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先生与学者散文

黄裳先生与学者散文

■王充闾

    黄裳先生兼作家、学者、记者于一身，他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散文大家，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尤其卓著。先生出生于1919年，从年龄来看，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应该算是小字辈；但是，就其独立不羁的精神，腹笥丰厚、博古通今的学养，以及传统文人雅士所独具的那份情调、趣味，那种大家风范、名士风流、才子情怀，又应该被视为“五四”一辈学人。

    他在散文创作中是得大自在者。多年以前，唐弢先生就称赞他“实在是一个文体家”。这从他的几百万字的散文著作中可以得到有力的印证。中外文学史告诉我们，凡是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家首先都是文体理论家；而在不断地实现突破与超越的散文大家来说，必然也是一位文体作家。古人对此是极为重视的，产生于公元五世纪末、六世纪初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就以大量篇幅对文体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

    依我理解，所谓“文体意识”，是指作家、读者在创作与欣赏过程中、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对于不同文体模式的一种自觉理解、独特感受和熟练的心理把握。体现在具体创作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一种系统性的“文学工程”。黄裳先生的《锦帆集》、《珠还记幸》、《旧戏新谈》、《笔祸史谈丛》、《榆下说书》、《银鱼集》等等，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文体是长期积淀的产物，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历史和现实的统一，稳定和不稳定的统一——它相对稳定，实际上是不断变化的。正如黄裳先生自己说的：“回顾过去写作的经历，一个明显的特征是风格的善变。”在论及《旧戏新谈》时，他说：“笔调更是纵横驰骤，逸出了规范。写时真能感到一种任情挥洒之乐”。“任情挥洒”一语真是特别恰当。这使我想到学者李辉对黄裳先生的评论：“显然，文体对于他并不一定是必须考虑的前提，更不是限制手脚的束缚。在这方面，他相当放松，显得潇洒自如。”任情挥洒，潇洒自如，正是熟练把握、炉火纯青的标志。

    我们这一代人，由于多方面的局限，即使年龄也不小了，终竟无法同他比并。“夫子之墙数仞”，不要说对等交流，就是作出客观判断，也常常觉得“不得其门而入”。因此，我在这里只能说说个人向他学写散文的体会。

    先生是写作文化散文的高手，又是开路先锋。“文化散文”的提法未必确切，为了表述方便，姑且这么说吧。大体上讲，其文体特征，应是文化蕴涵丰富，能够把哲思、史眼、诗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书卷气、艺术美与思想锋芒相互融合。如果这一看法得到认定，那么，我说，文化散文实质上就是学者散文。作为一种文体正式提出来，确是为时不久；但其出现并非始于今日。起码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题未定草》等，用黄裳先生的话说，“是学者散文的典范作品”。到了黄裳先生笔下，就成批地、集束地出现了，包括结集于1945年、1947年的《锦帆集》、《锦帆集外》和1980年、1981年、1983年的《花步集》、《金陵杂记》、《晚春的行旅》等许多散文作品，都可以说是今天定义的文化散文或学者散文。

    1980年，黄裳先生在散文集《山川·历史·人物》的后记中说：

    我还时时不能忘记过去，经常会感到“历史的重载”的沉重分量。……不论怎样美妙的自然景物，如果离开了人类的活动，也将是没有生命的。我好像从来就不曾读到过纯粹的写景文，用照相机拍下的风景画片那样的东西，在文字中是并不存在的。也许这是我的一种可笑的偏见。看画时爱读题跋，游园时留心匾对。面对湖山，也总是时时记着一些赶也赶不开的历史人物与故事。美丽河山，不只是对自然面貌的客观描述，其中也包含了对世世代代在这里劳动、生息、歌唱的人民的热情的赞颂。

    正由于这类散文的文化蕴涵主要以历史事件和人物行藏为载体，所以也有称之为历史文化散文的，似也言之成理。

    其实，文史融合的传统在我国古代文化长河中是源远流长的。上乘史学著作都是最佳的文学作品；而作家的最初文化角色常常就是史家。比如，先秦百家诸子都是出色当行的作家，但同时又多是够格的史家。所谓“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三国时刘劭语)。文与史的自觉分家，表现为文重辞而史重事，大约是在两汉以后。南朝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门设了《史传》一篇来讲历史散文，从文章的角度对历史著作提出了要求。其中有这样的话：“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物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就是：《左传》记事，附在《春秋》经后面，跟经文交错，文辞简约，可是，人物的姓氏、宗族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