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针砭当下散文

      当下散文创作最近引起评论家更多的关注。评论家们在肯定散文创作成就的同时，也尖锐地批评了其中所存在的问题。

　　王兆胜在《南方文坛》第４期撰文说，自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散文确实创造了自己的辉煌，但同时也埋下了危险的隐患，而这种危险被散文界不断扩大而不自知。今天的散文已在歧途上越走越远，要获得更大的发展，它必须进行新的调整，不论在观念还是在实践上都应该如此。无度与失衡是当下中国散文存在的第一大困境。自从散文变得形可以散、神也可以散，甚至于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尤其是余秋雨将散文当做可以纵横驰骋的疆域进行创作实践并大获成功后，散文的面目就与以前大为不同。从优点方面说，它使散文变得更自由了，而且获得了巨大潜力、活力和中心地位；但其缺点是背离了散文的常识和本性，进入令人吃惊的“失范”状态。最突出的“失范”是文章以“长”取胜，动辄万言甚至数万或十余万言，人们对“大”散文的理解过于看重文章之“长”。一些作家的散文确实改变了以前的“小格局”，但不加节制的散漫却是共同的。另外是欲望的放纵，这包括写作欲、发表欲、表达欲。我们不妨对散文家的创作量进行研究，有的高产到了比复印慢不了多少；有的一稿多发，竟达数十次之多；还有的随意抒发感情，给人空洞不实之感。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超过了度也就“物极必反”。散文亦然，没有限制而过于随意地书写，必然使之变得支离破碎、不可收拾。因此，当务之急不是让散文之“形”继续“散”下去，而是聚合起来。当下中国散文的第二大困境是“神”散或无神。当前的许多散文分成若干甚至几十个段落，还有的用互不相干的小题目联缀成篇，成一集锦体，这一面带来文章结构的松散，更重要的是主题分散、精神离散和灵魂出窍。翻开今天的散文杂志，这种散漫气泄之风如疾病一样流行，少有不被感染者。“脑”大于“心”，有的作品处于心灵“缺位”状态，这是当下中国散文的第三大困境。如果从增强知识和思想含量的角度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中国散文确实有了较大的改观，这主要表现在密度、厚度和深度加强了；但从心灵和人生智慧的角度观之，它又明显表现出淡化和萎缩之势。于是理智大于情感、头脑大于心灵、思想大于智慧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散文是最重心灵散淡自由的一种文体，如果过于用“脑”推理，散文之心就容易变得焦躁、生硬、不平，甚至缩小枯萎。何况有的说理并无见解，而是味同嚼蜡。

　　王兆胜认为，散文正面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最为严峻的时刻，２０年的探索与解构已使它走进了死胡同，传统的资源早已被弃如敝屣，新的观念尚未形成，这就是时下中国散文的“穷途末路”。

　　张宗刚在《文学自由谈》第４期撰文说，当下散文队伍空前壮大，散文创作数量激增，但真正关心社会问题、展示心灵本相、富于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的文本却不多见。他尤其尖锐地指出，公款旅游游记散文渐渐沦落为公款玩乐的遮羞布。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当下车载斗量填坑盈谷般的游记散文里，都有着官本位意识的坦然流露。这类文本呈现给我们的，往往离不开公款消费的背景，离不开与作者的身份相匹配的种种公款接待的规格规模、档次排场。许多明显带有“官员”标志的句式在文字中俯拾即是：不是“参观”，就是“出访”；不是“采风”，就是“视察”；不是这个当陪同，就是那个做跟班。如此画蛇添足般的语言在某些作者那里竟成了必不可少的文字铺垫，成了身份高贵的必要诠释，却不知它们是与文学和审美、与诗意和境界风马牛不相及的散文之敌。在散文中出现该类文字，正如同在古装影视剧中出现电线杆、摩托车、手表等“穿帮”镜头一样不伦不类。稍有判断力的读者，读到这样的文字都绝不会产生愉悦感。出于显示身价、标榜自我的需要，一些作家的文字沉迷于种种迎来送往、前呼后拥、推杯换盏的场景描述。如此三句话不离官本位的游记散文，实际上就是享受腐败和记录腐败的散文。当现代人的旅游多已变成为一种走马观花式的眼球经济时，也便宣告着李白、徐霞客那样在寄情山水啸傲烟霞的万里独行中生成的那种与风物合一、与自然同娱的阔大情怀的失落。当公款旅游成了以传播真善美为主旨的散文中的美妙谈资时，也便意味着散文的道德底线与审美底线的消失，其所带给读者的阅读感受，除了可笑可鄙，更多的是苦涩和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