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散文时代”的异光

      2010年4月对于汉语也许并不会留下纵切的刻痕，但就散文界而言，有几桩出版事件麇集一时，却足以构成一种意味深长的表达。在成都举行的第20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期间，朱大可和张闳携带新著《眼与耳的盛宴》和《钟摆，或卡夫卡》，以犀利的话语方式，展示了一种透视文化肌理的沉着和大气。两书是他们作品中最具思考意味的，无论文风还是行走的深度都要超过以往作品；散文家、诗人钟鸣在白夜酒吧举行了随笔集《涂鸦手记》和《畜界·人界》(修订本)的首发式，暗示了这位多年躬行于蜀地文化的行者，直腰而起的丰满形象。与此同时，祝勇、周晓枫、庞培、蒋蓝、赵荔红等多位“新散文”代表作家与诗人柏桦、陈冬冬、林克等齐聚江苏南通，围绕祝勇的散文论著《散文叛徒》展开对话……这些信号似乎表明，汉语散文的发展，已经完成了由浮躁的宏大历史叙事、呓语般的私人书写到回归散文本身的文学转向，这就像一抹异光，在大地上用一种“涂鸦”的方式，记录了散文的转身。

　　“旱地渡船”与新散文

　　如果说当代汉语诗歌经历了地下、民间、公开化的历程，那么，“新散文”从一开始就是在民间寻找自己的“涂鸦”胎记。祝勇认为，如果“背叛”不是出于外在的压力，那么它必将出于内在的抉择。当我们已经无法从现有的文学表达体系中寻找到哪怕一丝快感，认同的危机就必然会发生。这时，迫使一些具有文学自觉的人将自己的写作与那些被公认为主流的写作等同起来，就是一件强人所难的事情。只有意识到这一点，真正的解放才能开始。对于散文写作者而言，这样的觉悟来得太晚。很多年后，我们才发现昔日的散文英雄无不成为搞笑大师。

　　把散文写成生活流水账，或者把散文弄成观念意识的“火药包装纸”，这两者都不属于散文应该抵达之地。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固然有混乱的表象，但更有价值的底线存在。很多人希望在这种文学体裁里注入太多的元素，那可以成为论文，成为批评，成为考据，成为檄文，或者成为关注底层生活的考察记录，但这些不是严格意义的散文。一种人渴望推倒既往散文谱系而树立自己的散文观为圭臬，宣布不通过自己发明的“旱地渡船”并留下摆渡钱就无法抵达经典地带。这让我联想起俄罗斯作家索洛乌欣在《掌上珠玑》里提到的一则掌故：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评价一个无才华的诗人时说：“他这个可怜的人，一生总是在旱地上拖着小船！”我们身边大树圭臬的人才华甚多，反而是那些入其彀中者，在旱地拼命拖着小船冲向“经典”地带。还有一种人，棒杀制度之外的新散文言路，至今还在做大帽子的批发生意。这些行为，一者是“出名焦虑症”的周期性发作；二者是顾忌话语权力的旁落。表面看来，他们似乎处于两级对垒，但基本上操持的都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非文学策略。

　　钟鸣认为，新散文的这一批散文家，在对生活辐照度、穿透力方面尚需开拓、审思，不必过于迷恋私人文体的威力，但他们基本就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散文写作的高峰时刻。

　　2005年10月，蒋蓝在“中国新散文批判研讨会”上，陈述过如下观点，“新散文”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新时期”以来明显区别于杨朔式散文，开掘个人心路和生命体验的散文的总称；二是指以祝勇、周晓枫、钟鸣、张锐锋、于坚、宁肯、苇岸、冯秋子、翟永明、庞培、蒋蓝、凸凹、王开林、格致等为主的、以《布老虎散文》为根据地、相对松散的新锐散文家。与《七月》诗人不同的是，目前尚未形成新散文清晰的流派概念，他们只是逐渐形成了有关新散文在思想、美学、文体意识方面的趋同。当然，新散文展示得较为充分的是在文体的“破与立”方面。2002年，新散文的领军人物祝勇写出了长篇论文《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对“新散文”进行了阶段性总结。着眼于文体，他列出了长度、虚构、审美、语感四项指标，论证了新散文所不同于制度散文的特质。散文的叛逆者们不可避免地对所谓制度散文表现出不信任，从而寻求一种更接近内在真实的表述方法。“这些探索者们更专注于自己的内心，因为专注内心比轻视别人更能显示一个创造者的自信。”而在祝勇的论著《散文叛徒》里，他已经远远不再满足于文体的叛逆了。个人化思想以及对现实的拷问，正在成为新散文的思想内核。

　　有关研究者指出，不是我们如何创造了新散文时代，而是这个新散文时代的氛围如何支配了我们的写作？这涉及到散文的时代意义问题。在为汉语散文文本祛魅的同时，人们必须注意，如果无视祝勇主编的数十期《布老虎散文》、数卷《阅读》以及多本《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散文卷》秉承独立、高扬自由、坚持创造的精神向度，歪曲他们在思想领域的价值取向，甚至以生活在底层/上层的经济身份来质疑这批作家的社会处境和动机，不但游离了文学的前提，也无疑是对新散文的妖魔化。散文家们将严格意义的散文与思想随笔，推衍到了一个更为开阔的新散文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凸显出新散文之于汉语文学的现实意义。

　　新散文与大地的形态

　　在诗人、散文家蒋蓝看来，大地的根性往往缺乏诗性，缺乏诗性所需要的飘摇、反转、冲刺、异军突起和历险。也可以说，诗性是人们对大地的一种乌托邦设置；而扑出去而忘记收回的大地，就具有最本真的散文性，看似无心的天地造化，仔细留意，却发现出于某种安排。一百多年前，黑格尔曾断言：“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史诗，因为他们的观察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这是特指东方民族没有史诗情结，却道明了实质，让思想、情感随大地的颠簸而震荡，该归于大地的归于大地，该赋予羽翅的赋予羽翅，飞起来的大地与翅下的世界平行而居，相对而生，成就了当下的新散文。而钟鸣的智性写作，堪称代表。

　　很显然，一个没有多少经历的人，很难触及经验性写作；而一个无法对经历进行处理的人，其经验性根本就无从谈起。个体经验不可能绝对化。闭门造车的天才就不在此空域内，他们高起高打，不可言状。谈及经验写作，让我想起一些写家老是要纠缠语言、语感、语义之类的问题。一个作家如果连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就好像隔着玻璃在研究鱼和水的关系。目前，在这个只能依靠经验性写作才能发力的写作领域，人们倾向于谈论诗或散文，而不是语言或语感，隐喻或反讽。因而，在论述新散文过程中谈论题材、语言、审美、阅读史、生活史之类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严格地说，比起过往的写作人，我们的确难以再发现什么了，很多所谓的“洞见”不过是换了一个说法，又闪烁在文学爱好者的低空。尽管它们均是经验的构成部分，但还不是文学的经验性。从个人化的生活史中彰显既符合历史语法、又迥异于宏大叙事的言说，我们可以通过祝勇等人言说的指向，抵达那看不见的所在，以“说出——照亮”的命名方式，正在成为一种检验写作人实力的标尺。

　　祝勇指出：“纸上的叛乱终将发生，迟早有人要为此承担恶名。但是，对于一个健全的文学机制而言，背叛应是常态而非变态，因为只有背叛能使散文的版图呈现某种变化，而不至于像我家窗下的臭水沟一样以不变应万变，这是一个无比浅显的道理。散文叛徒们与‘断裂’主义者的区别显而易见：后者的利刃斩断过去，而前者的道路通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