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在日本图书市场呈现草莽景象

      两位中国作家在国内的同一座城市未必见得到，但有可能在东京旅店的电梯里相遇。不用说，他们是被不同的出版商相邀着来谈版权事宜。作家余华前不久亲历了这件事，转告给我的则是毛丹青。自诩为“中国文学的马仔”的毛丹青，一直是中国文学在日本发展的观察者与推介者，也是中日文化民间交流的促成者。大江健三郎的高密之行以及与莫言热炕头上的闲谈，迸现出许多文学的火花，一直传为中日文坛的佳话，他还陆续邀请莫言、余华等到日本采风。从早期介绍引进莫言的《檀香刑》、《丰乳肥臀》等，到现在余华的《兄弟》、安妮宝贝《告别薇安》排上出版日程，背后都有他在鼎力相助。而这些大大小小的动静儿，又不断通过他的新浪博客折射出来。

      在中日文学之间，他如鱼一般穿梭，以至每次回国，日程都排得满满。前不久随中国影视传媒采访团到日本，总算抓住这条鱼。谈到他热衷的这项事业，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当代中国文学一句有力概括：“中国文学在日本图书市场已经呈现草莽景象。”

日本引进中国文学从“投亲会”说起

记：经常从你的新浪博客看到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一鳞半爪。想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起中国文学在日本的发展的？

毛：大概是1997年。一开始关注当然是因为好友莫言，一直想在日本推介他的小说。从翻译到出版，一来二去，就和日本的汉学家、出版商、书店有了交道，慢慢就磕进去了。

记：那你觉得日本接受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哪些阶段？

毛：当代中国文学在日本的引进发展，实际上只有10年时间。这里要强调的是，日本人关注的当代中国文学，是从改革开放算起的，以前的作品他们不认为是纯粹意义的文学。日本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有地域的不同，大体分“东京派”与“京都派”。前者偏重时尚、政治，后者更重个人喜好、文学性浓一些。这两派旗下的汉学家，可以视为推介中国当代文学的奠基力量。他们中间有一个“投亲会”不得不说一说。它是由东京几所大学一批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组成，坚持了18年在做《中国现代小说》的季刊，当代中国文学界的大腕人物如汪曾祺、王安忆、莫言、林白、苏童等都被容纳了进去，最年轻的已排到韩寒。他们完全凭热情义务做事，领军人物就是翻译余华《活着》的饭塚容先生，今年已经55岁了。这项工作还在持续。

翻译的眼光决定图书的取舍?

记：那现在日本图书市场上的中国小说，都是他们的功劳吗？

毛：不是，近五六年，中国文学进入日本图书市场的渠道已经有所增加，这主要是因为，国内的文学开始市场化。日本出版商突然发现，中国文学品种题材非常丰富。出于市场的考虑，他们也会从多重渠道接近中国文学。这里还有一个因素是，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日本需要中国的话题，而政治又特别敏感，文学就成为可以谈论中国的相对温和的话题。电影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莫言、余华的作品例子自不必说，彭见明的小说集能在日本卖到8万册，完全是霍建起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推波助澜。

记：我注意到现在引进的作品除了少数大家作品外，还都是一些流行文学。而像阿来、麦家、王刚、冉平、范稳等一批现在国内有实力的作家，好像又不在这一名单之列。

毛：这主要是因为翻译力量的变化。以前，翻译中国文学的是那些汉学家，现在他们都退休了，其弟子则进入了各大出版商机构。他们一方面会本着报恩老师的理念出一些严肃的中国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又会出于市场考虑，出一些时尚流行作品。

莫言的大部头作品的引进，和吉田富夫教授麾下的大弟子进入中央公论新社(日本大报《读卖新闻》的出版机构)有关。翻译余华《活着》的饭塚容先生还为此感慨过：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培养出能进入出版机构的铁杆弟子。

而翻译流行作品，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年轻一代译者，中文底子也许不如他们老师辈，但日文表达相对时尚。我曾带你见过的泉京鹿小姐，是我的学生，就是现在出版商看好的翻译。她现就住在北京，出版商也会参考她的眼光，因为她离中国文学的市场更近一些。她现在在译余华的《兄弟》。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也在她手上。

你提到的那几位作家，只能说他们的资讯还没有被日本出版商读到。

日本出版商喜打“上海牌”

记：前段看《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莫言的翻译者吉田富夫先生，他有一个观点认为，日本出版商看好的是中国农村题材，像莫言这样的。

毛：类似的观点还有：饭塚容先生认为，现在日本读者读中国文学的减少了。都是些老派观点，我不太能同意，尽管我内心非常尊重他们。事实上，中国文学在日本现在还处于草莽竞争阶段，不可能盖棺定论。另外，从现有市场看，有上海标签的作品明显好卖。这可能跟卫慧作品在日本大卖有关。日本出版商都喜欢打上海牌。棉棉的《糖》在日本改为《上海的糖》。韩寒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