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由于一直做散文方面的图书策划、编辑工作,便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散文。应该说,今天的散文创作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自然,随着阅读量的不断增加,使散文的视野也就随之开阔了很多。不论出版作家的个人专集,还是出版多人组合的选本,都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选择的标准。更确切地说,当代出现散文热,热在哪里?什么样的散文是好散文,好的散文有无明确的标准?当前的散文和过去的散文,包括同国外的散文相比较,其得失在哪里?这些问题对于任何一个散文创作者和研究者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出现当代散文热,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文学现象,它既有着历史的原因,也有着社会的直接原因。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散文国度,我国自先秦以来,直至清末,历代都有散文大家的出现,成就最为突出的是“唐宋八大家”。上世纪初,随着白话文的蓬勃兴起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变革,白话散文同小说、诗歌一样以其崭新的姿态登上了新文学的舞台。在二三十年代,以鲁迅、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郁达夫、朱自清、沈从文、丰子恺、巴金、冰心、萧红等作家为代表的创作群体迅速崛起,他们在以小说、诗歌进行创作的同时,还积极投入到散文的创作,以至后来有的作家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就远超出小说和诗歌。建国后,我国的散文成就远不如小说和诗歌的影响大,直至刘白羽、杨朔、秦牧的散文风格形成,才使散文的地位有所提升。“文革”结束后,文学样式最先受宠的是诗歌和小说,到了80年代初,报告文学以其不断干预生活的姿态开始火爆。几乎与小说、诗歌并驾齐驱活跃于中国文坛。但是,反观散文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在长达十几年当中,散文竟成了一只丑小鸭,被晾在文坛的一个死角里。人们不禁要问,散文怎么了?其实,散文并没怎样,它的失语,主要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散文创作始终津津乐道的坚持传统模式——“歌德式”。而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对“文革”“反右”进行反思,控诉,进而是进行思想的大解放。这样,人们怎么能继续钟爱散文呢?再者,那时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也很有限,散文创作在一定意义上似乎是少部分人的专利。即使到了“寻根文学”“朦胧诗”的后期,散文仍然不肯革命,依然抱着传统不放。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十余年,与其说是读者冷落了散文,倒不如说是散文冷落了时代。当代出现散文热,准确地说是从“汪国真、席慕容、三毛热”后开始的,其直接背景是经过十年的伤痕、反思、寻根后,沉重的话题已经逐渐让人烦躁不安,甚至有些令人生厌。特别是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风起云涌极大的刺激了新闻出版业的改革,各种星期刊、周末版,青春、女性刊物以及电台、电视台的直播、对话、休闲、娱乐板块的推出,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市场,使得过去靠笔杆子吃饭的人们一下变得眼花缭乱起来。在这些出版物中,最适合于人们表达情感和引起共鸣的莫过于散文、随笔,在人们眼里,散文是糖果,是清风,是心灵鸡汤。
当代散文热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着很大的不同。上世纪初的散文热主要热在作家身上,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大都是精通中西文化的学者、教授,是纯文人的热,是新思想的热。当代散文热热的不仅是作家,而且也热读者,尤其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有一些非文人(如官员、明星、老板、二奶、打工者等等)也都投身到散文写作的队伍里,而且还有广阔的市场。他们进入散文市场,在我看来不只是兜售思想,更主要的目的是为赚钱和赢得虚名。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把散文创作看作是文化产业中的组成部分,靠这个产业,可以养很多人。说白了,散文创作已经开始商业化。尽管商业化是我对当代散文的基本估价,但必须强调的是,商业化并不是我完全反对的,我甚至觉得我们的文学商业化还很不够。其实,文学开始商业化,并不是近十几年的事,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周作人、巴金等作家,他们可不是端铁饭碗吃大锅饭的主儿,他们的生活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学识在学校当老师,或是开书店办报刊,但那时的报刊发行量不大,想必广告也很有限,所以收入很低。在工作之余,他们主要靠给报馆写稿子挣钱养家糊口。当时的稿费结算的时间比现在快,因为是现金交易,有的甚至是当场交易。可以肯定地说,那时的作家写作是相对自由的,因为他们都不在体制内,是真正的自由撰稿人。
不论怎样估价,中国当代散文毕竟以其热闹非凡的景象成为20世纪末中国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在此需要肯定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来越深入人心的今天,我们的各式各样的写作者,以他们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热情投身于散文创作,这本身就可以看作是社会一种文明进步的表现,虽然他们创作出的作品不可能完全游离于商业化,但他们对散文的发展都是做出贡献的。也许这种潜在的价值我们今天还不能完全看得见。即使如此,对于当下的散文热,如果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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