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说,“长期以来我们有九位缪斯。健康的批评是第十位缪斯”,“批评”这第十位缪斯可以将议论和评判的箭矢射向九位缪斯中的任意一位,甚至还可射向自己,可见批评是何等重要,又是何等威风。文学批评起到其效能的标志就是上述重要作用的实现,换句话说就是要影响到作家、读者和批评家本人,要影响到文学的生产与消费。
但就在当下,文学批评被拉拢到强势传媒的豪华宫殿里享受着荣华富贵,地位尊贵而显赫,汇聚着超强的人气,能呼风唤雨,能灭人还能造神。而与此同时,传统的学院批评成为娱乐化的大众所不屑一顾甚至讨厌的东西,它只能在寂寞的象牙塔中沦为圈子里的事情,自言自语,自开自败,对作家、读者和批评本身失去影响力,处于失语状态。
学院批评因何失语?这固然与传媒批评的崛起有关,但关键是因为其无法克服的硬伤。
学院批评艰深晦涩,“能指”、“所指”、“俄狄浦斯情结”、“镜像”、“后现代”、“后殖民”、“异延”、“东方主义”、“主体间性”等生僻的名词概念到处飘飞,德里达、福柯、本雅明、拉康、杰姆逊、萨义德等众多国家的理论家集结成另一种意义上的“八国联军”。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去与这些文字对话,即使勉强读完,多数人在这种丧失灵性与趣味的文字里也找不到震动心魄的感觉?“你不说倒也罢了,你越说我越糊涂”,这就是许多人拜读学院批评后的切实感受。
学院批评滞后迟钝,这就是蒂博代所言的职业批评的致命危险——“迟疑症”:“他们搜求资料,一定要找到最后一张纸片;他们探索渊源,一定要掘开最后一座祖坟;他们考察环境,一定要坐实最后一个细节;非如此则疑虑丛生,不能有一个字落到纸上”。因此,学院批评总是对正在产生的文学作品和事件失去快捷的反应,甚至事隔多年都无反应。
还值得注意的是学院批评强烈的功利色彩,学院并不是一个一尘不染的所在,知识、学术与经济资本关系密切,论文数量与职称评定的密切联系让学者们投入了论文写作的大生产。批评只为稻粱谋,学者们为了早日戴上教授、博导、学科带头人的冠冕,便迅速地依照学术规范炮制表情僵硬的学术文字,有人甚至不择手段。大量的学术抄袭、剽窃事件,招生黑幕,评奖丑闻使读者不再朝拜这些所谓的精神导师,让人们不再迷信所谓的学术。
在上述硬伤的作用下,学院批评依然蜷缩在自己造就的小众圈子里,要么沉浸在对昔日辉煌的回忆中摆出一副精神导师的迂腐架势,要么淹没在今日硕博弟子的无聊追捧中自我陶醉,浑然不觉自己已失语于这个传媒为王的时代,似乎毫不在意普罗大众对它的无情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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