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生态散文——中国文学的急迫使命

 繁荣生态散文——中国文学的急迫使命

徐芳、杨文丰

徐芳：当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此相伴生的是生态环境问题,由此生态已成为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主题之一。尽管生态文学的创作在整体上并不十分成熟，但中国已初具自己的生态文学,并将成为世界生态文学的一支生力军？

杨文丰：的确，我国的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使生态资源和环境付出了有目共睹的代价，有的地方仍处于日益严峻的自然危机之中。当前，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新目标、新部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日益深入人心，生态已上升为当前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的重大主题，上升到社会和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被认识。

文学是人学，更是人与自然关系之学，假如将《诗经》、唐诗、宋词中的自然物删去，谁也无法想象还是不是文学，所以，文学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现实，无疑是文学题中之义，然而，作为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文学，尤其是中国新时期生态散文对国内生态环境污染的反应，并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表现，在生态热点的迅速反映上，在文学性和哲学思辨层面上，生态文学作品的整体水平确未能达到应有的高度和深度，虽然也涌现出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等一些好的生态长篇小说，但在社会上能产生广泛影响的生态文学作品仍尚少。

目前，国内生态文学创作和从事生态文学的作家，虽然队伍有所增加，比较活跃的生态文学作家和诗人，有张炜、鲁枢元、马丽华、于坚、哲夫、郭雪波等，但阵容依然不够大。

徐刚先生不久前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的长篇随笔《江河八卷》，内容丰厚，堪称力作，但从宏观面看，有深度、力度的生态文学作品尚少。苇岸以创作系列散文《大地上的事情》著称，是生态散文领域令人看好的杰出作家，但英年早逝，令人痛惜。胡冬林生前为了写好生态作品，长年生活在长白山原始森林，作品透露出浓郁的山林和动物的现场气息，表达了万物齐一和谐的生态理念。

中国的生态文学创作在总体上确实还未形成气候。但令人高兴的是，在生态批评方面，21世纪以来，许多高校生态文学研究团队还比较活跃，发展生态文学，显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急迫使命，这其实也是奉自己之命，奉当代人之命，奉自然之命，奉可持续发展之命。

随着社会对生态的关注度的提升，必将有越来越多的作家、诗人加入生态文学创作的行列，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蓬勃之气。

徐芳：随着普遍性的生态意识的不断增强,“对自然生态的深切关照，对社会文化的深思”，基于当今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生态散文是否将是未来散文发展方向的所指之一？而生态文学的发展，又在哪些方面，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重视？

杨文丰：这个问题提得好，涉及生态文学写作的前提、生态文学的文体选择，和我们对繁荣生态创作应持的态度。

繁荣生态文学，大前提是整个社会尤其是作家的生态观念、生态意识必须进一步加强，对社会文化有深入的思考，而对一个作家来说，还必须对自然生态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思考，对自然有大爱，就是所谓思之深，才能爱之切吧，但仅凭这些不一定就能写好生态文学。

生态文学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这就是堪称生态文学经典的作品，很多都是生态散文。

第一本是美国超验主义作家梭罗的散文集《瓦尔登湖》。在这本静静的、恬淡的、充满智慧的书中，作家以细密开放的笔致，以横向思维式走笔，抒写林地、湖水的美，穿插红尘世事，文字纯净，读之，可感受到精神升华、心灵净化的力量，而且，这本书呈现的纯洁的自然及其美的力量，对人的生活方式是可以产生改变作用的，自然美，真是太值得人去细心体味，全身心投入其中。

第二本是世界生态文学时代来临的标志性作品，这就是蕾切尔·卡逊的长篇散文《寂静的春天》。蕾切尔·卡逊在这本书里深入地思考人与自然关系，对环境污染，给以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批判。

还有一本则是利奥波德的散文随笔集《沙乡年鉴》。在美国，《沙乡年鉴》是与梭罗的《瓦尔登湖》双峰并峙的生态经典。

读这本书，可以见到作家聚焦土地伦理和美学问题，除对每个月一至两个自然物候现象作出深刻感悟和个人化的描绘，还提出了影响人类生态观的著名的生态伦理观——“土地道德”。

利奥波德认为个人是一个由各个相互影响的部分所组成的共同体的成员。土地道德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就是土地。简言之，“土地道德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沙乡年鉴》）

需要说到的是，这本书除了提出划时代的生态伦理观——“土地道德”，其文字风格更是独到的，多为解释式描述，结实的文字，简洁而含蓄，理趣美洋溢，深深地引发了我的共鸣。何以这些生态文学经典都是散文作品，我认为这是由散文文体特质决定的。

散文是最能本色地表现作者个性情感、感悟和知性的艺术容器。散文这一以心灵之真为基点的文学形式，多以第一人称“我”直接行文，作家袒露心扉，直陈已见，犹同面对面与你谈心，这就导致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比任何其他文学形式，都拉得更近，更容易表达，也更容易被接受。

还有就是散文本来就长于感兴抒情，善于解释式描述，离散而自然，能议能叙，可真接启智启美，这就势必更适合也能更充分地包容和表现自然的属性、现状和美，可以更直接更方便地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

国家正着力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所以生态散文完全有可能是中国未来散文发展方向的所指，很可能像美国一样成为生态文学的第一文学体裁，出现名家辈出、杰作如林！

对繁荣生态散文创作对这个问题，我以为至少就涉及了五个层面：一是生态学层面，生态学的一些基本原则，比如每一种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关的关联性原则，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的去向原则，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即排异性原则，没有免费的午餐的代价性原则等；二是自然哲学层面；三是自然美学层面；四是社会政治学层面，五是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层面。这五个层面集中体现了生态知识、哲学社会学、美学与文学等的相互关系。

