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散文之路

      1990年代以来，“大散文”成为一个颇为热络的语词。何谓大散文？如何理解大散文的“大”？显然，仅仅注重长度和铺排不是大散文。本真意义上的大散文，应该富于内在的风骨、精神、穿透力，具备壮美、崇高、峻拔、傲岸的气象与质地，能够彰显创作主体的现代人格，思想启迪与审美冲击并重。“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这话指涉的正是一种大散文特质；鲁迅那些寸铁杀人一刀毙命式的随笔杂感，无疑也更为接近大散文的艺术精神。

      这些年，散文创作挣脱“短平快”的轻量级文体的拘囿，完成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本体性嬗变，但在扩容和加密的过程中，又不免出现新的问题。今天的大散文，可谓雄心与浮躁并存，放纵与迷失同在，开疆扩土与好大喜功兼备。自从余秋雨的大散文闪亮登场，偌多的写手蜂起踵武，不少文学刊物竞相开辟大散文版面，一些出版机构亦有计划地推出了大散文作品。问题在于许多大散文作者的创作不是从心灵、感悟和思想出发，不是着意于散文的力度、高度、深度、宽度，而似乎仅仅是为了比赛长度，这使得他们打造出的文化大散文，某种程度上沦为抻面的活计、勾兑的手艺，成为一种流水线操作下的文字“马拉松”。部分作者在贪大求全心态的导引下，把散文当成了一只可以胡塞海填的大筐，篇幅竟能长达数万言、十余万言乃至二十余万言，可谓豪情滔滔，欲与长篇小说试比高。如此肆意膨胀的做派，必然导致大散文本应具备的雄健、阳刚、浑阔、简约等美学特质荡然无存。

      我认为，当今散文特别是大散文，更多需要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书写而非文人化书写，是知识分子书写而非士大夫书写，是思想者书写而非名士书写；但综览余秋雨、贾平凹等人的创作，甚至包括老一辈的张中行、汪曾祺、孙犁在内，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文人书写、士大夫书写、名士书写的特点，而鲜有文化书写、知识分子书写、思想者书写的特征。幸而在韩少功、史铁生、张承志、朱学勤、潘旭澜、筱敏等人的作品中，我们尚可感受到某种天问式的高贵情怀，感受到面对世界和现实的非凡勇气，感受到拷打一己灵魂的惨痛酷烈——大散文的首要衡量标准，即是否具备现代意识和现代情怀。遗憾的是，当下偌多身份显赫的名家，纵然文采风流，笔灿莲花，终因了骨子里的庸常守旧，与大散文的现代精神擦肩而过。

      近年致力于长篇散文的新锐作者为数尤多。其中，祝勇的《旧宫殿》一书，文字结实华丽，格调热烈苍凉，再兼体式的开放与灵动，辅以感同身受的悲悯情怀，允称翘楚。能把长篇散文调弄到这般耐品耐读的火候，不辱“大散文”名号。另一新锐散文家张锐锋的作品，则在倾力颠覆传统模式的虔诚探索中，常常罔顾公众审美趣味而偏师远征，以至耽于哲理，溺于玄思，蹈向自说自话的晦涩的个人主义之泥淖。可见，长篇散文不一定就是大散文，而“大散文”难为，诚非妄语。

(来自《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