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散文选刊》工作了几年,我现在还有一重身份是散文的专业读者,即散文编辑,因此也经常被问及一些散文问题。最近就碰到一个写散文的朋友 发问:“我写了一些东西,看起来有点儿怪,我觉得可能是四不像,所以也没有投稿,自己就把自己枪毙了——你觉得散文的标准是什么?”我反问:“请先告诉 我,在你的心目中,散文的标准是什么?换句话说,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框定,一二三四五六七地把散文的边界给你划出来呢?”他茫然地说没有。我也诚实地说我认 为也没有。“所以,我觉得,你写的是散文是小说还是四不像都不要紧,要紧的是写得好。我甚至觉得,”我图穷匕见,“如果你真的写出了一个好的四不像,那你 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因为你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
由此想到了一个词:自由。
2014年11期《散文选刊》转载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作者是青年评论家张莉,题目是《假如自由能成为一种写作习惯》,她在里面提到了萧红, 她说:“萧红的写作跟‘教养’二字完全不沾边……大多数作家在写作时都会自我规训的,以使自己的写作更符合潮流和文学惯例,大多数作家,都不敢、也不试图 去做那个‘不合时宜’者……在我看来,作为作家,萧红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是,在时代潮流里尽可能去寻找属于她的写作天地。即使有人批评她立场不坚定,写作没 有套路也在所不惜。她绝不自我规训和自我审查以使自己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口味。这也是我喜欢萧红的原因……不在任何事物面前失去自我,不在任何事物—— 亲情、伦理、教条、掌声、他人的目光以及爱情面前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就是我理解的写作的自由。”
就外部条件而言,从古到今都没有绝对的自由——所有的人都是在戴着镣铐跳舞。自由最重要的本质意义,也是在精神领域里——写作,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战争。自由,就是自己给予自己的礼物。
2010年,《最慢的是活着》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大同小异的祝贺短信挤爆了手机,几天之后,有一条冷冰冰的短信姗姗而至:“这样下去不行 的。”我顿时汗颜。是啊,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而这种不行,我心如明镜——有言论说,作家和作品的关系有三种:作家大于作品,作家等于作品,作家小于作品。 按照此论,诚实地说,《最慢的是活着》是属于第一种。也就是说,这种模式的写作对我而言并不吃力,相对轻松。可是,我就这么一直轻松下去吗?那么,我之后 的可能性又在哪里?
这之后的创作里,无论是《认罪书》还是《拆楼记》,我都是在尽力地去写大于我的东西。
《认罪书》是2013年度中国作协的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在发表出版之后,于2014年2月在中国作协开了研讨会。众多精彩的发言里有两个比喻尤 其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来自李东华,她把《认罪书》的写作核心比喻成一个摩托车的发动机,她说:“这样一个摩托车的发动机是否能够带动一辆风驰电掣的奔驰 车,到达历史深处,我是有一点点疑问。”另一个来自于岳雯,她说:“你听我们风言风语胡说八道地讲了那么多,肯定会觉得,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告诉 你,这事没办法,世界就是这样。写作的困境就像那个让人绝望的罗布泊,你面对着罗布泊想要徒步穿越,周围一堆人告诉你,该这样走,该那样走,该穿什么衣 服,带多少水,怎么看星星,怎么看月亮,怎么制定路线……真到走的时候,就是你一个人去穿越这绝望的罗布泊,谁也帮不了你。”
徒步旅行者想要穿越罗布泊,摩托车的发动机要拉一个奔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一想起这两个比喻我就想笑。我很喜欢它们,它们跟我真的很贴 切。徒步旅行者要翻过一道小河或者小山肯定不是问题,摩托车的发动机要拉一个摩托车或者平板车也肯定游刃有余,但对我而言太没意思。穿越罗布泊或者摩托车 的发动机要拉奔驰肯定很吃力,也走不了多远,可这就是我的贪婪和野心,或者美言说是探索,更有甚者说是志向。
——其实是一回事,探索实现不了就是贪婪,志向实现不了就是野心。我知道自己很可能将来就沦于贪婪和野心的命运,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对于那种悲催的命运,我不恐惧。我要做的,就是在它们还没有到来之前,写下去。
——写作很像恋爱。面对爱情,我从不恐惧去爱谁。我最为恐惧的是:一、怕自己无所爱,二、怕自己爱不好,爱得对不起爱情本身。写作也是如此。写 作小说十年,也许最为自我满意的是:从不恐惧去写什么,也从不恐惧写出来的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我最为恐惧的是:一、怕自己突然死掉,写不完;二、怕自己 写不好,写得对不起自己动笔的初心。至于这个时代,狄更斯《双城记》有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而我觉得,这个时代其实是最好的时代。为 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我活在这个时代,我只能在这个时代写作,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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