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语权就要负责” 莫言王安忆联袂在沪演讲
6月26日下午,上海大学首届文学周举行第一场演讲。主讲人之一王安忆刚一来到会场,就有不少女生围上去要求签名、合影。另一位主讲人莫言是王安忆的“老搭档”了,他们从国内一路搭档讲到了法国。据说王安忆私下讲,只有莫言这位语言大师“撑腰”,她才敢放开说去。
“莫言坐在那里像一尊佛。”会议主持者王鸿生教授说,“就请佛爷开尊口吧。”由于不久前卷入的一场争论,莫言此次来沪一再强调:“我再不敢随便说话了。”他看上去像是有备而来,只谈小说不谈别的,过了一把讲课瘾。成堆的反问、排比从他口中滚落出来,果然很有气势。但他似乎也并未把自己太当一回事,谈及小说的创作目的时,他调侃自己:“最初不过是想挣点稿费买块手表。但有了手表之后,想想小说不能只为‘名利’。”
话题似乎还在延续前一日圆桌会议关于“小说和当代生活”的讨论。莫言认为,每个人刚开始写作时必然是写个人经验。但这类经验很快会变得贫乏。小说家此刻必须竖起耳朵、睁开眼睛对外界信息积极捕捉,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经验。
莫言顺便回应了前日张炜关于小说语言是“小风格”的说法。他认为小说家最应该关注的是自己的语言,并应当努力对本民族的语言发展有所贡献。如何区别于前人?莫言说:“不要那么认命。”
莫言把话题又回到“写什么”和“怎么写”上,他说:“现今社会,读者已不满足通过你的小说看一个故事。说故事已经不再是小说的强项。图像时代、媒体时代,小说作为讲故事的工具已经变得落伍。90年代起对‘怎么写’所作的努力随着先锋作家的没落而没落,之后的长篇热则又使得讲什么故事成为一个重要话题。但严肃文学的品格决不在于它是否表现了严肃的题材。”
有媒体大肆参与的文学时代,读者如何鉴别报章杂志上反复鼓吹的小说是否为优秀之作?当本报记者向莫言提问关于“读者粉丝化”的问题时,他说:“还是交给时间评判。一时鉴别不了也没有关系。如今制造偶像已不同已往,现今的偶像必须是离大众比较近的,这样就便于模仿了。”
王安忆说:“小说家所作的努力就在于用他(她)的信息重新塑造一个世界。是一个把细节编入逻辑链的过程。小说家好像都在说废话,但最后就是有事情在这些‘废话’中被解决了。小说家的‘废话’会滚成一个固体、一个存在。”
有读者就此发问:“作家如何守护如此多的灵魂?”莫言回答:“小说家能做的,是‘神的下降’和‘魔的上升’,最后回归到人性。小说有其复杂性和多样性,于是也会有很多不能给出答案的作家。我大概就是这种‘低能的作家’吧。”王安忆则就作家的责任回答说:“作家的责任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回答了几十年了。我的回答是,写作者是有话语权的,所以你就要负责。人要诚实、向善。”
此次受邀参加作家周的几位作家都被称为是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有读者提问:“十年前你们是‘中坚’,现在你们依旧是‘中坚’,十年后你们还是‘中坚’。这是否意味着当代文学缺乏新生力量?你们如何看待80后的写作?”莫言回应:“十年前我们和现在的80后差不多。如何看待80后的写作这样的问题我已经起码回答了150遍了。我对他们充满敬意,当然也是敬而远之。我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五十多岁的人再往年轻人里扎堆,会被人称做‘这个老东西’。”
当她被问及如何评价《长恨歌》的影视剧、话剧改编时,王安忆回答:“看电影电视好像在看另一个故事。但正如同我不负有责任来回答关于上海的问题一样,对影视改编的问题我也不负责回答。”
●王安忆:作家的责任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回答了几十年了。我的回答是,写作者是有话语权的,所以你就要负责。
●莫言:小说家最应该关注的是语言。图像时代、媒体时代,说故事已经不再是小说的强项。对80后充满敬意,当然也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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