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在京举行

      12月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国际合作局主办的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冯唐、李修文、章元和茅野裕城子、中上纪、黑田晶等中日两国的青年作家参加了对话会。青年作家们从当前的写作经验出发,交流了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迷惘,也分享了彼此创作的快乐。格非、王中忱、白烨、陈众议、藤井省三、川村凑、桑岛道夫、富冈幸一郎等批评家与研究者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就中日两国近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当代文学的交流做了深入的探讨。

不一样的小说观 一样的文学热情

      小说是什么?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都会有不同的答案。日本青年女作家黑田晶认为,小说不是对存在事物的记录,而是要写心灵中的感觉,用不存在的事物触动心灵,用尽可能远的事物去接近现实。同时,她对现实也充满了怀疑,她指出,掌握信息、共享信息是否有助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能否把共识的东西定义为现实?在她看来,小说的目的不在于达成某种共识,“允许理解的偏差,世界就开阔了。”而在中国作家章元看来,“有人说作家其实也是小贩,但作家贩卖的是希望”。她认为文字的第一功能就是记忆,面对石油、战争、环境等问题,文学所具有的力量就是去传达希望。而80后的青年作家张悦然则以充满柔情与忧郁的语言、极其独特的女性视角表达了她对写作的看法。小说对于她来说则是盛放记忆的容器。她说,记忆是情人,她只能带着小说,远离人群,让热闹的心疏冷下来,永远带着几分忧愁去抚养这个孩子。但是,当孩子长大,才发现这孩子既不是她,也不是记忆,她所能做的,只是怀着苦衷去凭吊自己的记忆,为孩子祈福。写作对张悦然来说是一种快乐与痛苦,既有趣又无奈。

      在交流中,青年作家们也表达了他们对文学“经典性”的困惑。中国作家李修文认为,今日的文学不必等到明天才能凸显意义。他指出,集体标准的迷失使得标准变得暧昧难辨,日常标准丧失的同时也正是文学经典性的丧失。在多元与虚拟的时代,文学的经典能否出现成为两国青年作家普遍的困惑。

不一样的创作背景 一样的全球化影响

      在会议上,全球化对两国文学带来的影响也成为他们关注的一个重点。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下两国文学发展的一些共同之处。

      日本学者川村凑指出,全球化往往被解读为泛美国化。日本文学在村上春树之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村上春树正是受到了美国文学的很大影响。很多日本评论家说他的小说是对美国小说的模仿。但村上的作品被译成中文、韩文、英语出版时,却在世界各地获得了广大的读者群。这正是经济全球化渗透下文学的反应。与其说这是文学问题,不如说是社会或文化问题。他说,以前日本是以国民文学为目标的,这也是伟大作家的特点。村上春树是日本目前最挣钱的作家,但他却是非国民作家。因为他的作品是非民族主义的,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更容易被接受。

      与会的日本学者指出,村上春树之后的青年作家受到了村上春树很大的影响。日本现在最新的文学潮流是“轻文学”,其内容倾向于娱乐化。一般是书的尺寸比较小,配有插图,且多为漫画作品。他们对文学的艺术性不是非常重视,但考虑如何让读者更容易读懂他们的作品。目前,这种趋势还在扩大。“‘轻文学’在日本文坛已经不容否认。”80年代以后的日本作家们对约定俗成的东西开始怀疑,爱情、家庭也崩溃了,与有形的崩溃相伴的是现代社会的价值崩溃中,他们表现着自己的迷茫。他们这一代日本青年是在物质极端丰富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但他们身上却有一种深刻的丧失感,日本实现了现代化,却体味了从未有过的孤独。

      日本青年作家自我的迷茫、孤独或娱乐化的倾向,在中国当下青年作家的创作中其实并不罕见。评论家白烨指出,我国70、8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都具有纷繁的个性,他们截取生活时带着的是具有平民色彩的个人化视角。路遥等作家作品中那种为“人民”写作、为“我们”代言的姿态被凸现个人成长印迹的写作方式所代替。他们的写作中少了宏大叙事,而将怀疑、游戏等因素带入了文学,他们更看重的是“意思”而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