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延河》创刊50年

      《延河》以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品质与精神，跨越了时代的风雨岁月，进入了“知天命”的年轮。奋斗了５０年的《延河》主要干了什么？一言以蔽之，她以满腔的事业热忱和无私的道德胸襟，始终如一、矢志不移地追求着一种精神——崇高的文学精神。

　　《延河》诞生于上世纪５０年代中期，正是战争的创伤基本得到医治、国家进行全面建设的历史转型期。在中国共产党及其新生政权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后所产生的政治热情和生产建设热情空前高涨，各条战线、各行各业都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破旧立新和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成为当时的主旋律。作为时代的火炬和灯塔，文学如何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为人民为社会服务，同时，也艺术地书写描绘历史真实，就成了文学艺术界的大事。而且，在这个时候，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即陕西省作协的前身）已成立３个年头，人们也企盼着有一个像《人民文学》那样的文学期刊问世。《延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奔流了。

　　历史将会铭记这些决策者们和随之组成的创办者们的不朽功绩。从创刊到现在，《延河》始终以高昂的姿态参与各个时期的陕西、乃至全国的文学建设。并且，她从一开始就以独特的视角和高度审视中国文学的发展，催生作家的涌现，关注作家的成长。《红日》《红岩》《红旗谱》和《创业史》等首先在《延河》上发表，体现了一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的厚重感。当时她在全国期刊中的分量、地位、艺术含量，均让人注目。倘若中国有一部文学期刊史的话，那么《延河》一定会占有重要的一页。这就昭示着，这个刊物从诞生那天起，一种崇高的文学精神也就随之散发和浸漫开来了。

　　那么，这种精神涵盖了哪些内容呢？

　　延安革命文艺传统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指导《延河》的办刊灵魂，从而也构成了《延河》的精神追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陕西就是全国所瞩目的文学重镇。固然因了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著名作家的存在，同时，也是《延河》这本内容坚实厚重、品貌独特的代表了中国文学期刊水平的刊物的存在。５０年来，《延河》一直坚守和高扬着两个旗帜：从源流的角度考察，《延河》是由一批接受过延安革命文艺传统的文艺工作者创办的，所以，《延河》可以说自然地流淌着共产党人文化气质的血脉，也深深打上了延安革命文艺传统的烙印。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引下，延安文艺的方向和精神，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思想，深入生活、反映时代的最根本的文艺宗旨，是《延河》５０年来承继、发扬光大、贯穿始终的文学传统，这一传统，构成了《延河》的面貌和品格。从本质和品貌的角度考察，５０年来，《延河》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方向，重视从时代、生活、社会第一线体验的好作品，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变革、历史进步和民族命运，重视具有鲜明历史内涵和时代特色的稿件选择，强调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强调鲜明的时代责任意识，这一品貌，在《延河》５０年来的作者队伍和作品构成方面，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这是《延河》所提倡的风格风尚。

　　坚持在文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中凸显文学的崇高，是《延河》的另一精神要素。５０年来，坚持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延河》，更多地关注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更多地关注普通的劳动者生存的状况，强调“为人生的艺术”，强调文学给人以审美享受的同时，必须给人以生活的启示和崇高的道德净化。柳青《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是一个典型的“中间人物”形象。他在独生子梁生宝的精神感召之下，从平庸、俗常走向了崇高。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中的吴淑兰，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女性品德的“好媳妇”。在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冲击下，她因时而动，走出家门，踏上了农村基层领导的岗位，自觉地担当起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她和邻村的张腊月在担当使命和责任中，是竞争对手，但她们又是好朋友。王汶石正是在两个女性自觉履行使命与责任中，显示了一种赋予人性美的崇高精神。陈忠实作品中的那种政治意识和“载道”之情；路遥作品里的那种在社会价值中显示人生意义的创作观念；贾平凹作品中灵与肉的撕扯、情与理的冲突……都是在使命感与责任感的统一中，塑造和彰显一种崇高的品德、境界、情怀、气度、风貌。正是高扬这种崇高的文学元素，《延河》５０年来，推出了一批又一批表现社会发展的主潮、反映时代精神、力荐文学新人的好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坛，被普遍认为是用“载道”之笔、反映厚重的社会生活、谱写历史风貌的刊物。也正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