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久不作——散文热的背后

    我为文写作30年，身处文坛之外，算是一个业余作家，然而却一直两眼盯着文坛，又可算作一个旁观者。俗话说，旁观者清，然而，我依然不敢自以为看清了什么，却有这样那样的想法。

    当下的散文，可以用一个“热”字来形容。说到散文热，我的第一个感觉是量大面广。全国有几百份的报纸，每张报纸又都有一个副刊，散文是主打的品牌；全国又有上百份的文学刊物，除了十来家散文专业刊物以外，也是小说、散文、诗歌，三足鼎立，散文三分天下有其一。我的第二个感觉是:由于市场的容量大，散文的年选与多种版本的散文集也出得多。旧岁未除，本年度的所谓散文“精选”、“最佳”散文、“最具阅读价值”的散文等等迅即登临书市，成为森林一样的书籍中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线。精选不精，最佳未必，编选者需要照顾的名单可能不在少数，从另一层面说，很难排除商家的炒作。其实，只是一种表象，一种时尚。也有人说是“文化的快餐消费”。凡是时尚的东西，都是没有生命力的，长则几年短则几天，风流总被风打雨吹去。不信，请你打开这些重三叠四厚厚几册的选本，真正打动人的让人击节称赞的好散文能有几篇？

    写散文的人多，形形色色，散文的新概念也林林总总层出不穷。余秋雨的一本《文化苦旅》，从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对历史、人物、事物的解读，熔知性与感性于一炉，极大地拓宽了散文的表现力，写法是全新的，就给起个名吧叫“文化散文”，使人怀疑的是，难道还有没文化的散文？女作家写散文，抒情写忧，欢喜时大笑，悲伤时歌哭，爱也缠绵，痛也缠绵，也给起个名吧叫“小女人散文”。还有叫“学者散文”、“小说家散文”、“官员散文”、“政治散文”、“艺术散文”，让人莫衷一是。不禁要问，以某种职业或身份确定其散文品质，其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比如柳宗元，既有学问又做官也写散文，既写批评时政的散文《捕蛇者说》，又写纪游散文《永州八记》，你能区别哪是学者散文？哪是官员散文？梁衡写觅渡、觅渡的瞿秋白，写大有大无的周恩来，写报国无门把栏杆拍遍的辛弃疾，有人说他的散文是“政治散文”。那么，我又要问:西汉的司马迁写《史记》，写辅佐刘邦统一中国的张良，写大泽乡起义的陈涉、写“拜为上卿”的蔺相如，写“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项羽，都是政治人物，是不是政治散文？古人好像没有这么别出心裁的，不管是“本记”、“表”、“书”、“世家”、“列传”，都是实录，统称为史记，文史不分家，都属于散文的范畴。

    回顾源远流长的中国散文史，从《左传》、《史记》、汉赋、唐宋古文到明清小品，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的交叉与结合，构成中国散文史的全部内容。当年，贾平凹创办《美文》，提出“大散文”的主张，他的基本观点有二:一是散文要有大境界，反对把散文变成一种“小摆设”，这也是鲁迅先生在30年代强调并反对的；二是强调散文面，各类题材各种形式都可以进入散文创作。从境界、题材、形式的范围内确定一个“大”字，其实也就包括了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的概念，只不过老贾登高一呼，别有用心，不是巧立名目，而是针对当下散文境界越来越小、路子越走越窄的现象而言的。

    时尚化、技术化写作，使散文变得越来越甜俗、流俗。然而，“绮丽不足珍”，这是李白《古风第一》里的诗句，批评的是建安以来诗风靡软的文学倾向，至今不失其借鉴意义；他还有一句诗，叫“大雅久不作”——当下散文具有阳刚之气独具风骨的散文却越来越少，也是不争的事实。不妨回顾一下近年来的散文创作，余秋雨一热，文化散文(姑妄称之)一时走俏，冷书袋贴着热屁股，有点文史、有点议论、有点抒情的文化散文，千人一面，俯拾皆是，既不见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也不见作者的领悟与发现，一味地宏观俯视，宏大叙事，无限升华，热闹了一阵子后，又坐了“冷板凳”；自然与环保成为热门话题以后，争先恐后，人云亦云，你写黄河，我写淮河，他写家乡的河，发臭的河、消失的河、干涸的河、半死不活的河……虽有高下优劣之别，却都是模子里浇注的东西，似曾相识没有出人意外的新鲜感，而在文学界没有比总是见到一个老面孔更让人不耐烦的。当下的散文写作因为“艺术的内容正在减少，正如个人之间的差异正在减少”(约·布罗茨基语)。越来越变得让人乏味，丧失阅读的快感与共鸣的激情。

    散文的天地有多大？我借用一个俗语:“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即使是鸡毛蒜皮的题材，也要写得有意思、有意义，而又难在有意思、有意义。古人说:“文章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这是由文学的教化功能决定的。另外，强调散文的真情实感并不排除想像力，文学不能没有想像力，而应该像雄鹰一样自由地飞翔于天空与大地之间——既立足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大家知道，史铁生是坐在轮椅上的作家，因为残疾而返回内心，更多地作形而上的思考。他对于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