写作生态散文，作家同样需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几年前，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生态文学与环境教育国际研讨会”上，我曾发表这样的观点：科学知识既是生态写作的平台，也是理解和忧患自然的视角，可以帮助作家更好地认识自然和关爱自然的。

徐芳：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危机是促生生态散文发展的根本原因？所以对危机的关注也是生态散文的重要内容之一吧？生态文学不仅警示危机的现象,更是透过现象探析危机的社会性根源？

杨文丰：“愤怒出诗人”，其实危机也出文章——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确能促生生态散文。对生态危机的关注是生态散文发展的重要动力，但不是唯一的动力。

我这样说，是因为生态散文的写作内容或关注的对象，至少已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对生命和大自然机理的深刻体悟；二是对自然美的感悟描绘；三是对家园毁损和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四是在自然生态背景之下对现代生存和生活观念的富有历史感的理性反思及哲学建构。

离开这些问题或内容，文学性再强，也还不是生态散文。

对危机的关注是生态散文的重要内容之一，生态散文不仅需要剖析危机现象，还要追问其社会背景和社会渊源。换句话说，生态散文除了直面自然生态，达到一定的深度和高度，还必须关注和审视形而上的精神生态，得抵达哲学的堂奥。

徐芳： 您觉得生态文学作品，应具备怎样的教化作用，或者说那是一种“绿色效应”？

杨文丰：如果倡行“形神和谐，启智启美”的散文观，生态散文还需引入自然生态、科学思维等启智审美视角，彰显鲜明的自然美、科学美和哲理美……

生态文学，除具有文学的一般教化效应外，还具有绿色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帮助人们建立和强化“绿色思维”，打破有悖于绿色的思维定势，提高和强化绿色意识。在饮食、服饰、家居等方面，让自己更好地意识如何才算明智地生活，起码能够通过绿色的潜移默化，在思想上建立起抵御物质侵犯绿色的缓冲区，乃至抗争地。

二是帮助人们进一步提高欣赏自然的美学自觉性，建立和增强“绿色审美意识”，懂得自然的美学价值，钟情大自然。

三是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净化作用和静化价值。在这个世界上，尚存在一些较为纯净的自然，可以纯洁现代人竞争不休的心灵，静化躁动不宁的心绪，淡化物欲，简化生活。

四是帮助人类不断地矫正、校正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行动，保护自然，与自然建立命运共同体，与自然“共存共荣”。

徐芳：著名散文批评家古耜发表在《文艺报》评价五年来中国散文创作的《在扬弃与拓展中执著前行》一文，曾论及“从气象角度切入生态书写，并不断扩展观察视野……因为目光别致且笔墨摇曳而引人瞩目”。您的创作也在致力于挖掘生态危机深层的社会根源,探寻和树立生态伦理,提倡回归、融入自然的生活态度与方式,构建美好和谐的生态愿景？

杨文丰：从新世纪初《散文海外版》头条发出我一组《自然笔记》后，我就自觉转入生态散文——系列“自然笔记”创作了。现在回顾，我的自然笔记系列，在针对现代化的负面进行批判、反思，在关爱自然、在以求审美文体建构的同时，确实是孜孜于生态伦理的现代建构和探寻。我对生态之病进行反思的《病盆景》，不但获得了《散文选刊》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还被选入雷达主编的《新文学百年散文选粹》、林非主编的《中国最美的哲理散文》和多种权威散文选本，陈忠实先生生前对《病盆景》也给予高度评价：“通过对病盆景所蕴含的病文化的深刻批判，直指人心之病，人性之病。笔锋凌厉，笔端多味。”

我本科攻读的是南京气象学院农业气象学专业，因而我进行生态散文写作，有些近水楼台，一直会注重引入科学视角，同时注重文学审美。我比较注重探寻大自然的原初意义，比如，我认为大自然是存在父、母性的：“大自然不但有母性的一面，也有父性的一面。温柔、包容与无私施予是大自然的母性面孔。这种母性态委实就是大自然的均衡态。父性则是大自然的威严，大自然的金刚怒目。父性态是大自然的失衡态或非正常态，是刚性态，是能量如火山暴发的状态，是大自然的‘不平则鸣’状态，是大自然的怒气冲天与角力搏击。大自然最能让人刻骨铭心的状态，往往是父性态。”

我发现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已由旧敬畏转而开始建构新敬畏：“我向往中的人类对自然的新敬畏，是一种复合型的敬畏，是人类对自然之‘灵’——自然万物的科学本质和规律，对沧桑正道，不但能尊重，而且能顺应的敬畏；是能通过预警机制，自觉避让自然父性殃害的敬畏；是将技术的阴影扫出自然的敬畏；是不但不再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主宰’，而且建立对自然的感恩之心的敬畏；是使当前日薄西山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能日益走向和谐的敬畏；是理应上升到宗教层面的敬畏……”（《海殇后的沉思》）

我长期以来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即人类该生活在怎样的环境，才能与自然真正和谐相处？我得出的答案是生活在“子宫式生态圣殿”！我甚至觉得“子宫式生态模式”，这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佳境界，所蕴含的孕育、温暖、互赖、包容、仁爱、感恩、敬畏、孝敬自然（母亲）等美好内涵，与“土地道德”的观点相比，更具互动性、生长性、持续性、科学性和理想性……

（杨文丰，一级作家。多篇散文被选入上海高中《语文》、全国职中《语文》和《大学语文》等10余种教材。已出版生态散文集《自然笔记——科学伦理与文化沉思》、《蝴蝶为什么这样美》、《自然书》等，部分被译为英、日和蒙文。曾获老舍散文奖、冰心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浩然文学奖、丝路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