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生命写作

呼唤生命写作

朱鸿

    雷达之忧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高贵的理性，雷达之问恰逢其时。他不是在总结中国当代文学，但他为作家提出了新的更清晰和更超拔的路线图。我对他的观点感应强烈，遂作思想的链接。

    作家有的像流星，有的像行星，只有伟大的作家才像恒星，而恒星则早就占据了天空，谁能轻易跻身其中呢？显然，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作家给人以压力，他们什么没有写作，什么没有反映或表现呢？然而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困惑与主题，这使恒星的出现成为一种可能。每个时代的作家都是有自己的舞台的，缪司并不厚此薄彼。每个时代也有自己的天才，因为宇宙生人，其批拨天才的比率是相同的。没有成为伟大的作家，问题在于自己，在于自己把天才浪费了。歌德说：“天才和创造力很接近。”天才这种创造力是产生结果的，长久起作用的，有深远影响的。屈原有深远之影响，然而他沉沙而死，司马迁有深远之影响，然而他惨遭宫刑，陶渊明是有深远影响的，然而他穷得乞食，荷马当然有深远影响，不过他失明了，但丁当然也有深远影响，不过他受到流放，莎士比亚的戏剧被人诬蔑，托尔斯泰的著作被人检查并削删。天才自有天才的苦难，天才往往由于苦难才成为天才。没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天才的结果将相当于庸才的结果。歌德还说：“看一个人是否富于创造力，不能只凭他的作品或事业的数量。”有天才而不伟大，是天才的遗憾。

    我们有一些作家，其创作的出发点有五求：求生，求安，求宠，求名，求利。这五求是递进的，生与安是其底线，名与利是其归宿。不是这样吗？若不是这样，那么也许有人早就是伟大的作家了，文学的天空将闪烁中国的恒星，中国之外的受众将反复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以发现他们为人类所开拓的新的精神疆域。然而并非这样，可惜天才坠入了平凡。

    实际上作家在本质上是求真，求善，求美的，这已经是常识了，然而知易行难，甚至有的人走着走着便忘记了基本原则。如果作家别无他意，惟为真善美而写作，那么他将进入一种生命写作状态，而这样的写作状态则是一个伟大作家必备的。进入生命写作的状态，作家便不怕死亡，不怕坐牢，不怕排斥，不怕寂寞，不怕贫穷，这是需要一种精神的。

    许多作家是一种现世写作，总希望自己的写作在现世得到回报。回报什么呢？当然是荣华富贵。于是作家就追求这样的效果：作品的发表，获奖，再发表，再获奖，使名与利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问题是，如斯行动，将永远不能成为伟大。

    现世写作有种种表现。它规避历史。已经过去的人类生活，便为历史，而占世界四分之一份额的中国人的当代生活，则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故事，然而作家写作了多少，反映了或表现了多少呢？直面这段历史显然是有风险的，遂采取规避之术，以走安全之道，跟着指挥棒走。这里的指挥棒包括媒体、奖项、津贴和位置。所谓媚俗，便是想方设法讨得受众喜欢。遗憾的是，有些作家孤独不得，总是想让多数人为他欢呼！再也没有由于媚俗而使作家容易获得鲜花和货币了，当然，再也没有由于媚俗而使作家自绝于伟大之路径了。有的作家出版了一些书，也还畅销，或也得了奖项，上了电视，便觉得会不朽，是恒星了，自得而洋洋，岂不知麒麟皮下总是露出马脚。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是思想深刻而丰富的，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不是思想者。帕斯卡尔说：“思想形成人的伟大。”又说：“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加缪甚至认为：“文学作品通常是一种难以表达的哲学的结果，是这种哲学的具体图解和美化修饰。”人以思想为伟大，以思想获得尊严，何况人类之中的作家。然而当代中国作家，他们的作品有多少傲人的智慧，有多少超人的发现，其道在何处，光在何处？故事长能怎样，细节精又能怎样，如果没有思想将故事与细节融为一个艺术品，那么它仍是过客。模仿。当一个作家的写作只是为稻粱谋，或还有追求，只是怕狼怕虎，那么他便将削弱并失去原创和独创的能力，除了模仿洋人和古人，他会怎样进行下去呢？

    显然，当代中国文学是古代中国文学的继续，更是现代文学的继续，它是拥有丰富遗产的，而且它还是未来中国文学的过渡，它的成绩也是显著的，中国作家自有探索人性的法门和把握人生的法门，他们不乏聪明者，苦干者，壮志者。不过中国作家所经历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变化太快，一个胃难以消化十个人的食物，而他们则必须消化，且又有中餐，又有西餐。问题在于，即使吞噬而进，是否为身体所吸收了呢？是否变成了自己的生命呢？英雄不在镜头之中，英雄刚刚在地平线上闪动。

    中国有伟大的作家出现，当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将结束众多的文学之争，这仿佛主峰耸立，其他支峰便会得体归位一样。它将标志着现代汉语写作的成熟，因为白话文写作不足百年，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