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创作上汪曾祺被认为是大器晚成的典型人物,他大量的文学作品都是在60岁以后完成的,其中《异秉》、《受戒》等小说既是开山之作,也是成名之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时代的因素应该占有较大的比重,“文革”期间所有正常的文学创作活动都受到了严重的干扰,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作为作家个体,生活积累、思想成熟、创作技巧的完善都需要时间作为载体,这个过程,势必造成一种“势”,一种厚积薄发之“势”,一种呼之欲出之“势”,这种“势”造就了作家本人。而汪氏家学渊源,本人又爱好广泛,小说、散文,写字作画似乎都成了拿手戏。其实,即使在“文革”时期,汪曾祺也有让人刮目相看处,样板戏《沙家浜?智斗》中阿庆嫂的一段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写得真是有气势。最末一句:“人一走,茶就凉”竟成了妇孺皆知的民间俚语,据说始作俑者即为汪氏。有时想想,一个弄文字的人要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片言只语,也是十分有幸的事,汪氏就凭这六个字,也该文史留名了吧。
汪曾祺在文学史上的重大意义在于他的作品回归到了文学的本真,和他的老师沈从文一样,他们都企图在一种贴近自然的状态中描写、揭示本来意义上的人性,并获得了成功。汪曾祺的骨子里是儒家文化,但他却能以散淡的形式表现出来,不管是做人还是为文,这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地方。为人散淡,活得平淡,不刻意于生活,不浮华于生活,也正是汪氏做人的本色。正是在这样的基调中,不管是现实生活中的他,还是他的文字中的人物,都有着诗意般的生活。他似乎总是有意无意地在现实生活和文字中营造着诗与画的意境,追求着天地间的一种大美。当他用朴实,但却清丽的语言描写下他们的时候,一种清音清韵就在人世间的清风里飘然而歌了。
这本《汪曾祺文与画》,由山东画报出版社新近出版,收录了汪曾祺有关生平和谈字与画的文章近30篇,插图用汪氏字与画105帧,十分精美。读这本书,可以感受到汪氏在近80年的人生旅途中散淡的人生风貌;可以体会到他博大精深的文艺创作理念;可以欣赏到他清新俊逸的书画精品;可以感受到他努力营造人文社会氛围的社会责任感。
读汪曾祺的时候,常让人有斯人已逝之叹。记得先生曾经说过,有些东西,说没有就没有了,再也不会有了。这岂能不让人黯然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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