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巴金老人作最后的告别

      昨天下午3时，我们和一代文学巨匠巴金作最后的告别。 龙华殡仪馆的大厅里，一遍一遍回响着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的第四乐章，这是巴老生前最爱的音乐，曲调深沉低回又带着无限悲悯，如他宽容博大的胸怀；走过一个多世纪的老人，安宁地躺在火红色的玫瑰花丛中，那是他生前最爱的鲜花，明亮灿烂的颜色如他心中火一样跳跃的激情，花茎上扎手的刺让我们想起老人倔强不屈的性格。 子女小林、小棠深知父亲生前的情趣，他们用101朵红玫瑰扎成巨大的“心”形，摆放在巴老安躺着的花床前。巴老的遗像选用的是一张1995年摄于杭州的彩照，这是巴老生前很满意的一张，照片上的他一身红色夹克衫，侧首粲然微笑，笑容温暖、明亮，一如照在他脸上的和煦阳光。在布置得素雅高洁、哀而不伤的灵堂里，一时恍觉巴老并不曾远离，斯人斯言、斯文斯行将常伴后辈们左右，温暖明亮如不灭的心灯。 普通人 一位作家，更是一个好人 告别仪式定在3点开始，然而当记者2点赶到龙华殡仪馆时，自发前来吊唁的群众已经排成了几十米的长队。灵堂外，不挂横幅，不挂挽联，唯有一行朴素的黑底白字“为巴金先生送行”，这份朴素让人想起巴老生前朴素的为人——他高洁的灵魂在星空中闪烁，而他一世的心愿不过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好人。 告别的人群中，有和巴金几十年交情的老朋友，有曾经照顾巴老多年的医护人员，有从成都远道而来的小学生，更有许多腿脚不便拄着拐杖、鬓发白如霜雪的垂垂老者……许多人赶很远的路过来，只为在这个微凉的秋日里，给巴老轻轻鞠一躬，看这个高贵、赤诚的老人最后一眼，愿他走好。 她叫陈秀珍，身为护工的她曾照顾巴老8年之久，从1994年到20 02年。陈阿姨在记者的包围圈中，略有些局促，总沉吟着不知说什么好。当有人让她评价她心中的巴金时，陈阿姨哽咽了，“这个场合让我说，我现在心里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也很难说清楚自己现在的心情。”陈阿姨说，自己在巴老身边照顾他这么多年，对于写作以外的那个巴金，她所知的比别人知道得多许多，“他走了，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那个人走了。他活着的时候那么亲切，在还能说话的时候，对身边无论什么人都当自家小辈看待……” 他叫江文蔚。这位退休教师今年已经80高龄，腿脚不好、拄着拐杖又无人陪伴的他行动格外吃力。他其实和巴老素昧平生，只是从少年至白发，一路读着巴老的书走来，从《家》《春》《秋》到《雾》《雨》《电》，从《寒夜》到《随想录》。江老先生家住上海大学附近，昨天他是独自挤地铁赶来龙华殡仪馆。他说，在巴老病重时，他曾几次去华东医院探视，在巴老逝世后，他也曾去武康路113号巴老居所吊唁，如此不辞辛苦只因为：“巴金是一个好作家，一个说真话的好人，我尊敬他。” 她是成都市正通顺街小学的一名六年级学生，她千里迢迢带着同学折的千纸鹤送到巴老灵前。千纸鹤用玫瑰红的纸折成，上面用铅笔写着：“巴金爷爷你走好安息吧。我一定要向您学习，不说假话，要说真话，好好学习。”这名六年级学生告诉记者，他们学校的校训正是：“说真话，做好人”。 他们来自成都。《成都商报》组织了24人的“成都团”，团员里最小的是刚过十岁的小学生，最年长的是74岁的周锡光，周老伯在巴老还健在时，曾来上海为巴老祝寿。“成都团”把巴山蜀水间的思念带来上海，24人在灵堂外拉起了巨大的蓝色横幅——“巴老走好，家乡人民想念你。” 他叫张大国，他用一副对联送别巴老：“百岁大师寒夜里点亮心灵明灯，世纪文学激流中勇谱忠实人生。”张大国是从事管理工作的，字画不过是业余兴趣，但“这是送巴老最后一程，为了略表心意，前一晚连夜写了这副挽联，这也正是我心里的巴老。” 她叫方静。40多年前的1963年，她是第七医药商店的营业员，是全国劳模，那年萧珊去采访她，从此开始了她和巴金一家的友谊。“巴老武康路的家里，我去过很多次，他住院时，我还常常去看他，现在，他走了，就是一个老朋友走了……”方静说到伤心处便不再言语，只在走出灵堂后独自默默擦眼泪。他叫Kaul Nussmueller。记者多少有些诧异，一个41岁的奥地利人会出现在这里，尤其当他开口时，话语间流露出的那份深情：“我知道巴金是中国伟大的作家，在我年轻时便已读过他的《家》《春》《秋》，我被他文字中涌动的激情和热情深深打动。虽然我不是中国人，但是我觉得巴金距离我并不遥远，他的文字、他的作品，完全凌驾于国界、语言之上，他是个伟大的、高贵的人。”作家惋惜着，并继承着 通向灵堂的路上，短短的50米夹道排列着几代作家们送上的花圈，轻而易举便能寻到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中国作协14位副主席齐齐出现在龙华殡仪馆为巴老送行。 2点刚过时，记者便看到陈村拄着拐杖一步一步从灵堂里走出，高度近视又常年受病痛之苦的他，行走并不轻松。他感言，昨天的场面是文学界多年不曾出现的。“我想，此刻来到这里的人心情大抵是相似的，定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