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

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

谢有顺

[散文写作应该面对人物，面对个人；散文家只有学会了如何与自己说话，他才能向许多人说话。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在散文家的笔下，是藏不住的，它随时会站出来向读者发言。……比如，当我读到贾平凹说“听灵堂上的哭声就可辨清谁是媳妇谁是女儿”时，深觉这是一个用心观察世界的作家，他的叙事，也是洞察人心的叙事。“天地贯通以后的人才能写散文，才能写出好散文”，这话是一点都没有错的。]

    在中国，散文应该是最成熟、也最悠久的文体。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小说为王了，散文的影响力却在衰微。故事已是新的阅读主宰，虚构成了作家最为看重的才能，没有人再愿意听作家们的絮絮叨叨了，这个时代所热爱的，更多的是欲望和传奇。然而，当故事越来越变成胡编乱造，当虚构也成了精神造假的幌子，散文的写作，似乎也在偏离真心和自然的轨道，加入到了虚假写作的合唱之中。一方面是伪造的自我大量出现在当代散文中，另一方面是文化关怀和知识崇拜几乎窒息了散文的自由精神——随着文化大散文的兴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散文写作，正在进入一种新的公共写作的时代：经验类型，话语方式，精神指向，都有着相类似的边界，无非就是历史调查和人文山水。这场话语变革，由余秋雨所开创，却被更多没有个性的写作者所模仿。于是，散文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弥漫着尚大之风，举目所见，都是宏大的历史追溯和山水感叹，惟独见不到那个渺小、真实的个人。

    这可能是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困境之一了：在一种写作的背后，却看不到一个真实的人。在这一点上，小说、诗歌或许还有技巧可以掩人耳目，但散文是本色的文体，很难作假，它不像小说，可以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站出来说话，散文必须直接面对读者，随时向读者发言。所以，余光中先生曾说，“散文家必须目中有人”（《余光中散文·自序》），散文是无规范的，它比小说和诗歌更为“近人情”（李素伯：《小品文研究》），更反对制作，它崇尚自然，向往兴之所至，本质上说，它是业余的文学。所以，我对那些专以写作散文为业的人，历来是很讶异的，我不认为他们的专业姿态能帮助他们写出真正的好散文来。

    当代的散文实践可以证实，我的这一判断并不是空穴来风。至少，现在进入我视野的最好的当代散文家，绝大多数都不是专业意义上的，反而是客串和业余的身份，使他们写出了令人难忘的散文篇章。比如，汪曾祺、王小波、贾平凹、李国文、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余华、叶兆言、铁凝等人，他们的文学身份更多的是小说家，而于坚是诗人，余秋雨原是理论家，他们的散文写得好，难道仅仅是出于偶然吗？不，也许，它不过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设想：如何使散文更好地成为“业余的文学”，才是散文的出路和正宗。

    而在散文反对专业写作的运动中，小说家秘密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对散文的介入，大大地改变了散文的边界和疆域。在最需要对人和事具有丰富表现力的地方，在如何应用语言更好地贴近自己的心灵这种话语实践上，小说家似乎拥有天然的优势。在此之前，散文写作的一大弊病，就是过度抒情，不知节制，结果把散文越写越狭窄，越写越滥情。小说家散文兴起之后，过度抒情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克制，这大概跟小说家长于叙事而不长于抒情有关，他们更注重经验和事实，更注重自我存在的心灵印痕。这种散文的崛起，使散文在事实和经验层面上的面貌发生了改变，凌空蹈虚的东西少了，细节、人物和事实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作家开始面对自己的卑微而真实的经验，以及自己在生活中的艰难痕迹。“我”开始走向真实。

    记得多年前，汪曾祺先生曾经谈到小说家的散文：

    小说家的散文有什么特点？我看没什么特点。一定要说，是有人物。小说是写人的，小说家在写散文的时候也总是想到人。即使是写游记，写习俗，乃至写草木虫鱼，也都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散文应是精品》）

    “是有人物”，“总是想到人”，寥寥几字，说出了散文写作的正大一途，是要和人物相关。多少人写散文，事是真的，可情却抒发得太飘，太张扬，结果，人物也变得虚幻而摇晃起来；而一些小说家写散文，或许还偶尔使用小说的虚构技巧，但他们在人物的精神和情感指向上不务虚，实在，人物反而立住了。读这一类“有人物”的散文，慢慢的，就仿佛和作者笔下的人物成了“邻居”，成了熟人，书放下了，你还会深深地惦念着他们。“总觉得自己跟作者同在这个世界上，所谈论的也正是这个世界里的事；即使读者被骂了被讥讽了，也会发生反省或者愤怒，但决不会看得漠然，认为同自己决不相干。”（叶圣陶：《关于小品文》）

    散文写作应该面对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