经历和感受，至少在对待“四九解放”的问题上，是否有个时间概念，就“四九”论“四九”，而不要因为后面的“五九”或“六九”问题就说反了前面的“四九”！

我想，已近七十年前中国社会发生的那场翻天覆地的巨变，不管怎样评价，最起码也应该是把一个古老国度引向现代化的历史新起点。为了这个起点，我的家和中国千千万万个家，本该在那个时期大富大贵起来，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分子，但却因为那场历史巨变最终归于平凡，为这场变革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我觉得无论如何也是值得的吧！

夏历丁酉年冬月

西历201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