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

叶广芩：旗袍书记下乡

      陕西作家叶广芩作的大会发言是从她的那身旗袍开始的。6年前，她到位于西安西南的周至县挂职当县委副书记，穿着旗袍在县委大院里进进出出，引起当地干部群众的议论。有个老馆长劝她改换套装，因为旗袍虽然好看，但不适合在农村穿。第二天叶广芩依然我行我素如此装束出门，“为什么书记就不能穿旗袍呢”。旗袍事件是叶广芩在下乡挂职六年间，遭遇到的一次较有典型意义的观念冲撞。

      2000年，叶广芩的视野突然从家族小说的创作转向她当时并不熟悉的农村。很多人不理解：叶广芩是不是在作秀呢？也许她待不了半年就会跑回来。6年过去了，叶广芩写出了《老县城》等一批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并且至今仍在周至挂职。

      谈到当前的农村题材作品，叶广芩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对基层干部的形象塑造歪曲得太多。“一提起农村干部不是拿钱买官，鱼肉乡里；就是贪污腐化，作风不正。可是我看到的村官不是这样的。他们很辛苦也很艰难，新农村建设，没有他们无从谈起。对这类人物的塑造应该多一些人性化的真实描写。”

      叶广芩感叹，在农村越待越觉得传统文化的深不可测。周至县的农民去年人均纯收入是2000多元，还是比较穷，但在文化上却有得天独厚的历史。白居易曾在这里当过县尉。传承文明，基层文化需要深入挖掘弘扬。叶广芩请来名家在村里开讲座，组织竹林诗会，带动了周围300多个业余作者的创作，这批作者组成了20多个文学社。为扶持当地的经济，她甚至还当起了当地产猕猴桃的形象代言人。这位穿着旗袍下乡的书记把陕西的农村文化比喻成“土”，内敛、密质，连着传统文化的脉和根。今年周至县委又打了报告，希望叶广芩再挂职一届。看来这位忧郁而多思的旗袍书记将继续她的乡村故事。

毕四海：刻画村里的女人

      身为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作家毕四海常常有机会下乡视察。他以小说家的敏锐发现了一个令人诧异的现象：10年来，中国的农村主体正在变成一个“母系社会”！

      毕四海向记者解释他的观察：村里90%以上的中青年男人出外打工，留守女士越来越多，她们几乎成了农村“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去年冬天，山东的基层村干部换届，某地区新选出的村委会主任30%是女性，这个数字堪称“历史新高”。毕四海说，基层村干部是直选，当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两方绝大多数都是女人时，就产生了这个结果。

      毕四海目前正在写的新长篇，暂定名为《女人的田野》。在新小说里，他塑造了一个被村里的女人们推选为村委会主任的女性形象。是生活中的一个真实人物和她的故事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让他把目光转向了农村女人。在他看来，中国最后的“田园诗”也许属于女人。

      毕四海说，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文化是静态、凝固的，而无数文艺作品对其的展现和审视也同样是静态、凝固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在中国农村的变化是一场千年蜕变。这场蜕变是动态的、艰难的，甚至带着病态，他想通过一个女人和她的村庄的故事，真实地表现这个历程。他说，过去的农村题材文学常常写成社会问题小说，这个视角太社会化，而小说是写人性的。农村题材文学不能只停留于社会学层面。虽然他的新故事仍是一个社会学的框架，但将在心理和文化的层面多用笔墨。

      毕四海早年以写“商旅小说”和“政治小说”著称文坛，但他向记者表示，对于评论界给他的这些标签有不同看法。“小说是写人性的，而我以为当代最复杂最多元的人性是在政界。人性会在生死、财富、权利等三个层面上发生裂变。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1990年代构思了《财富与人性》等‘人性三部曲’，可是评论家们只看到了‘反腐败’，一贴上这个标签，我的作品就被排除在‘纯文学’之外。在新的作品里，我下决心要摘掉这个帽子。”

李佩甫：关注城乡“心痛”

      写完《羊的门》、《城的灯》之后，河南作家李佩甫还有个创作心愿：再添上一部，构成记录当代农民生存状态的“平原三部曲”。为此，他重返当年做知青时插队的许昌县，住了两个月，陆续吃完两箱方便面。

      离乡近了，李佩甫发现，许多人对农村的了解可能止于1980年代。可是与那时比，今天的农村变化实在太大了。他和记者说起许多引起他关注的现象：以前成片的芦苇荡已不见了踪影，全村人忙碌编席的景象也随之消失；每晚九点过后，这个3000多人村子的街道就空无一人。年轻人出外打工，天一落黑，老的小的就都关了门。农民一边种地一边打着手机……在免了农业税、基本解决吃饭问题之后，现在农民最担心两件事：一是生病付不起医药费，二是子女教育交不出学杂费。但是李佩甫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今天的农村还是有希望的，甚至可以说一个难得的好时代。计划中的第三部迟迟没有动笔。李佩甫表示要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