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平民文学和平民利益

平民、平民文学和平民利益

——吴俊教授在“北京文艺论坛(2005)”上的讲演

      中国社会的转型伴随着一系列制度建设的问题。其中，市场经济制度既是最重要的环节，又是推动社会转型的最重要力量。市场经济制度将重新分配社会利益，重新确定社会成员、阶层的地位归属，同时，也将重塑社会的价值观。这就必将影响到文艺价值观的问题。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是其中必须思考和明确的一个主要问题。

      一、中国文学中的平民传统

      “平民文学”参与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基本传统或主流传统。

      1、“平民”这个词或概念，在中外古今的使用及其沿革的过程中，都是有过一些变化的。对此，我们现在不去进行详细的追究。在当代(当下)的使用和语境中，它一般指的就是社会中的普通人。从这个简单界定里，我们可以将它作进一步的具体说明。我觉得“平民”这个词或概念，至少指涉或包括了以下几种重要而且是基本的特质或属性。(1)它是指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即代表了社会利益的主体，或体现了主要的社会利益之所在。在此意义上，平民利益也就是社会公共利益。(2)它是指社会中最基本的人群，即社会阶层中的基层(包括底层)部分。(3)它是社会财富(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最直接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最广大的消费者。(但如与上述第二点联系起来看的话，那么，平民并非必然是社会财富最主要的拥有者。)(4)平民也是一个集合、集群性概念，它有着最基本的利益一致性，同时也表现出多面、多层、多元的利益诉求，其价值观并非是完全单一或同一的。

      由这几点，我们很容易就能获得以下认识，即平民利益的充分保证或保障与否，是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和社会秩序是否公正、合理与道德的标志。在常态社会中是如此，在转型社会中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根据平民利益的得失，衡量、判断社会演变的性质，或发现社会演变中的重大问题。

      但必须认识到，平民及其利益往往也是社会发展成本的主要支付者或支出部分，即社会发展不平衡过程中的某些甚至主要的代价，往往由平民(利益)来做最大的承担者。关键在于，以制度为核心的社会规定能否最大程度保证或保障平民的利益。当然，除了显性制度以外，还有隐性的或占强势地位的社会观念，特别是社会权力的观念，对此也会有明显的支配性影响。简言之，一个社会的制度和主流价值观、价值立场，是最重要的。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文学，在社会层面上，当然也属于一种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表现或载体)。那么，文学及其价值必然会与平民及其利益发生直接关系，而且，同样，平民利益及其价值观在文学中的实现程度，也就将成为我们衡量、判断(某种、某时的)文学现象的价值地位的一种基本标准。

      中国文学，不管在古代还是现当代，都有着十分鲜明而强大的“平民传统”。甚至可以说，“平民文学”参与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基本传统或主流传统。

      2、从中国古代文学来说，《诗经》里风、雅、颂三体中的“风”(《国风》)，即可称是我们现在所知的当时最近于平民情感、平民意识和平民观念的平民文学，虽然据说它经过了孔子的“删定”。孔子删《诗》而又将“国风”入《诗》，我倒认为孔子不仅具有平民文学的自觉意识，具备平民文学的观念素质，富于平民文学的基本价值诉求和立场倾向，而且也堪称中国最早留名的平民文学家。理由很简明，《国风》乃是古代十五国的民歌。同时，在更广大的范围来看，《诗经》是中国文学可知的主要“源头”之一，它是中国文学(精神)传统的来源，并且，《诗经》最终还是被中国的主流文化视之为“经”、奉为最高经典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主要品质及价值观念，不难判断中国文学的起源及其流变和最终形成的文学传统与平民文学和平民权利的直接(甚至是因果)关系。

      再从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的开创来看，在文学史上一般被称之为“五四新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出发点，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上，都始于现代“白话文学”的倡导和实践。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及其“三大主义”，鲁迅的小说创作等，都能在“白话文学”的思想、精神上归为一宗。我想特别提及胡适的“白话文学正宗说”。在胡适和“五四新文学”以前，也有人(如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提倡过白话文学(或谓之俗语文学)，但正如胡适后来所批评的那样，“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