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罗门，想起了昌耀

想起了罗门，想起了昌耀

——有关“诗歌与人”的话题及其他

风马

    台湾诗人罗门和青海诗人昌耀，这两位是中国当代诗歌的自由吟唱者，他们痴心于诗，特立独行，在芸芸众生中，以诗歌这种崇高的艺术形式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尽管一个头戴荆冠，一个头戴桂冠，一个是“大山的囚徒”，一个是海外游子；尽管他们的诗观及人生观不同、人生境遇和生活质量也完全不一样，但在我眼里，他们都属于那种能够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精力奉献给诗的人，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而不是那种不官不民附庸风雅追风赶月心猿意马之流。虽然说中国诗坛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趋向沉寂了，现在又在全球化的娱乐文化、多元文化的全民消遣和多重选择中“风光不再”，但是，昌耀的《命运之书》和罗门的《时空奏鸣曲》仍能给我们带来对诗的美好怀想。毕竟，诗歌的精神不会随着物欲横流的世界而偃旗息鼓，销声匿迹。

    关于昌耀其人其诗，一些诗歌刊物和报纸的副刊曾把他哄抬到相当高的高度。中国诗歌学会曾在医院向病重的昌耀颁发了首届年度诗歌奖的奖金和奖杯并称其为“诗人中的诗人”；青海人民出版社也在他逝去后，破天荒地为这个苦难的西部歌者出版了一部豪华版的《昌耀诗文总集》，以此告慰诗人于九泉。而据我所知，在昌耀离去之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青海的年轻爱诗者会利用各种场合议论他并且祭祀他，如把喝剩下的残酒泼在狼藉的饭桌上，嘴里说几句“大师安息”之类的醉话。说实在的，昌耀在我眼里不过是一个邻居，一位同事，一个可以坐在一起聊聊天的朋友。至少我认为，他所从事的日常工作毫无诗意并且与诗歌毫不相干。比如，我每每看到的这位诗人总是穿一件类似粮油门市部工作人员所穿的那种蓝布大褂，而且在他骑的那辆令他爱惜备至的自行车后捎盘上，从来都不缺少萝卜青菜，米面油盐。他穿蓝色长衫是为了保护身上那件曾经时髦过的灰颜色的“巴拿马西服”，因为他要给他的三个孩子做饭，还要从煤房里往楼上搬运煤砖，而更多的时候他是在与老婆打架或与未成年的大儿子打架。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做完了家务呕够了鸟气之后长时间地把自己关在不足五平方米的所谓书房里，或去摆弄那台使他爱不释手的照相机，或去无人可知的想象世界里神游，并偶尔抒发一下他对苦难生话的追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那首《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比如《划呀，划呀，父亲们！》，比如《古城:二十四部灯》等在国内诗坛叫得响的作品，据他说都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出世的。也许他不说谁也不会知道，在他躲在小屋里创造诗歌的时候，没有暖气的冬天在西宁是多么地寒冷。在他歌颂他的土伯特女人和三个孩子的时候，他的那扇只要放他进去就死也不会为他人打开的门，常常会被那个女人从外面踢破，门锁也会被反锁上，于是他只能在几个空啤酒瓶里小便，在一条自制的土沙发上和衣而卧。正如他的咏叹，正如那首《斯人》:静极——谁的叹嘘？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缘而走。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这样的诗，这样的的气度与智慧，这样的孤独与憔悴，我敢说，没人乐意同他分享。

    昌耀用他的诗歌没能把他的老婆孩子养活好，所以就无奈地毫无尊严地离家出走了。这个50多岁的被诗评家誉之为大师抑或圣手的男人，有一天突然感到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悲郁和暴怒，他想，自己非但没能把老婆孩子养活好，同样也没能把自己养活好，于是就将平生所著诗文剪辑成册，命题为《命运之书》并且在国内多家报刊发出了一封致诗界朋友和读者的公开信，声明自己“因书稿屡试不验”因此要“奋起自救”甚至要“图穷而匕首见”了。此后他在《唐·吉诃德军团还在前进》一诗中这样自嘲道:“一路丢盔卸甲”、“吃尽皮肉之苦，遭到满堂哄笑，累累如丧家之狗”……但所有这一切的发生，正如诗人所说:痛苦是常有的事，而最痛苦的唯有精神的缺席。

    昌耀其人其诗让我对诗、对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你的一些美好雄奇的渴望和追求，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不了，那么，你就在诗歌里想方设法去实现吧。如果你的生活很苦涩很没意思，那么就让自己的诗歌不苦涩甚至有一种桃花源般的浪漫与美妙。这就好像西北的花儿一样，那么美妙那么动人那么有想象力的花儿，不都出自穷苦农民之口吗？

    我与罗门先生的相识是在1988年的海口。当时海南刚建省，而在此前短短几个月里，据说有十万所谓的大陆人才闯过琼州海峡，在海口的秀英港和新港登岸，而其中就包括了许多已成名或未成名的青年诗人。成群结队的诗人在海口大街上走来走去，一些号称这派那派的所谓掌门人求职无门，居无定所。真正是人潮如涌，泥沙俱下。就是在这样一种心浮气躁的情形下，我有幸在一个台风登陆之夜，顶着十级大风，去海口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