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为何不出名诗人

      外地朋友曾问我，陕西为什么只出名作家，而不出名诗人？我默然良久，难以作答。后来，我拿这话也问我自己，问这块黄土高原上的皇天厚土，你为什么只养育作家却不优待诗人呢？最后，我明白了，陕西这块皇天厚土，的确是适宜于宏大深厚的叙述，不适宜于轻灵飘逸的抒情；适宜于小说生长，不适宜于诗歌咏唱。陕西的皇天厚土雕塑了秦人的灵魂：木讷厚重、沉稳坚实、豪狠倔强。皇天厚土没有南方山水的灵动飘逸，于是，也就没有了诗魂的轻扬和浪漫。

　　对于秦人来说，这些小灵感、小玩艺也许看不上眼，也许不屑于做，总之，在中国的诗歌重镇里，就少了陕西这一块。有些诗人，写着写着就放弃了，转型做了作家。我在1986年见杨争光时，他还是个满怀激情的诗人，对朋友抑扬顿挫地朗诵自己的诗作；但最终诗没写出大名堂，一转型写小说，却一下子就写出了名。

　　秦人有股子狠劲、倔劲、憨劲，要干就干大事，看不上鸡零狗碎。文化人崇尚史诗般的东西，崇尚厚重大气。我想，也许是从强盛的汉唐时代开始，陕西人就有自己的楷模：司马迁。这种厚重的遗风化解在骨髓里，相沿至今，这大约就是史诗传统吧。在当代作家中，柳青的《创业史》，就被文学史家称为“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性的巨著”。与柳青同时的杜鹏程，也以他的《保卫延安》被冯雪峰认为“具有了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史诗的精神”。厚重广阔的历史画面，宏阔深厚的文化背景，这些，都构成了它的史诗品格。在陕西这块皇天厚土之下，一定是有某种神奇的东西，灌注进作家们的灵魂深处。

　　新时期以来，在陕西的代表作家中，陈忠实、路遥的作品，那种境界和眼光，那种大气魄和大手笔；那种宏阔的气势和巨大的历史承担，都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性的冲击。但灵性飘逸的诗坛上，却少有陕西人的身影。陕西人的执著和坚韧，被杜甫赞为“况复秦兵耐苦战”。难怪秦人的这种韧性和坚持，会给人们留下强烈印象。已经成了大名并已有文集18卷的贾平凹，还如一个农人般一如既往，辛勤劳作，每每不断有惊世大作问世。从《废都》到刚刚出版的《高兴》，十多年间，大约有近十部长篇问世。这需要多大的辛劳！

　　陕西人也拿自己的这种倔强和豪狠开玩笑，说中国历史上，敢于收拾“帝王”的就三个人，三个都是陕西人。一个是李自成，逼得崇祯皇帝上了吊；一个是胡景翼，将溥仪赶出了皇宫；一个是杨虎城，囚禁了蒋介石。敢将皇帝拉下马的秦人们，可见其志其胆其识了。记得陈忠实在他的长篇《白鹿原》写成之后，曾谈起自己的创作经过，他风趣地说，我当时就是想给自己死的时候做个枕头的。所以，他可以倾十年之力，避居乡下，潜心完成这部力作。这和当年柳青在长安县皇甫村一蹲14年，实践自己的“文学60年一个单元”一样。这些举止中，现出了陕西人的迂、痴、韧、狠，陕西人的大智和大勇，大气和厚重。黄土高原养育了陕西人的这种品格，在这种品格之下，就自然演绎出陕西文学的独特性格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