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要有道德情怀

    文学当然不是简单的道德训诫，也绝非只能宣扬好人好事，否则，《雷锋的故事》可能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品。但是，文学在其诸多的功能中，教育和感化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因而，真诚的作家、严肃的作品都会重视文学的道德感化力量。

    我们这个社会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又面临“全球化”趋势，这是一个转型和调整的时代，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风尚正在发生着急遽的变化，传统道德有许多已不适应于新的时代，而新的道德还没有完全确立，应该说，这是一个道德观念混乱的时代。孔子死了，上帝死了，但人还活着，关键是还要继续活下去。怎样活？活着为什么？似乎没有一个主义或者行为模式可以框范。人是自由的，被框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这是社会的进步。但道德的困惑也由此而生。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封闭因而超常稳定的社会，它的道德观念，比如仁义礼智信，很明确；现代中国与西方接触，传统道德经受巨大冲击，但也渐渐接受了一些现代道德观念，比如自由、平等，也很明确。古代作家和现代作家，无论他们站在哪种道德立场，古代作家也有反封建道德的，现代作家也有坚持传统道德的，总之他们的道德观念是相对明确的。而当今许多作家则面临着道德困惑，而且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困惑。

    文学是写人的，把人写成政治工具或者经济动物都是简单化的写法，但为了把人写得复杂，特别是要写出人性的深度，而把人物性格写得模糊不清，善恶不分，似乎也缺乏真实可信性。在有些作家的笔下，那些腐败分子甚至社会黑恶人物，他们尽管在干着伤天害理、损人利己甚至危害社会的事情，贪污腐化，渎职犯罪，杀人放火，贩毒搞黄，几乎是无恶不作，但这些人却在作品中被描写成具有非凡魅力的人物。假如把人物以简单的“好人”和“坏人”来概括区分的话，这些“坏人”似乎比“好人”更有人性，也似乎更有人情味，恶但爱着，爱金钱，爱女人，讲情调，懂生活，而“好人”则成了干瘪苍白、简单落伍的人物。而且，这些作品也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告诉人们，“坏人”坏着但生活得很好，“好人”好着但生活得不好甚至很不好。什么意思呢？难道是说“坏人”生活得好是因为其坏才好，而“好人”生活得坏是因为其好才坏吗？总之，对“坏人”满是理解甚至同情，而对“好人”则隐含着不恭。这里的关键不在写了什么，而在于怎么写，作者持什么样的情感态度。

    古今中外，有人坚持作家要有道德情怀，如俄国的老托尔斯泰，也有人反对文学作品有道德倾向，如英国的王尔德。其实，不论你多么强调文学的审美独立性，但它无论如何总是与道德伦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割断文学与道德的联系即使不是一厢情愿，也是不可能的。文学的感染力常常是在写人时对其理解和同情而产生感染力的，创作需要人性的同情，但也需要坚实有力的道德批判力。

    道德情怀是一个作家应有的艺术胸怀，有和没有这个胸怀是绝对不一样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作家是否伟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作品艺术品质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