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西部文学的魅力与困境

当代中国西部文学的魅力与困境

傅查新昌

超越地域至上的文学魅力

在中国西部，一直存在着超越地域至上的文学魅力。

西部这片土地，作为一批批作家诗人充盈生命内部的自然品质，作为阐释人类生存活动的飞跨形式和广阔的写作空间，无私地赋予灵感这个既柔顺又暴力的尺度。一批批作家诗人的特殊视角，好斗的挑战姿态，在一种对文化身份认同造成的压力，以及对紧张状态的调解之后，随着极度无意识状态下的深入思考，经历了一场认知能力的提升，审美经验的积累的复杂过程，并从不同层面介入文化中心的权力话语，逐渐形成多元格局和个体性话语的书写策略。

就当代而言，多少不敢自败于笔耕的西部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以不同的个人体悟、经验、情怀和态度，挺进中心话语和各种话语的矛盾交织处，直面被文化体制掩盖下的话语霸权和身份排斥，重新审视物质时代与文化表征的互动。在文化身份认同的激烈竞争中，有些人一举成名，成为一方文化霸主；有的盲目而温顺地满怀世俗心态的书写焦虑，急功近利地在文学道上苦苦挣扎；有的长年累月处在无名状态，在求解跨文化经验与历史记忆中，抛弃本土文化特有的精神品质，任意放逐自我，走向价值平面的意义滑动，观念错位的困境，最终成为心灵流亡者，成为狂妄自大的写作疯子，成为丧失人格的精神侏儒。对这种严峻的不祥后果，人们应当姑息迁就。然而，怎样对当代西部文学的魅力与困境，进行一次公正的审美判断与学术阐释，怎样揭示西部作家诗人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精神的内在变异，怎样透视一批批作家成功背后的迷惘状态，对于批评界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

用现代性的审美眼光，反观当代中国西部文学的过去，却不无令人惊喜之处，不同时代涌现出了不同层次的作家群。二十多年前，以杨牧、周涛、章德溢、昌耀、林染为代表的“边塞诗”，像一阵强劲的西北风，震撼了中国大地每一个文化角落，他们怀着高昂的爱国激情，选择了狂热时代的抒情形象，并为这特殊时代的选择，付出了热情错位和严重表征危机的代价。“边塞诗”是在地域性、民族性和国家意识的过分强调中，表露出其诗情膨胀、诗意空洞和文字游戏的特殊意义。一个把谎言作为生存条件的时代过去后，这批善良的抒情诗人经不起现代性的挑战，在主导话语严密网络的总体控制之下，集体丧失了对个体独特性的思想更新与精神维护，最终成了被新历史语境反讽的枯枝败叶。但是，在“边塞诗”疲惫尊容的背后，路遥、陈忠实、张贤亮和贾平凹这几个典型人物的小说，在中国是最领风骚的，给读者和社会带来巨大的震撼，成了说不尽的议论焦点，百看不厌的文化景观，甚至把一些作品视为颓废的结果，没有进行公正的审美界定。

无论如何，正当中国人怀疑一切文化现象的时候，现代化已变成世界惟一的未来之路，市场竞争、目标焦虑和技术疯狂，成了这个时代的全部文化表征，而文学仿佛变成了荒原上的最后一棵小白杨，成了作家诗人们用来装点道貌岸然的外表而已。在多元价值观激烈对峙的特殊时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使道德存在了沉重的审美意味；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其宏大叙述的思想魅力，大胆表达了深切的价值关怀和人性探索；贾平凹的《废都》使精神品质成为当代人生存需求的奢侈品，以其颓废道德、煸情伎俩、语言浮肿和思想干瘪，暴得大名并引起广泛争论之后，成了一部通俗文学的经典小说；周涛以从诗歌到散文的转达场写作，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举成为西部散文的佼佼者和领军人物。然而，在同一个文化层面上，诗在最纯洁的伪诗道德异彩中日益贬值，一些具有欺骗意志的西部诗人，以及那些个悟出什么的铁碗人物，开始以轻浅谑浪的文字游戏，替代了昔日那种自认为崇高的价值关怀。在一种冷漠的隔世心态中，伊沙用随意捏把的至尊意象，以本真意识和颓废情怀，写出了那首著名的诗《饿死诗人》——这是破天荒的文化大事件。从此，诗人成为恼怒的多余人和麻木的局外人，诗人的诗学立场和诗艺探索，从生存焦虑向文字游戏转位，生命的创作激情，成了世纪末文化的一个玩世不恭的遗梦。

在后现代的冲击中，使当代西部作家诗人在产生思想震撼的同时，为了把心灵鸿沟变为生存坦途，在受施者般颤抖中开始了明显的创作转向，因为他们越来越清楚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喜欢或接受，反感或拒绝，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跨越国家和科学界限的文化现象，已经无可避免地引起目光锐利的西部作家诗人的思考。而且，最引人注目的是，西部作家诗人的创作确乎完成了三大转向：叙述与结构的转向（从陈忠实的《白鹿原》式的宏大叙述，到寇挥的《想象一个部落的湮灭》式的世俗关怀）；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转向（从贾平凹的《废都》式的时尚著述，到唐卡的《你是我的归宿》式的姿态表演）；身份认同与创作目的转向（从周涛式的诗歌创作向散文和小说的转场写作）。这种话语转型、价值观转向和转场写作，用今日的审美眼光来看，在总体上既有积极的价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