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年“生态文学”的痕迹

道法自然的文学宗教——中国30年“生态文学”的痕迹

　　尽管有一些人对于文学是现实人类社会生活的艺术表现这样的观点持有异议，但是，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反应总是伴随着人们新的社会观念和行为的改变而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情形还是明显的。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在有力地影响着文学的变化，文学的变化也在不断适应和促进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

　　在人们认为自然资源是个无尽的宝藏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地掠夺开采的时候，人们是不会想到自己是要为这样的疯狂掠夺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的。进入20世纪中期以来，大自然终于忍受不了沉重的开采负担，变得脆弱和狂躁起来了。全球气候变暖、冰山融化、臭氧层出现空洞、地球植被严重损伤、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等等现实的严峻局面，终于使人们感到和意识到自己的地球家园存在的危机，发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呼喊。随之而来，一种尊重自然，爱护和努力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意识在人们的认识中逐渐生成，最后成为了一种全球最广泛的人类共识而得到拥护。

　　我们即将要谈论的中国生态文学创作现象，也正是在这样全球共识的大背景上出现的一种从题材对象到内容及观念价值等都是很现实与新颖的文学现象。虽然中国古代已经有老子“道法自然”这样的哲学观点，也有过挚爱山水自然的种种文化艺术表现，但真正意识到任意损毁自然是会最后损害人类自身生存环境，乃至对人类的地球生存造成巨大灾难的可能性的观念，还是上个世纪后半期才形成和明确起来的。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基础和改变生长的摇篮。文学总是在现实人类社会生活的急迫深情呼唤中寻求改变之后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生态文学”就是在这样的人类社会生活背景上出现的一种有个性特点的新颖文学创作现象。

　　在我的记忆印象中，比较早的出现并在社会读者中发生重要影响的，可以视为“生态文学”的作品是徐刚发表于1988年《新观察》第2期上的《伐木者，醒来！》和岳非丘写于1988年初的《只有一条长街——为长江母亲代写一份“万言书”》这两部作品。前者通过作者在武夷山和天目山等地林区的采访，在亲眼感受观察了滥肆砍伐林木。导致自然植被严重破坏的情形，呼吁人们放下砍刀，爱护森林，造福现实和后代；后者也是在细致具体的调查采访之后，沉痛地呼唤人们停止任意地污染长江，保护母亲河的洁净。这两部作品，都是作家在清楚地意识和自觉状态下，用保护生态环境的眼光看待人类的社会行为和呼吁生态环境保护的报告文学，在最初面世之后，就立即以新颖的内容面貌引起了读者的高度重视。自此以后，伴随着人们生态环境意识的增强和事实上生态环境状况的进一步恶化，这样的创作就迅速地繁荣起来了。此后出现的沙青描绘北京严重缺水情形的《北京失去平衡》、何建明报告各地盲目疯狂开采矿山，破坏生态环境的《共和国告急》、张雅文为一只东北虎被捕杀而沉痛呼吁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放下你的猎枪》、李青松感伤不少野生动物消失情形的《遥远的虎啸》、全景报告中国政府实行“退耕还林”，保护修复生态环境重大举措的《共和国：退耕还林》、徐刚的有感土地沙漠化严重情形的《沉沦的国土》、报告大地干渴水资源危机的《江河并非万古流》、陈桂棣愤怒和倾情呼吁保护淮河水质，珍爱两岸百姓生命健康的《淮河的警告》、哲夫的《长江、黄河、淮河生态报告》、李林樱报告三江源生态环境严峻局势情况的《生存与毁灭》等等许多作品，既用非常惊心动魄的事实报告，加大了呼吁保护生态环境的呐喊，更多地唤醒了人们的环境生态意识，也清楚地将“生态文学”的个性特点表现出来，使读者对其有了热情地理解和接受的自觉。

　　“生态文学”最大的特点，也可以说和传统的其它形态的文学不同处在于，生态文学不是单纯地表现人的精神、情感和生理诉求，以人的感受确定作品的质地成败，而是同时也将大自然这些看似纯物质的对象给予生命的体悟，看成一种应当理解、尊重和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所以，不少的“生态文学”作品，首先是从人类对自然的伤害情形而开始反思、自醒、呼吁和忧患起来的。“生态文学”是真正在全球视角上对于地球人类的思考和关怀，是一种在很广大的视野和最直接的帮助方面对于地球人类的呵护。所以，将“生态文学”简单地视为生物保护，环境治理，甚至是讲究卫生等很狭窄的动作，就很难抵达“生态文学”的至高层面。“生态文学”呼唤和追求的是一种地球人类的和谐发展哲学。这种哲学的核心理念，就是人与自然相生共长。技术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因此，“生态文学”是应当超越所有政治、宗教、民族、地域、经济、文化、军事等功利目的的文学，具有非常宽阔的空间覆盖性，甚至应当成为一种地球人类的“宗教”。

　　中国的“生态文学”，也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历史改变和跃进出现并发展起来的。是在伴随经济迅速发展之后给生态环境带来空前破坏并产生危机的时候极时出现的新文学。这种文学的视角和表现，首先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