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50年

      20世纪50年代中期，《收获》杂志编委(左起)罗荪、靳以、巴金、周而复在北京北海，他们共同努力创刊了《收获》，并对这份杂志的前景充满信心。

      似乎转眼间，《收获》便迎来了它50周岁的生日。在它推出的一批批名篇、杰作的光环背后，这些作品的培育者——编辑们却在渐渐老去，那些精心的编辑过程最终也将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或许这就是这个职业的特点吧？但每一位读者和作者似乎都不应该轻易忘记这样一个舞台和这样一批人——尽管，他们并不在聚光灯下，但在我们珍藏的中国文学50年的记忆中不应该缺少他们的篇幅。所以，当《收获》五十华诞到来时，想打捞在那些闪光的文字背后的一点记忆，权作对它生日的祝福。

      一

      《收获》是一份承续着五四新文学血脉的杂志，五四新文学精神是它的历史传统，也是它以一贯之的品格和与其他文学杂志最为不同的精神气质。不论当今学界对所谓的“新文学”、“纯文学”的概念怎么反思，我认为这种不是将文学作为消遣，而是看重它的精神性，不媚时、不媚俗、拒绝商业化的文学精神仍然是最有意义的一种文学追求。

      对于新文学精神的承续和发扬，是《收获》在酝酿创刊时有意识的追求。提议创办《收获》的人都是对郑振铎、靳以、巴金等人创办的大型期刊《文学季刊》，以及后来巴金、靳以联手编辑的《文季月刊》、《文丛》等系列期刊充满感情的人，时为中国作协负责人的刘白羽在回忆录中就明确地说想恢复《文学季刊》这样“卓然不群”的刊物，为此，他去说服了中宣部领导同意创办这样一份杂志，并明确建议编辑部设在上海，由巴金、靳以主编。从刊物的篇幅、选稿的气度、编辑风格而言，《收获》与《文学季刊》等三十年代“文”字系列期刊的确一脉相承。《文学季刊》创刊的1934年，号称中国的“杂志年”，当年定期出版的杂志约三百多种，百分之八十是文艺或半文艺性质的“软性读物”，用茅盾的话说，它们几乎全是幽默与小品的“合股公司”。《文学季刊》却不取媚市场、以纯正的严肃的创作为主打，以切实从事文化建设的决心，赢得读者的尊重和文学杂志的尊严。半个多世纪后，《收获》也面临着同样内外交困的境况:1987年，全球性的纸价上涨，本来就微利甚至无利经营的文学刊物迅疾陷入了经济困境；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市场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文人下海，休闲文学、影视对纯文学的冲击，这使得许多文学刊物被迫改刊，但在困难中《收获》没有轻言“变革”，而是选择了坚守。主编巴金非常坚定地表示:不希望《收获》做商业化的改变。他鼓励编辑部:《收获》是大有希望的，文学是大有希望的。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凭着这样的信念，《收获》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精神追求。我常常想《收获》真正辉煌可能不仅是发表了莫言、余华、苏童等人的那些名篇，更重要的是在这样时刻对于新文学精神坚持的象征意义，从这个角度讲，有了这种历练之后，《收获》已经不单是《收获》，而成为一个符号，它承载着作家、读者对于文学精神性追求的信心。在这一点上，《收获》一下子就在读者的心中拥有了不同的位置。记得好久，我都珍藏着《收获》的一份征订单，上面有这样一句话:在世间所有虚妄的追求都过去以后，文学依旧是一片灵魂的净土。

      《收获》这样的努力，为文学赢得了尊严，也给了作家们以信心和勇气，大家相濡以沫捍卫着一种文学精神。老作家萧乾当时给主持工作的副主编李小林的信中谈到:“收到你的来信，既佩服你们坚守阵地的勇气，又为文艺前景感到忧虑。”“洁若和我近来采取用稿酬或版税来捐献。……目前浙江文艺出版社正在印我译的《里柯克讽刺幽默选》，不久可出版，共十数万字。我想把出书的稿酬(连同《堡》的——请千万勿汇)一并捐给《收获》。”“向(像)其他捐款一样，我这点心意不外乎表示对《收获》(它的前身是《文学季刊》《文季月刊》)的支持和拥护，并借此推动一下。”(萧乾1993年11月15日致李小林信，本信及下文中所引诸信均为首次公开的未刊稿。)这样的支持不在于金钱，而是道义，是一份杂志的价值观为更多热爱它的人所认同。作为文学边缘化时代中的一份文学期刊，《收获》最为难得的是能够将作家和读者的精气神儿凝聚起来，让大家为了共同的文学理想而奋斗。

      二

      多少年来，在《收获》的背后始终有着一个高大的身影，那就是巴金先生。谈到与这份杂志的关系，他不断重复的话是:我只是《收获》的挂名主编，当初答应做主编也不过替老朋友靳以助阵而已。在这样的轻描淡写中显示出的是一位杰出作家的为人本色，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待朋友的纯净之心。哪怕老朋友靳以已经去世多年，但谈到《收获》，巴金必然首先想到他。在今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